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阳光涌进我在二楼的卧室的窗户。很高兴我还活着；很高兴发现枕边那血污的死猪原是一场噩梦。我聆听鸟雀的声音，只为确认我不是地球上惟一的活物。一只海鸥在海湾某处咯咯鸣叫。几只加拿大野鹅在我的草坪上呱呱叫唤。一只狗在远处汪汪吠着。目前，还好。
　　我起来，冲了澡，到了胡子什么的，然后在厨房里冲了杯干冻微波咖啡。我整晚都在思考，或者，像我们在上班是所说的，在忙于推理分析。我也给哈里叔叔，父母，兄弟们和法纳利回了电话，但并没有回复纽约时报和麦克斯。我告诉每个人那个在电视上的人不是我，而且我也没看新闻报道或答记者问。我说我晚上在老城酒馆里看“星期一晚场足球赛”——这是我本应做的——我还有证人。每个人都相信了。我希望我的顶头上司，前面提到过的中尉沃尔夫侦探，也能买账。
　　另外，我告诉哈里叔叔，玛格丽特-威利对他有意思，但他好像不感兴趣。他告诉我：“迪琪-约翰逊和我一块儿出生，一块儿长大，一块儿拥有好多女人，一块儿变老，但他比我早死。”
　　多么令人沮丧！算了，我打电话给法纳利，但他出去了。我便让他的妻子玛丽带个口信。在我结婚前我一直与玛丽在一起，但玛丽和她的前任男友根本不彼此喜欢。我的离婚和中弹都没能让玛丽和我又粘到一起。这很怪异，我是说，与搭档的妻子好。最好也不过一种古怪的关系。总之，我对玛丽说：“告诉法纳利电视上的不是我，许多人都这么搞错了。”
　　“好的。”
　　“如果我死了，那就是中情局干的。告诉他。”
　　“好的。”
　　“普拉姆岛上也许有人想要杀我。告诉他。”
　　“好的。”
　　“如果我死了，告诉他去找这儿的警长西尔韦斯特-麦克斯威尔谈谈。”
　　“好的。”
　　“孩子们好吗？”
　　“好的。”
　　“我快没气了，肺不行了。”我挂掉了。
　　行，至少我是被录了音的。如果我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的人偷听，那才好呢，让他们听听我怎么对别人说我认为中情局的人要杀我。
　　当然，我并不真的这么想。泰德-纳什，就个人来说，他会想杀我，但我怀疑一个部门不会赞成干掉一个家伙，只因为他爱挖苦人。但是关键点是，如果这事儿和普拉姆岛有某种不寻常的联系，那么我不会为又出现几具尸体面惊讶的。
　　昨晚，在我打电话时，我用手电和放大镜查了一下我的家伙和弹药，一切看起来都还好。如果不占用太多时间的话，不会让你走火入魔的话，妄想症也是乐趣所在，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觉得日子单调的话，你可以假想某人想杀你，或者想操你，那么你可以玩些小把戏，像使用汽车遥控点火，或想像有人在窃听你的电话，或搞坏你的武器。一些疯狂的人常常树立一些叫他们去杀人的假想的朋友。而另一些疯子则制造些要杀他们的假想敌。后者，我想，疯狂的程度稍轻，也更有用一点儿。
　　总之，我这一晚剩下的时间又测览了一遍戈登夫妇的财政记求。
　　我仔细查看了去年五六月份的，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安排一趟公差之后的英格兰一周度假的开支的。我现在注意到六月份的护照卡，比通常稍微高出一点儿，这便是他们的证券交易所，一条乎坦大道上的小起伏。而且，他们去年六月的电话单比平常多出100美元左右，表明在五月份可能有长途通话。而且，我假定他们随身带着现金或旅游卡，但账上却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取款记录。这是惟一的而且是第一次显示，戈登夫妇另外还有现金。获得非法收入的人们常常买上几千元的旅游卡，跑到外面去，挥霍寻欢，否则，戈登夫妇们也许知道如何在英国一天只花二十美元。
　　不管情况是怎样，根据打印件，我们说过，账目很清楚。也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隐藏得很好。或者那并不涉及的存取数目并不大，至少不在这个账本上。戈登夫妇很聪明，我提醒我自己。他们是科学家，因为如此，他们小心，耐心，并且细心。现在是星期三早上八点，我已经喝到第二杯差劲的咖啡，在冰箱里四处寻找有什么可吃的。芦笋还是芥未？不，黄油和胡萝卜也行。
　　我拿了胡萝卜和一桶黄油站在厨房窗前，沉思默想。稀里糊涂，还一边拒绝。我等着电话响起来，等贝恩来确认下午四点的事。但厨房里除钟表声外一片寂静。
　　今天早上我穿得更漂亮了，棕色棉长裤，斜纹牛津杉。一件亮蓝色上衣搭在厨房椅子的背上，膝上放了枝手枪，丽防弹衣——离开了这儿能用的着的——穿在茄克里面。另外，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忘皮夹里放个避孕套。我准备好了去迎接一场战斗或一场浪漫，或这一天中会发生的任何事情。
　　胡萝卜拿在手中，我朝海湾走下斜草坪。水面上浮着轻轻的雾气，我走出来，到了叔叔码头的尽头，那儿需要大修一下。我向我涉及的地方观望，回忆起那次戈登夫妇在这个码头上靠岸的情景——那大约在六月中甸。我在绿港村克劳迪亚餐馆的酒吧内与他们第一次会面后的一个星期左右。
　　当他们在哈里叔叔的码头靠岸时，我正在后廊上疗养，老样子坐着，喝着疗养啤酒，用望远镜观察着海湾。这时，我看见了他们。
　　而一星期前在克劳迪亚餐馆时，他们要我描绘一下去我家的水路，当然，他们找到了。我记得走下码头去迎他们，他们说服我与他们去兜一圈。我们转过了长岛南北福克郡之间的一连串海湾——大匹克尼克，小匹克尼克，诺亚克和南侯德湾，然后出到嘉丁纳海湾，又去了东方角。那时汤姆打开了快艇上的风门，我以为我们要飞到空中去了。我的意思是，这玩意儿开起来了，越过了海湾的障碍。反正，那一次戈登夫妇领我见识了普拉姆岛。汤姆说：“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朱迪加上一句：“哪一天我们看能否为你弄到一张参观证，那儿实在很有趣。”是很有趣。
　　那一天我们还在普拉姆海峡遇上了风和潜流，我以为我要往海峡里吐空肚子，同时好奇地想，这海峡是不是因此而出名的。因为这个英文地名有两层意思：既指海峡又指肚子。我记得我们在水上呆了一整天，回来时精疲力竭，晒得蔫蔫的，又饿，汤姆去买比萨饼，朱迪和我在后廊上喝啤酒，看着夕阳沉下去。
　　我认为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家伙，但戈登夫妇想尽力与我为友，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起初，我并不需要也不想要伙伴，但汤姆英俊而风趣，朱迪又很美，而且聪明。有时事情在发生时总是搞不大明白，但一段时间过后，或一件什么事发生过后，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便意义分明了，对吗?
　　戈登夫妇也许已知道他们处在危险中，或有可能遇到危险。他们已和麦克斯威尔警长熟悉了，而又想要一个人或一些人来知道他们与警长很熟。那么下一步，他们便花了许多时间和你小子在一起。我想这也许是向某人显示汤姆和朱迪和警察出游的一种方式。如果戈登夫妇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和麦克斯会收到一封信，但我并未屏住呼吸。
　　另外，这一回想还有一点，那个特殊的六月夜晚，在汤姆带着比萨饼回来之前，空着肚子灌了三瓶酒的朱迪，瞧着叔叔的房子问我：“这样的地方值多少钱？”
　　“我猜大约四万美元，也许更多一点。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你叔叔要卖它吗？”
　　“他向我出低于市场的价，但我需要二百年的抵押贷款才行。”
　　谈话终止了。但当人们问你一幢房子，一只船或一辆车值多少，又问你是否出卖，他们不是太烦人就是想要买。戈登夫妇不是多事的人，现在，当然，我想那时戈登夫妇正期盼着迅速致富。但如果这些钱来路不正，戈登夫妇不会将这钱四处招摇，去买一幢四十万美元的水土豪宅的。因此，这快要到手的钱要么是合法的，要么表面上看是合法的。疫苗？也许。
　　然后事情出了点岔子。这两个聪明的脑袋在甲板上开了花。像有人在烤肉宴烤架旁掉了一袋五磅装的碎牛肉一样。
　　记得在那个六月夜晚，我后来对汤姆说我认为到海峡里有点儿危险。汤姆已经从啤酒喝到葡萄酒，脑袋糊成团了。他有一种技术人员式的哲人般的神经质，对我说：“在海湾里的小船是安全的，但船不是为此而造的。”
　　确实不是，隐晦点说。我醒悟到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致命物质打交道的人从本质上讲，是冒险者。他们在生物危害前赢了这么久，便开始以为他们是有魔法护着的。然而他们越出了本性，像深水潜水员去爬山一样，反之亦然。有许多力气，但不知该怎么做。
　　哎，还是回到九月的星期三早晨，现在是上午九点。曾和我一起站在哈里叔叔码头上的汤姆和朱迪-戈登，已经死了。如今案子却到了我手中，阴差阳错啊。
　　我转身向房子走回去，清晨的空气和胡萝卜使我活力充沛。而又被两个好人的记忆所驱动着，头脑很清醒。昨天的失望与忧虑被正确地看待，我休息够了，渴望去战斗一场。
　　在声波显示屏上，似乎还有一点未被连接，需要放上去：酒商弗雷德里克-托宾先生。但首先，想起有人可能在我去海边思考的时候打过电话来。我检查了我的录音电话，没人留言。“讨厌。”哦，哦，约翰。
　　有点儿受伤害，更多的是恼怒。我离开了屋子。我穿着拉尔夫-劳伦斯牌的亮色上衣，汤朱-希尔费格脾的中津衫，艾迪-包尔牌的长裤，波瑞-艾利斯牌的拳击短裤，用着卡尔-拉格菲尔德脾的剃须水，井带着史密斯和威森牌的左轮手枪。我用遥控器发动了汽车，爬了进去。
　　“你好，吉普。”
　　我驶上大路，向东转，开进朝阳里。大路总体是乡村式的，但却成为许多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在闹市区之间有谷仓，农舍，保育院，许多小摊，几家简单然而不错的餐馆，一串古董店，和一些非常迷人的新英格兰护壁板式教堂。
　　但与我还是一个小家伙时不一样的是，沿路已冒出了两打酒厂。不管葡萄园在哪里，大多数酒厂都在大路边设立了总部，以便和旅游业联合。这儿会举办葡萄酒之旅或免费赏酒会活动。常常伴随着去礼品店的一次义务性游览，在那儿日出夜归的旅游者感到有义务要买上一些当地的葡萄美酒，还有酒乡挂历，烹调书，水瓶塞，茶杯垫等诸如此类。
　　大多数酒厂建筑物实际上是从农舍和谷仓改建而来，但有一些是新的大复合体，把实际产酒设备，酒类礼品店，一个餐馆，酒馆等融为一体。大路虽然不是阳光大街，而北叉也不是罗纳河斜谷，但四周环境令人愉快，如同穿越鳕鱼角与纳帕山谷时的感觉一样。
　　酒也不坏。我听说。有一些相当不错。我听说。一些还得了国家和国际奖，我听说。至于我，我会赢得一个妨娘。
　　在那个叫匹克尼克的小村庄中，我在一个大卸石停车场停下来。那儿一块木牌上写着：弗雷德里克-托宾葡萄园。木牌上了黑色清漆，而刻在木头中的字被涂成金色。一些怪异的呈十字交叉状的彩色条纹分布在清漆表面。如果不是在酒店或在汤姆和朱迪的家中见过，当看到托宾酒标签上也有这样的条纹，我会把这看作是对艺术的破坏行为。注视着托宾先生的木牌上的斜纹漆，我得出结论：这就是艺术。艺术与破坏艺术的行为之间差别越来越难以辨认了。
　　我从我那昂贵的运动用车中出来，注意到和它一样的车有一打。这也许是这种车的产地。也许。或者，对于那些离开马路便是小路，即意味着停车地的城市或者乡村牛仔们来说，他们是最佳选择？但是我岔开了这问题。
　　朝托宾复合体走去，压碎又发酵了的葡萄的气味浓烈，成千上万只蜜蜂飞来飞去，有一半喜欢我的雷格非香水。
　　我怎么描写托宾酒厂呢？哦，如果一幢法国别墅是用美国雪松木条建成的，就是这地方的样子。显然托宾先生花了不少钱来建这一座他梦想中的房子。

　　我以前来过这儿，认识这地方。即便在我进去以前，我就知道这复合体包括游客接待区，左边是一个大的酒类礼品店。
　　右边是真正制酒的一侧，一幢矮爬爬的两层楼建筑里充斥着铜缸，压榨机之类的物品。我有一次随导游来过这儿，听了不少胡说人道。人世上从来没有就葡萄一样小的事情编造出这么多废话的道理。我想。梅子还更大点儿呢，不对吗？人们酿造梅子酒，对吗？在这儿扯什么关于葡萄的谈呢?
　　不管怎样，在这些上面是一个宽阔的中心楼，类似于一个城堡主楼，大约五十英尺高，上面飘了块大旗。我说的不是老光荣旗，而是一块带了托宾商标的黑旗。有的人就喜欢到处挂自己的名所有的墙板都溅着白色，因此从远处看，有点儿像你在旅游手册上看到石灰岩别墅。弗莱迪在这玩意儿中花了大本钱，让我奇怪榨葡萄行业能赚多少钱。
　　继续对托宾别墅的描述。左边更远处是一个小餐馆，女人和游客们议论纷纷，觉得它很可爱，我说它刻板又沉闷，但不管怎样，如果老城酒馆被健康委员会关闭了，它会成为我的去处之一。
　　餐馆有一个加盖的走廊，在那儿穿着艾迪、汤米、拉尔夫、莉兹、卡洛尔和帕瑞牌的人们可以坐下，说一些关于葡萄酒的废话，顺便提一下，那酒真的只是葡萄汁掺上酒精罢了。好了，连在这漂亮的餐馆后边的是一个大一些的招待厅，据业主弗雷德里克-托宾签名的小册子上说，那是一个举办婚礼、做礼拜或办酒会的好地方。
　　我曾经因参加托宾先生的一次尝酒会来过这大厅，那是七月份的事。为了庆贺一批新酒开缸，我猜就是酒酿好了可以卖或狂钦了的意思。我作为戈登夫妇的客人出席，这我可能提过。那一次大约来了两百来人，一些北叉社会的上层人物——银行家，律师，医生，法官，政客，几个从曼哈顿来此度暑假的人，成功的商人和经济人等等。混杂在这些当地体面任务中的是一些艺术家，雕刻家和作家，因为各种原因，未能照海湾对岸的同行们的样子做。也许他们中许多人经济上不得意，任不起汉普顿，但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比他们的汉普顿同行们更具有艺术上的真诚感。还有，麦克斯被邀请了，但不能来。据汤姆和朱迪说，他们是当中惟一的普拉姆岛的人。汤姆说：“主人和主妇像避瘟疫一样躲普拉姆岛上的人。”我们都为此咯咯笑了好一阵。哎，我想汤姆，还有朱迪，她很聪明。
　　我记得在那次葡萄汁品尝会上，汤姆也把我介绍给我们的主人，弗雷德里克-托宾，一个单身绅士，第一眼见他是个穿了双舒服的鞋子的男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托宾先生穿着一套花花公子式的紫西装，一件真丝的衬衫，一个点缀了葡萄藤与葡萄串的领带。令我作呕。
　　托宾先生很礼貌，但对我有点儿冷淡，当我在聚会中时，这冷淡总让我恼火。我的意思是一个凶杀侦探类似于人际交叉点。一般的主人和女主人都高兴有一两个侦探在场，讲个故事。每个人都喜欢听谋杀。但弗雷德里克在我告诉他对酒的看法之前，他便有点儿不耐烦我了。
　　我对汤姆和朱迪提起过这位先生对我不够礼貌的事。汤姆和朱迪告诉我弗雷德里克实际上是一个热情的异性恋者。据未迪说，有些人因为弗雷德里克的魅力与举止丽把他误认为是同性恋或双性恋。我从没这么想过。
　　我从戈登夫妇处知道，醇美温和的托宾先生在法国研究过酒文化，并得了一些葡萄汁学位什么的。
　　汤姆曾指着一个年轻的女士告诉我那是托宾先生现在的情妇。她是绝对地迷人……二十岁左右，高个，金发，蓝眼睛，身材好像她才从果子冻模型里出来似的。弗雷德里克，你这幸运的混蛋，我怎么错看你了呢?
　　这样，这是我与这蜜蜂的主人惟一的一次遭遇。我明白汤姆和朱迪为什么把这家伙拣了出来——首先，戈登夫妇喜欢葡萄酒，而托宾产一些最好的酒，但除此之外，酒类行业有一整套的社交模式。如晚会，私人晚宴，葡萄园户外音乐会，海滩上的豪华野餐等等。戈登夫妇看来一整套都上，这令我很吃惊。虽然他们没朝弗雷德里克献媚，或巴结他，当然他们在社交上，经济上，职业上或别的什么上与他都很少共同点。重要的是，我发现汤姆和朱迪会和弗雷德里克这样的家伙搅在一起，有点不符合他们的性格。看着这个名字，是一个有略不发音的“e”的例子，虽然这里所有的人都喜欢在什么东西后面加上个“e”，说得尖刻一点，弗雷德里克这葡萄园主看上去像头傲慢的驴。我有要让他泄气的想法。此外，他有一把胡子，也许还有一辆白色赛车。
　　我现在正在礼品店中，伸头四处探视，想找到什么好东西送给我那失去的女友，比如一个会用把手说“我在北叉上被拧紧”的瓶塞钻。没那玩意儿，我发现了一个手工漆的陶瓷瓦，一端停了只鹗。这是只样子十分古怪的鸟儿，但我喜欢瓷瓦，因为上面没有酒的图案。
　　当出纳员包装时，我问她：“托宾先生在吗？”
　　那漂亮的年轻女士膘了我一眼，回答说：“我说不准。”
　　“我想我见到他的车，白色赛车，对吗？”
　　“他也许就在附近。加上税一共十元九十七分。”
　　我付了带税的十元九十七分，拿起我的找头和包裹。
　　“你来过葡萄园观光会吗？”她问我。
　　“没有，但我看过一次啤酒观光会。”我从夹克里掏出警察证举到她面前。“警察局，小姐。我想请你做的是拨打电话，尽力找到托宾先生，让他利索点过来。怎么样？”
　　她点点头，按吩咐的做了。她向电话里说：“玛丽琳，这儿有个警察想见托宾先生。”
　　“利索点，赶快！”
　　“别耽搁。”她把我的话改装了一下，“好的，好，我会告诉他。”
　　她挂上电话，对我说，“他马上下来。”
　　“从哪儿上去？”
　　她指着对面墙里一扇关着的门说：“那儿通向塔楼套间——业务办公室。”
　　“好，谢谢。”我走到门边，打开，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大又圆的木板地共用区，有点儿像大厅，这是塔楼的基部。一扇门通向发酵缸，另一扇是我刚才从接待区进来的门，一扇玻璃格子门通向酒厂的后部，还有一段楼梯通向上面，在它的右边，是一部电梯。
　　电梯门开了，托宾先生大步流星走出来，匆匆地往礼品店去，几乎没瞟我一眼。我注意到他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我叫道：“托宾先生？”
　　他转向我：“哎。”
　　“科特尼侦探。”我有时读错我自己的名字。
　　“哦，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需要占用你一些时间，先生。”
　　“关于什么事？”
　　“我是个凶杀案侦探。”
　　“哦……戈登夫妇。”
　　“是的，先生。”他显然不记得我的股，虽然还是七月里他见过的那张脸。当然，我的名字稍微改了一下，但不管怎样，我不打算提醒他。考虑到我的状态，职权范围和所有那些技术废话，我只是没听麦克斯在电话中的留言而已。我对业主说，“我了解到你是被害者的朋友。”
　　“是的……我们是社交场合的熟人。”
　　“我明白了。”看着弗雷德里克-托宾，我懊恼地承认，他穿得有点像我。一大堆设计师品牌和帆布跑鞋。他没带着葡萄领结，但在亮蓝色上衣胸前口袋里点缀了傻乎乎的百合色迭绉。
　　托宾先生五十岁左右，也许更年轻，不到中等个头，这也许就是他那拿破仑情结的原由。他有一头丰厚的短褐发，虽然不全是他自己的。还有一撮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子。他的牙齿，也不是他自己的，珍珠般洁白，他的皮肤给晒成棕色，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修饰得很好，说话得体，举止得体的人。但所有的化妆和修饰也改变不了他那小而黑亮的眼睛，骨碌乱转，似乎容纳它们的眼睛过于宽绰，它们没怎么粘牢在眼睛里。
　　托宾先生身上带着一种松木剃须液的味道，我不知那会不会招惹蜜蜂。
　　他问我：“你想问我问题，是吗？”
　　“就几个常规问题。”但顺便说一句，凶杀调查中并没有常规问题。
　　“对不起，我不……我的意思是，我对发生在戈登夫妇身上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知情。”
　　“哦，他们被谋杀了。”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
　　“我只需要了解一些背景。”
　　“也许我该叫我的律师。”
　　听了这，我眉毛抬了抬，我说：“这是你的权利。”我又补充道，“我们可以去警察局提问，你的律师在场；也可以就在这儿10分钟解决。”
　　他看上去是在考虑。“我不知道……我不习惯这样。”
　　我以我最温和的语调说：“瞧，托宾先生，你不是一个嫌疑犯。我只是在对戈登夫妇的朋友进行访谈，你知道……背景。”
　　“我明白，好……如果你认为我能帮帮忙，我会乐意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你往那边走。”我想让这家伙远离电话，于是我说，“我从未散步穿过一个葡萄园。我们可以走走吗？”
　　“当然。实际上，你到的时候我便准备这么做了。”
　　“这对每个人都管用。”
　　我跟随他出了玻璃格子门，走到阳光里。两个小型的卸货卡车停在附近，装满了葡萄。托宾先生告诉我：“我们两天前开始收摘。”
　　“星期一？”
　　“是的。”
　　“这是你的好日子。”
　　“是愿望实现的日子。”
　　“我猜你整天都在这儿。”
　　“我很早就到这儿了。”
　　我点头。“好收成？”
　　“非常好，谢谢。”
　　我们走过后面的草坪，进了最近的葡萄园，在两排未摘的葡萄之中。味道实在好闻，蜜蜂还不曾落到我身上，谢天谢地。
　　托宾先生指着我上面有他的商标的小包问：“你买了什么？”
　　“为我女朋友买的彩绘瓦。”
　　“哪一个？”
　　“贝思。”
　　“我的意思是，哪一种瓦？”
　　“哦，有鹗的。”
　　“他们时兴起来了。”
　　“彩绘瓦？”
　　“不，鹗，看，侦探……”
　　“它们很古怪。我读到它们以交配为生。我想它们也许不一般。它们为什么以交配为生？”
　　“侦探……”
　　“但我读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当雄鸟返回同一巢时，雌鸟会以交配为生。你知道，野人会在大树上搭起平台，而它们则把巢搭在那儿。鹗，不是那些野地居民。”
　　“侦探……”
　　“接下来说的是雌鸟并非真的坚守一夫一妻制。它们恋巢。它们每年返回同一个巢，然后勾搭上第一只出现的雄鸟。但有点儿像南汉普敦夏日别墅里的夫人们。我的意思是，OK，那雄鸟也许死了，或者院子弹了。那么他再也不出现了。但有时他只是迟了一步，没搭上火车，你知道吗？同时，她正在与那可怜的家伙交配呢。但反正，回到鹗上来……”
　　“请原谅，侦探……什么？”
　　“请叫我约翰。”
　　他膘了我一眼，我看出来他正努力回想我是谁，但不能确定。无论如何，在我这一番小小的哥伦布路线上面，托宾已经断定我是个白痴了。他稍稍轻松了一点，对我说：“我听到这事很惊讶。”他又补充道，“多悲惨呀。他们是那样年轻而富有生气。”
　　我不答话。
　　“你知道什么关于葬礼安排的事情吗？”
　　“不，先生，我不知道。我想戈登夫妇还在医检办公室里……医学检查。他们现在都成一块块的了，以后再缝到一起去。就像医学检查人员用器官做拼字游戏。我的意思是，人们怎么才知道器官丢失了呢？”
　　托宾先生不置一词。
　　我们沉默着在葡萄园中穿行了一会儿。有时如果你不问问题，那个被你面谈的人便会不安并开始胡言乱语，以填补沉默的空白。一两分钟后，托宾先生说：“他们看上去是那样好的人。”

　　我点头。
　　他等了几分钟，又说道：“他们在世界上不可能有仇敌的。但普拉姆岛上却有些奇怪的动静。事实上，发生的这事儿像一次盗窃，这是我在广播中听到的。麦克斯威尔警长说这是一次盗窃案。但一些媒介却尝试要把它和普拉姆岛联系起来。我应该给麦克斯威尔警长打个电话，他和我是朋友，熟人，他认识戈登夫妇。”
　　“真的？这儿的每个人似乎都彼此认识。”
　　“看起来是这样。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我们三面环水。它看来几乎像一个小岛。最后，每一家的门路互通。这就是为什么如此烦人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之中的某人做的。”
　　“你指杀手或被害者？”
　　“哦，随便哪一个。”托宾先生回答道，“杀手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被害者也有可能是……你认为杀手会再次出击吗？”
　　“哦，我希望不会。我已经有够多的要做了。”
　　我们在这老长的一行葡萄藤中一直走着，但托宾先生止住不说了，于是我问他：“你与戈登夫妇有多熟？”
　　“我们是社交场上的朋友。他们对酿酒的传奇与魅力很着迷。”
　　“真的吗？”
　　“你对葡萄酒感兴趣吗？侦探？”
　　“不，我是喝啤酒的人。有时喝点伏特加。嘿，这个听起来怎样？”我向他甩出克朗平斯基的真正的土豆伏特加。天然醇味。“你认为怎样？妨妹行业，对吗？这儿到处都是马铃薯。长岛的整个这一端都可能泡在酒精里。一些人看到的是葡萄果冻和土豆泥，我们看到的是葡萄酒和伏特加。你怎么认为？”
　　“有趣的想法，”他从藤上摘了一串葡萄，挤了一个到嘴里。“味道真不错。甜美醇厚，又不是太甜。今年阳光雨露恰到好处，将是一个丰收年。”
　　“好极了。你最后一次见到戈登夫妇是什么时候？”
　　“大约一星期以前。这儿，尝尝这个。”他把几个葡萄放到我手中。
　　我放进嘴里，嚼起来，吐出皮。“不错。”
　　“皮上喷洒过东西了。你应该把仁挤进嘴里，这儿。”他递给我半串。我们一直走着，像是老朋友似的，往嘴里捞着葡萄仁——但不是往对方嘴里。我们还没有那么亲密。托宾先生继续说着天气，葡萄这些事儿。他说，“我们有和被尔多一样适度的年降雨量。”
　　“你没说有？”
　　“但我们的红葡萄酒不像波尔多那类酒那么浓。我们的质地不同。”
　　“当然。”
　　“在彼尔多，他们让果皮在发酵后的新酒中浸上好长一段时间，让它变软。然后他们把酒在桶中存上个两三年。但这对我们来说行不通。我们的葡萄和他们的之间隔了一个大洋。他们是同一种的，但却因此发展出不同的特点。就像我们。”
　　“好见地。”
　　“在放酒瓶上架时，我们必须做得比波尔多人做得要更小心一些。我早些年出过些错。”
　　“我们都会出错。”
　　“因此保护水果更重要，比如，比较起为鞣酸的昧道而担心起来，我们不像在被尔多一样放鞣酸。”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美国人骄傲的地方。”
　　“酿酒时，一个人不能死抠理论，教条化。而必须发现什么管用。”
　　“这和我的工作差不多。”
　　“但我们可以从老手那儿学。在彼尔多，我知道了叶面宽的重要性。”
　　“是找对了地方去学。”这不像一个历史教训那么可恶，但却是一个讨厌的附和之辞。然而，我让他胡说着。我止住了一个哈欠。
　　他说：“在这北纬的地方，叶子可以捕捉阳光。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和加利福尼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在这儿，像在波尔多，你得在时面覆盖和葡萄的光照率上维持平衡。”
　　他继续说，说了又说。
　　但，我发现自己几乎喜欢这家伙了。尽管我的第一印象。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会成为好朋友，而是弗雷德里克-托宾还有些可爱之处，虽然有点儿过火了。你可以说他热爱他干的这一行。在葡萄藤中他看来非常自在。我开始理解戈登夫妇为什么喜欢他。
　　他对我说：“北叉的气候自成一体，与周围不同。你知道我们比海湾对面的汉普敦的日晒充足吗？”
　　“你开玩笑。那在汉普敦的富人知道吗？”
　　他继续说：“知道海湾对面的康涅狄格阳光更充足？”
　　“不是你说的吗？为什么？”
　　“这与水域以及周围盛行的风向有关。我们是海洋性气候，康涅狄格是大陆性气候。那儿水中的温度可能比这儿要冷上10度。要那样会危及葡萄。”
　　“这还用说。”
　　“而且，这儿从来不太热，适宜葡萄生长。我们周围的水域对气候有中和作用。”
　　“更温暖，更阳光明媚。鹗鸟飞回来了，妙极了。”
　　“土壤也很特别。是非常肥沃的冰川土，养分适宜，通过下面的沙层得到水分。”
　　“小子，我告诉你，当我是个小孩时，如果有人对我说，‘嘿，约翰，这儿有一天会变成葡萄园！’你知道，我会当他的面大笑，在他那玩意儿上踢上一脚。”
　　“你对这感兴趣吗？”
　　“非常。”一点儿也不。
　　我们转进另一排藤中，一架机械收采机正在从藤上把葡萄击落。葡萄串便被吸入了这奇怪的玩意儿里。谁发明了这玩意儿?
　　我们又钻进另一排藤中，几个适婚年龄的年轻人，穿着短裤和托宾T恤，在手工采摘，一篮一篮的葡萄放在葡萄藤下。葡萄园的主人停下来，与他们逗乐子。他今天兴致不错，而那帮小年轻们也应和得很好。他也许老到可以做她们的父亲了，但姑娘们纯粹只是注意钱。我得用尽魅力和智慧来把她们的内衣脱下，我却知道有钱的家伙虽然不对年轻女人说些聪明又迷人的话——比如，“让我们这星期从刚果飞到巴黎。”——却每次都奏效。
　　一两分钟后，我们从这群小葡萄采摘者处走开，托宾先生对我说：“我今天早上没听广播，但我的一个雇员告诉我，她从广播上听到，戈登夫妇可能偷了一根奇特的新试管。准备卖掉。显然他们被出卖并谋杀了。是这样吗？”
　　“看上去像是这样。”
　　“没有瘟疫……或什么流行病的危险——”
　　“根本没有。”
　　“好。那天晚上许多人在担忧。”
　　“别再担心了。你星期一晚上在哪里？”
　　“我？哦，我和许多朋友在一个晚宴上。我自己的餐馆里，事实上，就这儿。”
　　“什么时候？”
　　“大概八点钟。我们还没听到新闻。”
　　“早些时候你在哪里。像五点，或五点三十分左右？”
　　“我在家里。”
　　“独自一人？”
　　“我有一个管家和一个女朋友。”
　　“很好。他们能回忆起来你五点三十分时在哪里吗？”
　　“当然。我在家。”他继续说，“这是采摘的第一天，我在黎明时到这儿。四点钟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回到家去睡觉。然后我又回到这儿参加晚宴。算是为丰收而举行的小庆祝活动。你从不知道第一次采摘何时开始，所以它是自发性的。在一两个星期内，我们会举行一次大的丰收晚宴。”
　　“好一种活法。”我问，“参加晚宴的是哪些人？”
　　“我的女朋友，房地产经理，一些朋友……”他看了看我，说，“这听起来像是审问。”
　　应该是。而且是。但我不想让托宾先生不安，而去叫他的律师，或麦克斯。我对他说：“这只是些标准问法，托宾先生。我试着要勾勒出一幅星期一晚上每个人所在的位置和所干的事情的图景。这一类的吧。当我们有个嫌疑犯时，那么戈登夫妇一些朋友和合作者可以成为见证人。你明白了吗？到我们知道时才知道。”
　　“我明白了。”
　　我让他镇静了一会儿，我们又开始关于葡萄的交谈。这家伙挺圆滑的，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他有点儿不安和糊涂。我问他：“上一星期你何时何地见过戈登夫妇？”
　　“哦，让我想想……在我家举行的晚宴上。我有几个人参加。”
　　“你吸引戈登夫妇的地方在哪里？”
　　“你什么意思？”
　　“就我说的意思。”
　　他回答说：“我想我指的是另一层意思，侦探。”
　　“那么你为什么邀请他们到你的房子来？”
　　“哦，……说实话，他们会讲一些关于普拉姆岛的十分吸引人的故事。我的客人们喜欢听。”他又说道，“戈登夫妇赚来了他们的晚宴。”
　　“是吗？”戈登夫妇很少对我说起他们的工作。
　　“还有，”他说。“他们是一对非常漂亮的夫妇。”他问我。
　　“你……我指……我想当你看到他们时……但她是一个少见的美人。”
　　“确实她是。”我问，“你干她吗？”
　　“对不起？”
　　“你与戈登夫人有性关系吗？”
　　“老天爷，没有。”
　　“你试过吗？”
　　“当然没有。”
　　“你至少想过吧？”
　　他考虑了一会儿他是否想过，然后说：“有时，但我不怎么爱追逐女人。我身边已经够多了。”
　　“是吗？”我猜当你拥有葡萄园，别墅，发酵缸和装瓶场时，香摈酒就起作用了。我想知道那些只拥有小酒厂的家伙会和葡萄酒商一样情场得意吗？也许不会。瞧着吧。
　　不管怎样，我问托宾先生：“你去过戈登夫妇的家吗？”
　　“不，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住哪儿。”
　　“那么你往哪儿送社交请柬呢？”
　　“哦……我的公关联系人负责这事儿。但如果我想一想，我记起他们住在……住在拿骚角。”
　　“是的，先生。新闻里会有。拿骚角居民被谋杀。”
　　“是的，我还记得他们提到他们在水上有一处地盘。”
　　“确实他们有。有过。他们经常定期往返普拉姆岛。他们可能在宴会上讲普拉姆岛故事时附带提起过几十次。”
　　“是的，他们提过。”
　　我注意到托宾先生慧发的根部有豆大的汗珠。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即便最无辜的人也会出汗，当他们处于(文明而又温和的三度审问下时)。我的意思是：我们过去常说到老早从别人嘴里逼出话来——你知道——怒视的灯光，不停顿的审问，第三度什么的。今天，我们非常温和，但有时无论你多么温和，一些人——无辜的或是有罪的人都一样——只是不喜欢被提问。
　　天气有点暖和了。我脱下我的鲜蓝色上衣，甩到肩膀上。我的史密斯和威森牌手枪在我的脚躁上。因此，托宾先生没受惊吓。
　　蜜蜂已发现了我，我说：“这玩意儿咬人吗？”
　　“如果你惹它们，它就会叮。”
　　“我不惹它们，我喜欢蜜蜂。”
　　“他们实际上是黄蜂，黄夹克。你一定洒了些它们喜欢的科隆香水。”
　　“雷格非。”
　　“这是它们喜欢的。”他又说，“别理它们。”
　　“对。星期一晚上戈登夫妇受到邀请了吗？”
　　“不，我不会正式邀请他们来这样一个小型的朋友聚会……星期一聚会大都是一些亲密的朋友和生意上有来往的人。”
　　“我明白了。”
　　“你为什么问这个？”
　　“哦，只是为了解嘲。你想，如果他们被邀请了，也许他们会更快回家，穿戴好……你想过没有，他们可能就此错过了与死亡的约会。”
　　他回答：“没有人错过了与死亡的约会。”
　　“是的，你知道，我认为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是在一排结着紫葡萄的藤中。我问托宾先生：“为什么紫葡萄酿出红葡萄酒？”
　　“为什么……？哦，……我想你也许叫它‘紫葡萄酒’更正确。”
　　“我会的。”
　　托宾先生说：“这其实叫做pinotnoir，noir的意思是黑的。”
　　“我懂法语。这些葡萄叫黑葡萄，它们看上去是紫的。而酒却叫红酒。你看为什么人们会搞混了？”
　　“其实不是那么复杂。”
　　“当然是的。啤酒就简单，有贮藏啤酒和高级啤酒，还有麦芽酒和浓烈黑啤酒。不提清啤酒和黑啤酒。起码有贮藏啤酒和高级啤酒，谈色或普通的。你走进一个酒吧，能从塞子上看到是什么，因为塞子上贴了标签。你可以问，‘瓶子里是什么？’当他们稀里哗啦被倒出来时，你说，‘老兄。’故事结束。”

　　托宾先生微笑着。“这真有趣，实际上，我在大热天喜欢喝杯好的冰啤酒。”他诡秘中今地朝我靠过来说，“别告诉任何人。”
　　“你的秘密在我这儿很安全。嘿，永远这样。你在这几有多少亩地？”
　　“这儿我有二百英亩。另外四处散布了二百英亩。”
　　“哇，这很大。你租土地吗？”
　　“一些。”
　　“你从玛格丽特-威利处租地吗？”他没有立即回答，如果我是和他对面坐在一张桌旁，我就能看清我说“玛格丽特-威利”这一刻他脸上的表情。但他的迟疑已经够意思的了。
　　最后，托宾先生回答：“我相信我租了。是的，租了。五十英亩。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知道她租地给酒商。她是我叔叔和婶婶的老朋友。世界很小，小叉。”我转变话题问，“这么一来，你是叉上最大的一粒葡萄吗？”
　　“托宾园是北福克最大的葡萄园，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
　　“你怎么经营到这一步？”
　　“勤劳，丰富的葡萄种植知识，毅力和一流的产品。”他又说，“好运气。我们怕的是飓风。八月末到九月初。有一年收获很晚，大约十月中旬。不下六次踞风从加勒比海岸吹过来。但每一次都朝了另一个方向拐去了。巴克斯在守护着我们呢。”他又解释说，“巴克斯是酒神。”
　　“和一个极好的作曲家。”
　　“那是巴赫。”
　　“对。”
　　“顺便提一下，我们这儿有音乐会，有时有歌剧。我可以把你加到我们的投递单中，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发现我们正朝那大木条复合体走。我说：“这太好了。酒，歌剧，好伙伴。我会把我的名片透过来。这会儿用光了。”
　　当我们朝酒厂走去时，我四下看看说：“我没看到你的房子。”
　　“我实际上不住这儿。在塔楼顶部我有一个位处，但我的房子得从这儿往南去。”
　　“在水上？”
　　“是的。”
　　“你用船吗？”
　　“偶尔。”
　　“帆还是机动？”
　　“机动。”
　　“戈登夫妇曾是你屋子里的客人？”
　　“是的，有几次。”
　　“他们乘船而来，我猜。”
　　“我相信他们来过一两次。”
　　“你乘自己的船去拜访过他们吗？”
　　“没有。”
　　我准备问他是否他有一辆白色“保时捷”，但有时还是不要问一些你能以其他途径发现答案的问题。问题会向人泄露秘密，会把他们吓着。弗雷德里克-托宾，像我说的，不是一个谋杀嫌疑犯，但我有一种印象：他隐藏了什么事情。
　　托宾先生领我穿过出口。他说：“如果有什么再需要我帮忙的，请通知我。”
　　“好的……啊，我今晚有个约会，我想买瓶葡萄酒。”
　　“试试我们的墨尔本红葡萄酒。九五年度的无与伦比。但价钱稍微高一点。”
　　“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我还有几件东西要包一下，不管怎样。”
　　他迟疑了片刻，然后领我进了礼品店。它连在一个宽敞的品酒厅旁。是一间非常漂亮的房间，有三十来尺长的橡木品酒吧台，另一边是半打售货亭，到处都是葡萄酒箱子，架子，染色玻璃窗，菱形玻璃瓦地板，等等。十多个爱喝葡萄酒的人在房间里漫步，评论商标，或在吧台旁咕嘟咕嘟地喝免费酒。与正在倒酒并努力微笑的年轻男人和女人作愚蠢的交谈。
　　托宾先生对其中一个倒酒者问了声好，她叫莎拉，一个漂亮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子。我猜测弗雷德里克自己挑选的家具，他对漂亮干净的东西很有眼光。老板说：“莎拉，倒酒给……先生……”
　　“约翰。”
　　“给约翰倒一点九五年的墨尔本酒。”
　　她照办了，手很稳当。倒进一个小杯子里。
　　我晃了晃那酒，显示我很在行。我吸了一下，说：“香味很好。”又把它举到灯旁说，“好颜色。紫色。”
　　“还有优美的手指。”
　　“哪里？”
　　“它们推杯子的样子。”
　　“对。”我呷了一小口。
　　我想，还可以。那提炼出来的纯昧，其实和牛排一起吃应该不错。我说：“有葡萄昧，很友好。”
　　托宾先生热情地点着头。“是的，而且激烈。”
　　“非常激烈。”激烈？我说，“这比纳帕墨尔本昧儿更重更强劲-些。”
　　“实际上，是更淡一些。”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本应见好就收。“好。”我放下玻璃杯。
　　托宾先生对莎拉说：“倒九五年卡百纳酒。”
　　“这就够了。”
　　“我想让你看看有什么不同。”
　　她倒了，我尝了尝说：“好，不那么烈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托宾先生坚持要我再尝一种白葡萄酒。
　　他说：“这是我用夏敦埃和其他几种我不想透露名称的白酒混合而成的，色泽很美，我们管它叫秋日澄金。”
　　我尝了一口：“很宜人，但不太烈。”
　　他不回答。
　　我说：“你曾想到过要把你的酒命名为‘愤怒的葡萄’吗？”
　　“我会让我市场部的人采纳这个建议。”
　　我评论道：“好商标。”
　　托宾先生告诉我：“我所有的红葡萄酒都贴有波洛克派的艺术标签，我的白酒上标签是德库宁的。”
　　“是这样的吗？”
　　“你知道——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姆-德库宁。他们都住在长岛，在这儿创作出他们的一些最佳作品。”
　　“哦，那些画家。对，波洛克是个角色。”
　　托宾先生没有答话，但膘了一眼他的手表，显然是厌倦了我。
　　我四周看看，发现一空货亭，远离倒酒的人和顾客。我说：“让我们到那儿坐一分钟。”
　　托宾先生不情愿地跟着，在货亭里和我相对面坐。我呷了一口卡百纳，对他说：“就几个标准问题。你认识戈登夫妇多久了？”
　　“哦，大约一年半。”
　　“他们和你谈论他们的工作吗？”
　　“不。”
　　“你说他们喜欢讲普拉姆岛的故事。”
　　“是的，哦，泛泛而谈。他们从不泄露任何政府秘密。”他微笑着。
　　“这就好。你知道他们是业余考亩学者吗？”
　　“哦，……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他们属于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吗？”
　　“是的，事实上，这是我们认识的起因。”
　　“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一员。”
　　“协会大约有五百个成员。不是每个人都是。”
　　“但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好像是。这是不是像一个别的什么的掩护组织吗？”
　　“据我所知不是。但那样的话会很有趣。”
　　我们都微笑了。他看上去像是在思索什么；我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在思索，而且我从不打断一个思索者。最后，他说：“事实上，匹克尼克历史协会星期六晚上要开个晚会。我在我的后草坪上做东。这个季节的最后一个露天晚会。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你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我猜想现在戈登夫妇不能来，他就多出两个空位来了。我答道：“多谢。我尽量来。”实际上，我不会错过的。
　　他说：“麦克斯威尔警长可能来。他了解所有细节。”
　　“好极了。我能带上些东西吗？比如酒？”
　　他有礼貌地笑了。“只带上你自己。”
　　“和一个客人。”我提醒他。
　　“是的，一个客人。”
　　我问托宾先生：“你曾听到过什么……什么关于戈登夫妇的闲话吗？”
　　“比如说？”
　　“哦，比如说，性。”
　　“一个字也没听到过。”
　　“财政问题？”
　　“我不会知道的。”
　　一轮又一轮，我们又呆了十分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在撤谎，有时不会，任何谎言，无论多么小，都是有意义的，准确地说，我并末抓住托宾在撒谎，但我非常肯定他关于戈登夫妇知道的比他透露出来的要密切得多。就事情本身而言，这不是很重要，我问托宾：“你能列举出随便哪一个戈登夫妇的朋友吗？”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说过的，你的同事，麦克斯威尔警长，就是一个。”他又说了几个其它人的名字，但我不认识。
　　他说：“我真不大了解他们的朋友和职业合作者们。我说过……哦，让我直说吧——他们有点儿类似于食客。他们漂亮，谈吐不凡，又从事有趣的工作，又都是博士。你可以说我们都从这种安排中得到了些什么……我喜欢我周围聚集一些优雅又有意思的人。是的，这有点儿浅薄，但你会惊讶于这些有趣而美丽的人们是多么的浅薄。”他又补充道，“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很难过，但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你已经帮了很多了。托宾先生。我真的很感激你的时间，而且很欣赏你没有弄来一个律师把事情搞大。”
　　他不回答。
　　我快步走出货亭。他也一样。我说：“你会陪我一起走到我的车边吗？”“如果你乐意的话。”
　　我在一个柜台前停下来，那儿有许多关于酒的书，包括一些关于托宾葡萄园的小册子。我收集了一套，把它们扔进我的小包里。我说：“我是那些手册迷中的一个。我有从普拉姆岛上拿来的所有的册子——关于牛痘，糙皮病——反正，我从这件案子上受了-次真正的教育。”
　　他又一次不答话。
　　我请他帮我找到九五年墨尔本酒，这是他说过的。我顺便提一下那标签说；“杰克逊-波洛克。我从来没猜到。现在今晚约会时我有话可说了。”我把酒拿到出纳员处，如果我以为托宾先生准备把它归于好意而予以报销的话，我就错了。我付了全价，加上税。
　　我们走出来，走进阳光里。我说：“顺便提一下。我曾和你自己一样，是戈登夫妇的熟人。”
　　他停下来不走了，而我也停下来。他看着我。
　　我说：“约翰-柯里。”
　　“哦，……是的。我记不起这名字了。”
　　“柯里。约翰。”
　　“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你是那个受伤的警察。”
　　“对，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你不是一个纽约市的侦探吗？”
　　“是的，先生。被麦克斯威尔警长聘出来帮忙。”
　　“我明白了。”
　　“那么，戈登夫妇提到过我。”
　　“是的。”
　　“他们说了我什么好话吗？”
　　“当然他们说了，但我不怎么记得清了。”
　　“我们实际上见过一次。七月份。你在你那大房间里开了一次大的尝酒会。”
　　“哦，是的……”
　　“你穿一件紫色西服和一条饰有葡萄藤图案的领带。”
　　他瞟着我。“是的，我想我们确实见过面。”
　　“这是无疑的。”我向四周卵石地看去，评论道，“如今每个人都有四轮传动装置了。那边是我的。它说法语。”我解释说，当我遥控发动时。我问托宾先生，“你的白色‘保时捷’在那边吗？”
　　“是的，它在那边。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只是想它有可能是。你是一个‘保时捷’型的家伙。”我伸出手，我们握手。我说：“我可能会在你的晚会上看到你。”
　　“我希望你发现是谁干的。”
　　“哦，当然我会。我总是这样。Ciao①。Bonjour。②”
　　“Bonjour就是你好。”
　　“好的。Aurevoir。③”我们分手了。我们的脚步嘎吱嘎吱踩在硬石路上。朝相反的方向去。蜜蜂追我到车边。但我迅速钻进车里，开走了。
　　我想着弗雷德里克-托宾的事。这个业主，“保时捷”，所有美的事物的鉴赏者，当地的大腕，死者的熟人。
　　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他很滑溜。我不应该再花一分钟考虑他。关于戈登夫妇为什么被谋杀和谁是凶手，我已推出的理论没有一条符合托宾先生。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要继续跟踪这位绅士。
　　①意大利语，再见。
　　②法语，你好。
　　③法语，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