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
　　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
　　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
　　“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
　　“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

　　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
　　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好……”
　　“你直接说‘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
　　“有什么区别么？”
　　“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
　　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