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
　　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接受治疗。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
　　“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
　　“你好了。”
　　他们坐在我对面，手拉手，十指交握。
　　我没见过这样的场景，稍有错愕，看的时间稍长一点儿，心里微微的不适感就没了。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
　　“爱情。”他们毫不迟疑。
　　他们当中更活泼爱笑的那个说：“每次看到婚礼的花车开过，我都会祝福他们，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

　　当下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幻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成立家庭。
　　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儿，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她说：“我觉得他挺怪的。”
　　“怪在哪儿？”
　　“他从来没吻过我。”
　　“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他会什么反应？”
　　“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厌恶？”
　　她凄凉一笑：“对。”
　　我停了一会儿，问：“那你当时……”
　　“挺自卑的，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她的丈夫说：“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她看到丈夫总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两三点钟，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她闭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过了几天，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认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他当时就愣了，就是一瞬间，眼泪哗哗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以为他自杀了，拔腿就往楼上跑，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她上楼后，“看到阁楼上灯全都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很难过，一下子扑在他身上。”
　　浓重的黑暗里，她用手一摸，他满脸是泪水。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她说：“我恨他，我也很可怜他。”
　　我说：“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他过得也很痛苦。”
　　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