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对着他们，很奇怪，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是从胸腔里来的，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有点像……我妈的声音：“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皮式的偷拍机晃着拍。
　　交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忍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
　　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我跟老范对视一眼，想的一样：老大，换换行头嘛，这套已经过时了呀。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内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