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
　　“他现在的处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片子播出后，有人给老范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有次采访一位老人。十六年前他是校长，被人勒索，未答应条件，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并作伪证，校长上访十六年，才得以脱罪。
　　当年的少女已经是母亲，在我们镜头前面掉泪后悔，向校长道歉。
　　校长并不接受：“这么多年，你只需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呢？”
　　办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警察，冷淡地说工作太忙，没空考虑此事。
　　老校长长叹一声：“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样大，不要处分他，我尝过处分，那个滋味不好受。”
　　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我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
　　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他住在一个柜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里，被子卷成一团，旁边放着一只满是积垢的碗，苍蝇直飞。邻居说他老婆每天来给他送一次饭。
　　我问他：“你现在这个病有人照顾你吗？”
　　他摇头。
　　“孩子呢，不来看你？”
　　摇头。
　　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
　　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有人说，那么她内心的暴力和仇恨怎么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郁积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么办，也不敢贸然说。
　　二〇一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