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建立初期，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红军筹款是军费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前三次反“围剿”的军费，靠的是军队自己打土豪筹款和截获国民党物资。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政府受“左”倾思想影响，贸然取消红军筹款的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主要财源。推行错误冒进的军事路线，采取“阵地战”和“正规战”的战略，并且盲目扩大红军规模。红军军费变成由苏区政府的财政负责提供。
　　为了支持枪杆子，苏区政府制定出“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的政策【19】，采取了统一财政，提高储蓄，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措施解决军费和政府开支。
　　苏区建立初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自为政，毫无财政政策可言，乱收乱用，随意浪费，更无计划和预算。财政来源就是打土豪。税收由于经验不足，有些地方不分阶级乱收税，有的政府随收随用不上交。各级政府支出极为不平衡，收入少的苦到没有煤油点灯，收入多的每月可达数千元。
　　为统一财政，克服各自为政和贪污浪费的现象，中央政府规定，各级政府的一切收入随时送交中央财政部，费用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领取，必须向上级机关报送决算表。毛泽东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员。同时，针对会计制度中各级政府收钱、管钱和用钱不分，不能相互制约的现象，作为政府金库代理的国家银行，制定了四联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保证了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严密的记录，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

　　统一财政后，中央能有效地、有计划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便集中财力来支持战争。
　　苏区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为政府向农民开征土地税和商业税创造了有利条件。税率按阶级分为中农贫农和富农两种，还有减免税的系列规定。税务机关对土地税进行征收时，使用统一的税收收据和免税证。当时，很多农民把苏区税务机关的征税和免税凭证当作拥有土地的凭据。
　　1933年3月，中央苏区还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制度。15个苏区县先后建立近30个关税处，由此，苏区有了独立自主的红色“海关”。
　　这些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银行还倡导储蓄运动，“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往来存款户，借款按透支手续办理”。“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大家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20】发行公债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它既可以避免过多发行货币，又给老百姓提供投资机会。苏区政府共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二期都是战争公债，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20万元，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金额是300万元。第一期公债的购买人可以拿债券来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结果债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实际上造成了财政损失。后来政府意识到不能让债券在赎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后就禁止了债券直接交税的做法。

　　苏区公债的发行，没有像上海滩那样把公债全部销给银行，由银行去做证券投机买卖，而是发动广大群众，走直销的路子。公债的发行，充实了苏区的财政收入，支持了反“围剿”的战争。

　　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红军军费，又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统一的货币！
　　如果没有统一的货币，收入国库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杂币，将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麻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简直就是噩梦！而正是货币的统一，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统一的载体。
　　在苏区的后期，国家银行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违背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则【21】，超量发行货币达800万元。
　　由于红军在“左”倾主义的军事领导下，战争不断失利，根据地不断缩小，而货币发行却不断扩大，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大跌，严重损害了苏区人民对革命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