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安妮的叙述）
　　我非常喜欢北上到罗得西亚这趟旅程。每天都有新奇而令人兴奋的事物可看。首先是赫克斯河谷的美妙景色，再来是卡鲁的凄丽荒废之美，最后就是贝专纳兰平直美妙的轨道，以及土著带来推销的那些令人赞美的玩具。苏珊妮和我在每一站都差点被留下来——如果你能称那些为车站的话。似乎每到一站，火车才刚停下来，一大群的土著就突然冒过来，出售餐碗、甘蔗以及令人惊羡的木刻动物。苏珊妮立即收购木刻动物。我跟她一样——这些木刻动物大部分售价三便士，而每一个都不一样。有长颈鹿、老虎、蛇、表情悲凄的非洲羚羊以及荒谬的小黑人武士。我们都很开心。
　　尤斯特士-爵士企图限制我们购买——但是他是白费气力。我仍然认为我们没被留在沿线的某些站上，实在是奇迹。南非的火车在再开动时，并没鸣汽笛或是人声喧哗，它们都只是静静地开走，而你正在议价时抬头看到火车已再开动，不得不没命地跑着跳上火车。
　　苏珊妮那天在开普敦看到我爬上火车时的惊异是可以想像的，那天晚上我们彻底地对整个情况再次检讨，我们谈了半个晚上。
　　对我来说，显然攻守双方面的战略都必须调整。跟尤斯特士爵士等一行人一起旅行，我相当安全。他和瑞斯上校都是有力的保护者，而且我判断我的敌人一定不敢来惹这个大黄蜂巢。而且，只要我接近尤斯特士爵士，我就多多少少可以接触到彼吉特——而彼吉特是秘密的中心。我问苏珊妮，就她的看法，彼吉特可不可能就是那神秘的“上校”。他那次属的地位当然跟此假设相冲突，但是有时让我惊讶的是，不管尤斯特士爵士再怎么独断独行，他的秘书真的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个逍遥自在的人，也是一个可能被机敏的秘书玩弄于手掌之间的人。他的地位比较暧昧，可能事实上正好对他有利，因为他一定不想引人注目。

　　然而苏珊妮很强烈地否定这些想法，她不相信彼吉特就是那统治者。真正的头子——那“上校”——躲在背后，而且很可能在我们抵达之前，早已经在非洲了。
　　我同意她的看法很有道理，但是我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每一可疑的事例中，彼吉特都以指挥者的身分出现。他的个性中似乎缺乏一种犯罪头子所该有的信心和决断力——但是根据瑞斯上校的说法，毕竟那神秘的领导者所提供的只是头脑方面的工作，而具有创造力的天才常常随带着虚弱且畏怯的肉体结构。
　　“这是教授的女儿说的话，”当我以此观点跟她辩时，她打断我的话。
　　“不管怎么说，这仍然是真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彼吉特可能是最高首脑。”我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思索着继续说：“我真希望我知道尤斯特主爵士是如何赚钱的！”
　　“又怀疑了？”
　　“苏珊妮，我已进入了不得不怀疑的状态！我不是真正怀疑他——但是，他毕竟是彼吉特的雇主，而且他拥有‘磨房’。”
　　“我已听说他以一种他不便说出的方法赚钱，”苏珊妮有所思地说，“但是那并不一定指的是犯罪——可能是制造镀锡平头针或是生发剂！”
　　我有点不情愿地同意她的看法。
　　“我想，”苏珊妮疑惑地说，“会不会是我们盯错了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假定彼吉特共谋而被导错了方向？终究，如果他真是完完全全正直无欺的人呢？”
　　我对此考虑了一两分钟，然后摇摇头。

　　“我无法相信。”
　　“毕竟他对每一件事都有他的解释。”
　　“是──是的，但是那些解释都不太能令人相信。例如，那晚他在吉尔摩登堡号上，企图把我推到海里，他说，他跟踪雷本到甲板上，而雷本转身把他击倒。现在我们知道那并不是实情。”
　　“不错，”苏珊妮很不情愿地说，“但是，我们只是透过尤斯特士爵士才知道那件事。如果我们是直接听彼吉特本人说，那可能就不同了。你知道人们在复述某一件事时，总是多少有点出入。”
　　我在脑海里把那件事再重新回想一遍。
　　“不，”我最后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彼吉特有罪。不管再怎么说，你无法否认彼吉特想把我推到海里的这个事实，以及其他吻合的事件。你为何如此坚持你的这个新看法？”
　　“因为他的脸。”
　　“他的脸？但是——”
　　“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它是一张罪犯的脸，一点也不错。没有任何一个有着像那样一张胜的人，会真的就是罪犯。那将是大自然的一大玩笑。”
　　我不太相信苏珊妮的辩词，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对大自然了解很多。如果她具有幽默感，那她并没显露太多出来。苏珊妮是那种会在大自然上，加上自己主观有利色彩的人。
　　我们略过这些，继续讨论当前的计划。我很清楚我必须有某种立场，我无法继续避免解释。所有难题的解答已经在我手中，虽然我有时候没想到。“每日公报”！我的沉默或发言都已无法再影响哈瑞-雷本。他被指认为“褐衣男子”并不是我的错。我采取似乎是对抗他的方式可以帮他最好的忙。“上校”和他的党徒一定不会怀疑，在我和他们所选出来作为马罗谋杀案的代罪羔羊之间，存在着任何友善的情感。就我所知道的，被害的女子身分仍是未明。我将打电报给纳斯比勋爵，提示他说，她就是那长久以来使巴黎为之欢欣的名俄籍舞者“纳蒂娜”。她的身分尚未被确定，对我来说实在难以置信——然而在我对此案子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就知道那是很自然的现象。

　　纳蒂娜在巴黎事业成功的时候，并没有到过英格兰。伦敦的观众并不知道她。报上所登载的马罗被害者照片，都是那么模糊，难以辨认，因此没有人能认出来实在不足为奇。而且，就另一方面来说，纳蒂娜蓄意让她的英格兰之行保持高度秘密。命案发生的第二天，她的经理人收到了一封声言是发自她的信，信上说她为了私人急事返回俄国，他必须尽可能处理她的违约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苏珊妮的完全同意之下，我从迪阿尔发出了一封长电报，电报到达得正是时候（这当然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每日公报”正缺乏轰动的新闻。我的猜测被证实为正确无误，而“每日公报”有了开办以来的第一条独家新闻。“磨房谋杀案被害者身分本报特约记者证实。”等等。“本报特约记者与凶手同船出航。褐衣男子的长相如何？”）
　　主要部份当然也转送到南非各报，但是我自己却在好几天之后才看到我所写的长篇报道！我在布拉瓦尔收到嘉许及指示电报。我已成为“每日公报”一员，而且我还收到纳斯比勋爵的个别祝贺。我被正式派任追寻凶手，而我，只有我知道凶手并不是哈瑞-雷本！但是让世人认为是他吧——目前最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