“仅靠他一个人的说法吗？”
　　他反问：“难道不可以相信他吗？我对我的干部，我在用他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很省心的。”
　　再问局长的上司，县长说：“我相信我的干部的说法，因为他是我培养起来的。”
　　林业厅负责人说：“我相信镇坪的说法，因为他们是一级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皮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皮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问他：“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自知无知，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您不考虑这种可能吗？”
　　“我竖信我是正确的。”他的答案与他的对手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用赌脑袋的方式呢？”
　　“我们林口的人说话都比较粗。”他说。
　　等周正龙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长的叶子，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会儿报纸上的照片：“看见照片上周正龙手里的匕首了吗？他是在威胁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我问镇坪的县长：“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依据的是您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您觉得这个态度科学吗？”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是真的。”
　　我说：“您当时相信覃局长的工作，所以没有问他要现场的核查。您认为肯定有，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是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他脸上有什么僵冻的东西化了一点：“那你说的……可能对这个有一点忽略。”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