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迭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