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描写的是父辈与子辈冲突的主题。这一冲突在屠格涅夫笔下着上了时代的色彩。巴扎罗夫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的年轻一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而巴威尔和尼古拉则代表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老一代人。当然，在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上，父辈中的人们态度各有不同，尼古拉比较温和，希望理解子辈，想跟上时代，只是不太成功。巴威尔则固执已见，信奉贵族自由主义，对年轻人的反叛耿耿于怀。父与子的冲突在广义上表现为巴威尔和巴扎罗夫之间的对立，由此，在巴扎罗夫身上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巴扎罗夫是精神上的强者。他充满自信，生气勃勃，具有锐利的批判眼光。他和阿尔卡狄家的仆人们和睦相处，并不妨碍他批判老百姓的落后迷信。他的精神力量和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他与巴威尔的论战上。两人初次相见，就在感觉上互不相容，进而展露出思想观点上的针锋相对。巴扎罗夫以他特有的简洁、粗鲁的话语对巴威尔以强有力的反击。颇有咄咄逼十人之势。他决不屈从权威，具有自主的人格和评判标准，体现了年青一代独立思考的处世态度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斗争精神，当然，也带有年轻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的可能产生的偏颇和极端。但他还是以毋庸置疑的精神优势压倒了对手。巴扎罗夫吻费涅奇卡，在巴威尔看来，是严重地侵犯了贵族的权利，也是他们之间对立观点的继续发展。决斗暴露了巴威尔的偏狭、虚弱和做作，显示了巴扎罗夫的豁达、镇定和自信，双方精神力量的强弱在此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巴扎罗夫是行动的巨人，他抨击贵族的泛泛空谈，自己首先从小事做起。他具有实践能力，注重自然科学研究。他的行动有价值取舍标准：“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他的行动目标很明确——为未来打扫地盘。他敢于行动的勇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他曾恼怒自己也产生那样浪漫的情感，但在爱情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却决不回避躲闪。
　　屠格涅夫写出了在否定爱情的巴扎罗夫内心，爱情是如何萌芽、发展的，写得真实可信。但是作家让巴扎罗夫在爱情受挫后一蹶不振，重蹈了巴威尔在恋爱上的覆辙，那句对巴威尔的尖刻评价“雄性生物”犹如一记耳光反打在巴扎罗夫自己的脸上。这并不是说，不能写他的失恋痛苦，英雄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但屠格涅夫却让他的主人公一味消沉下去，不能自拔，直至死亡。这不能不是对巴扎罗夫的曲解。那个在贵族庄园所向披靡的勇士竟无力使自己最终摆脱消极悲观的情绪，人物性格的整体性因此受到损害。作家把巴扎罗夫临终前期待阿金左娃的一吻这幕写得极为动人，然而他的锐气，他的愤恨，他的精神威力，他的坚强意志也在这女人敷衍式的一吻中消溶殆尽。
　　这种违反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矛盾变化，与作家的思想倾向不无联系。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所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他钦佩他们的个人品质和牺牲精神，但并不赞成他们的社会政治主张。这位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作家害怕暴力革命，不希望他们的事业取得成功。他认为他们的观点必然导致他们成为悲剧人物，因此他安排了巴扎罗夫的失恋、悲观乃至最后死亡。巴扎罗夫性格上的不一致正好折射出作家对民主主义者的矛盾态度。
　　阿尔卡狄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有特殊的意义。就年龄来说，他属于子辈，也曾追随过巴扎罗夫；但就思想意识来说，他是父辈的子弟，因此巴扎罗夫称他为“温柔的自由主义少爷”。在刚刚到来的新观念和迟迟不肯退去的旧观念相互争斗的时候，青年人凭借他们的敏感、勇气和朝气等生理、心理因素有可能更倾心于新观念，然而子辈并不是先进思想的当然代表者，进化论的观念在社会思想斗争中并不具有绝对普遍性，更何况其中也不乏有猎奇求新的表面追求。因此，屠格涅夫所表现的不全是生理、心理意义上两代人的代沟，更渗透着不同社会阵营之间政治思想的分歧，从而揭示出当时俄国民主主义对贵族自由主义的胜利。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巴扎罗夫身上尽管有瑕疵，但他仍以不同凡响的艺术个性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俄国“新人”形象，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已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
　　（执笔王圣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