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不去，就我一个人去，开着手机啊！”说完挂了电话。
　　何小兵放下电话有些沮丧，刚刚获得了自由，却发现是临时的。以为打跑了土豪劣绅，还没来得及点根儿烟歇会儿，就听见他们边跑边回头说：我们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
　　二十多年了，父母从来都是想对何小兵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为了何小兵好，不征求他的意见。何小兵想，既然你们跟我玩儿横的，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他决定，即使他妈来了，他也不见。他一定要让何建国和他的妻子明白，他不再任由他们摆布，他们今后将无法再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了。
　　何小兵很快就把父母忘在一边，又练了会儿琴，出去买了一份面皮和一个肉夹馍作为午饭，吃完背着吉他去排练。每次演出前，他们都要彩排几次。
　　何小兵提前到了鼓手的家，严宽正在用鼓手的电脑上网。这个月严宽大学刚毕业，在音乐网站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不用坐班，每天从国外的音乐网站扒点儿稿子，翻译成中文，贴在网站上就行了。严宽家是北京的，但不爱回家住，想在这附近租个房子，目前正在鼓手家蹭住。
　　在这个村子租房的人更新换代了，几年前的那些老乐队已经搬走或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和他们当年一样年轻、迷茫而有梦想的青年，依然每天鼓捣出让这里的村民无法理解的噪声。
　　何小兵进门的时候，严宽正左手攥着一张烙饼，右手握着鼠标，嘴里塞满东西，停止咀嚼，盯着屏幕发呆。
　　“干什么呢？”何小兵放下吉他。
　　“看妞儿呢！”严宽说完话，开始咀嚼。
　　最近严宽觉得该找个女朋友了，身边可供选择的非常有限，便在一个婚介网站注册了会员，每天都会收到网站发来的异性资料，碰见中意的，就先在网上联系，然后约着见面。
　　“上礼拜见的那个怎么样？”何小兵问。
　　“别提了，见面之前我也没看她照片，她说自己是葵花籽的脸型，我一想，那不会太难看，就去了，结果一看，好家伙，我就没见过那么肥硕的葵花籽，大热天的我出一身汗赴约，难道就为了看一张胖脸？！我这叫一个气，问她，你真觉得你长了一张葵花籽脸吗？人家姑奶奶说，真不好意思，多打了一个字，本想打葵花的，不小心多了个籽！我这叫一个气，让她以后别粗心大意的，检查一遍再发！”严宽又咬了一口烙饼，拿起旁边的一个咸鸭蛋说，“你说鸭蛋是不是都这种形状啊？”
　　“废话，带角的那是粽子！”
　　“那我就放心了，有个姑娘说她是鸭蛋脸，我怕孤陋寡闻，见了面被知识范围外的鸭蛋吓着。”严宽说着说着，盯着屏幕自己笑了，“嘿，这姑娘太不小心，腋毛都露出来了，这样的照片也敢往上传啊……噢，不是腋毛，是我屏幕脏了，我说也是，这姑娘看着不像粗枝大叶的人啊！”

　　严宽关了对照片不满意的网页，又打开新网页。
　　“偶操，这女的怎么还把男人搂她的照片往上传啊，哦，不是男人，是雕像。她照相的这地方我去过，这回有共同语言了，得跟她见一面。”严宽说着把女人的联系方式记在本上，本上已经密密麻麻记了好几页，前几页的已被划掉，“这些都是被我否了的。”
　　“你这一天得看多少姑娘啊？”何小兵翻了翻严宽的本说。
　　“不光姑娘，也有妇女，也就百十来个吧，但精品少，三官和四官好看的大有人在，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比例合适，搭配得体。昨天有个嘴角还有颗美人痣，笑起来甜甜的，我看多了都怕得糖尿病，但是这些姑娘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爱戴墨镜，摘了墨镜还耐看的女孩，就凤毛麟角了，也不知道怎么着，只要她们一露出眼睛，就都成丑八怪了。我要找，得找一个五官都好看的，我不能允许自己的另一半只有四官好看。”
　　严宽又打开一个新网页，脸上突然有了光彩：“偶操，这个漂亮！”
　　何小兵凑到电脑前看了一眼，确实很漂亮。
　　严宽脸上的光彩又立即变成了不屑：“这肯定是个骗子，哪儿哪儿都好，挑不出毛病，还来这儿征婚，搞得自己没人要似的，蒙谁呢！”
　　“整天看这些照片有劲吗？”何小兵不解地看着守在电脑前的严宽。
　　“当然有劲，甭管什么事儿，只要你喜欢，就有劲！”严宽兴致高涨，又点开一个新网页，“看这妞儿的用词，‘想你的心，百转千回’，我就别让她的心再转了，回头约约她！”说着又把联系方式记在本上。
　　“刘全呢？”何小兵问，刘全是他们的鼓手。
　　“进村扫荡去了。”严宽眼睛没离开“百转千回”的照片。
　　正说着刘全抱着一床大花棉被回来，何小兵知道是刘全从村民的晾衣绳上偷的，刘全经常在村里溜达，每次都空手而出，满载而归，大到桌椅板凳电火锅，小到锅碗瓢盆白菜黄瓜，不是从村民的院里拿的，就是从村民的地里摘的，有时候用够了，不需要了，还悄悄放回去，但经常张冠李戴，造成居民之间的误会。
　　“天都这么热了，要偷也偷个毛巾被啊！”何小兵说。
　　“不是我盖，给它用。”刘全把棉被塞到底鼓里，底鼓里已经塞了一张褥子，刘全觉得鼓声还不够浑厚，“这回低音就好听了。”
　　刘全是何小兵在公车上碰见的，当时刘全刚从老家到北京，背着一大包皮鼓槌，塞得鼓鼓囊囊，也没拉拉锁，上了公共汽车，正好站在何小兵边上。

　　“进这么多鼓槌，是卖吗？”因为和音乐有关系，何小兵和刘全搭话。
　　“不卖，自己用。”刘全说。
　　“用得过来吗？”何小兵问。
　　“慢慢用，都是我自己车的，不要钱。”
　　刘全以前是一个小城市的车工，十八岁技校一毕业就进了工厂，已经有四年工龄了。他说多年后，计算他工龄的时候，也将只有四年，因为从现在起，他要在北京做一名鼓手。刘全的鼓龄已经十五年了，当初学鼓，是因为他比同龄人高一大截，胖好几圈，只有他能背起低音鼓，便被选入学校的鼓号队。开始刘全还不乐意，他觉得不能因为自己发育得好就得担负比同龄人重得多的担子，如果非要在学校里干点儿和音乐沾边的事儿，他宁愿参加民乐队，因为那样能轻省许多，书包皮里背把笛子就行了。音乐老师来做他的工作，说利益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利益，一种是集体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要服从于后者，只有这样才是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将来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还承诺为此将多给刘全三朵小红花。那时的刘全是个单纯的孩子，痛快地答应了老师，每天早出晚归，跟着鼓号队排练，承担起市长、外宾来学校视察时的迎宾工作，一敲就是四年。到了六年级，别的孩子开始长个儿了，刘全还那么高，也瘦了，成了同龄人中最瘦小的孩子，他问老师，这回该找别人背低音鼓了吧，但他的打鼓水平无人能及，老师说，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黄继光、董存瑞能为祖国牺牲，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母校背鼓？听到这里，刘全说，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他瘦小的身影继续出现在鼓号队的最前排。后来，刘全上了初中，音乐老师是个摇滚迷，组织学生成立了一个乐队，让刘全打鼓，并教给刘全一些架子鼓技巧，初中毕业，乐队散了，刘全喜欢上摇滚。因为把别人看书的时间用来打鼓了，刘全的文化课全耽误了，中考完进了技校，继续学打鼓，三年后成为了一名车工，刘全仍不忘打鼓。很多人不知道厂长是谁，但都知道刘全，一说起他就是：噢，就是那个头发挺长、鼓打得不错的小车工。后来刘全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鼓手——全市会打鼓的也没几个人。可工厂里一年也用不上刘全打一次鼓，工友们觉得刘全在这儿无用武之地，就撺掇他去北京：到那儿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恰好刘全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于是辞了职。当然，在离开车间前，刘全找了点儿木料，偷偷给自己车了一百副鼓槌，背着它们来了北京。刘全说，用坏了这些鼓槌，如果还在北京混不出来，他就回老家，做一个属于那里的人。

　　认识刘全没过多久，刘全带来一个主唱，叫安威，南方人，刘全碰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地下通道抱着一把吉他，面前摆了一个纸箱，里面盛着零钱。刘全听他唱得不错，就上前攀谈，聊得很投机。最后，刘全说，你来给我们当主唱吧，安威说，没问题，你们那儿能睡觉吗，我今天刚到北京。
　　安威打小就爱唱歌，六岁的时候进了当地的童声合唱团，大一点儿的时候又进了少年合唱团，邻居叔叔阿姨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唱歌真好听！这句话夸赞了他也限制了他，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能再干别的了，就得唱歌，初中毕业后考上本省艺校，连续两年在省里的歌唱比赛中拿了第一名。第三年，安威没有参加，他觉得继续比下去，依然会是第一名，但这样没有任何意义，他要去北京，那里才是真正唱歌的地方。父亲劝他说，宁当兵头，不当将尾，唱歌好的都在北京呢！安威不服，你们怎么知道我去了北京就只能当将尾啊，我要当将头，正因为唱得好的都在北京，所以我更得去。于是安威从小镇出发了，先坐了一段汽车，又换火车，最后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安威看着北京站前穿梭的人流和车流，感慨起来：北京的人真多啊！可是这么多人，谁愿意听我唱歌呢？安威下定决心，忘记自己是省里的第一名，在这里，他要从零开始。
　　以前演出的时候，都是何小兵和严宽轮流唱，两人虽然不跑调，但听不出来唱得有多好。如果他俩参加安威那个省的比赛的话，第一名肯定还是安威，他俩能不能入围都是个事儿。所以，当只听了安威唱了半首歌后，两人便热烈欢迎安威的加入。
　　安威这时候也进门了，他是南方人，受不了北方村子的土气和习气，自己在村外租了一间学生公寓。公寓楼下是一条河，每天早上，安威都站在河边，冲着对岸“咿呀嘿吽”地喊上半个小时，据说有一天下雨，安威没喊，很多人忘了起床，上班都迟到了。
　　安威以比职业歌手还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咸的，只吃辣椒。别人说你要是那么爱惜嗓子，辣椒也别吃了，安威说辣椒从小吃惯了，戒不掉。
　　人齐了，开始排练。先排练晚上要演的歌，都是罗大佑、李宗盛、许巍等人专辑里的歌，去酒吧的客人，大部分爱听这种歌。排练这些歌无需投入太多激情，只要演奏的时候不出错就行了。然后又练了几首乐队的原创歌，没有哪个乐队不愿意唱自己的歌。但没有几个酒吧愿意让不出名的乐队成天唱他们自己的歌，所以要唱这些歌，得抓时机，气氛到了，有人要求，就唱，到不了，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