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情看上去一定还有点犹豫，因为这时帕克斯顿医生说：“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亲爱的。不会出什么事。”我看着他，他笑着说：“你只要这么想：你的记忆藏在了意识的某个地方，我们要用这台机器做的，就是找出它们在哪里。”
　　这里有点冷，尽管他们已经给我裹上了毛毯；这里还很黑，只有一盏红灯在房间某处闪烁，一面镜子从我头顶几英寸的架子上挂下来，摆成的角度可以反射屋里某处的电脑屏幕。除了耳塞我还戴着一副耳机，他们说会用它跟我说话，可是现在他们都一声不吭。我只听见遥远的嗡嗡声、自己又粗又重的呼吸声和单调的怦怦心跳声。
　　我的右手抓着一个塑料球，里面充满了气。“如果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捏捏它。”帕克斯顿医生说，“你说话我们听不见。”我抚摸着它的橡胶表面，等着。我想闭上眼睛，但他们告诉我要睁着看屏幕。泡沫楔子牢牢地固定住了我的头；即使我想动也动不了。我身上盖着一条毛毯，像一件保护罩。
　　安静了片刻，传来了咔哒一声。尽管戴着耳塞，声音还是大得吓了我一跳，接着又是一声，第三声。一个低沉的响声，来自机器内部或者我的头部。我不知道。一只行动迟缓的野兽正在醒来，停在发起进攻前的沉默中。我抓住橡胶球，下定决心不去捏它，接着一个声音——像警报又像钻床——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大得不可思议，每响一次我的整个身体就抖动一次。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耳边有人说话。“克丽丝。”声音说，“你能睁开眼睛吗？”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可以看到我。“别担心，一切都很好。”
　　很好？我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躺在这儿，在一个不记得的城市里，身边都是从未见过的人。我想我在四处飘浮，是完全无根的浮萍，任凭风的摆布。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是纳什医生的声音：“你能看看照片吗？想想它们是什么，说出来，不过只对你自己说。不要大声说出来是什么。”
　　我睁开了眼睛。在我头顶的小镜子里是一些图画，一张接着一张的黑色底白色图案。一个男人、一张梯子、一把椅子、一把锤子。每出现一张我便说出名字，然后镜子里闪出谢谢你！现在放松！的字样，我把这些话对自己重复一遍好让自己忙起来，同时也有点好奇人在一架机器的肚子里要如何放松。
　　屏幕上出现了更多指令。回想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它说，然后下面出现了几个词：一个派对。
　　我闭上了眼睛。
　　我试着回想和本一起看烟花时我记起的派对。我想象自己在屋顶上紧挨着我的朋友，听到脚下派对吵闹的声音，尝出空气里焰火的味道。

　　图像一幅又一幅地出现了，但它们似乎并不真实。我可以断定我并非在回忆，而是在想象。
　　我试着看到基斯，记起他不理睬我，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又一次失去了这些记忆。它们被埋了起来，仿佛永远不会露面，但至少现在我知道它们存在，它们在那里，锁在某个地方。
　　我的思绪转向儿时的派对。跟我的母亲、姨妈和表妹露西一起过的生日。玩绕口令。击鼓传花。“抢座位”游戏。“唱跳停”游戏。我的母亲把糖果包皮成小袋作为奖品。夹罐头肉和鱼酱的三文治，去了硬面包皮皮。松糕和果冻。
　　我想起一件袖子有褶边的白裙，荷叶边袜子，黑鞋。我的头发还是金色的，坐在一张放着蛋糕和蜡烛的桌子前面。我深吸一口气向前倾，吹蜡烛。空气里升起了烟雾。
　　这时另外一个派对的回忆涌了进来。我看到自己在家里，望着卧室的窗外。我光着身子，大约17岁。街上有些排成长队的的搁板桌，上面放着一盘盘香肠卷和三明治，一壶壶鲜橙汁。到处挂满英国国旗，每一个窗口都飘扬着彩旗。蓝、红、白。
　　街上有穿奇装异服的孩子——海盗服，巫师装，维京人——大人们正努力把他们组成队，好开始一个汤匙运鸡蛋比赛。我能看见妈妈站在街道另一侧，把一条围巾系在马修·索珀的脖子上，就在我的窗口下方，爸爸端着一杯果汁坐在躺椅里。
　　“回床上来。”有人说。我转过头。戴夫·索珀坐在我的单人床上，头顶是我的“The Slits”乐队海报。白床单在他的周围皱成一团，溅着鲜血。我没有告诉他那是我的第一次。
　　“不。”我说，“起来！你必须在我父母回来前穿上衣服！”
　　他大笑起来，虽然没有什么恶意：“过来！”
　　我穿上牛仔裤。“不。”我说着伸手去拿T恤，“起来。拜托！”
　　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表示我不希望它发生——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好吧。”他说着站起来。他的身体看上去苍白消瘦，阴茎几乎有点可笑。他穿衣服的时候我扭开了头看着窗外。我的世界已经变了，我想。我越过了一条界线，现在我回不去了。“那么，再见。”他说，但我没有答话，一直到他离开我都没有回头。
　　耳边一个声音把我带回了现实。“很好。现在有更多的照片，克丽丝。”帕克斯顿医生说，“只要一张张地看，告诉自己是什么或者是谁，好吗？准备好了吗？”
　　我使劲吞了一口唾沫。他们会给我看什么呢？我想。是谁？情况能有多糟糕？
　　好的，我心想。我们开始吧。
　　第一张照片是黑白的。一个孩子——一名四五岁的女孩——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这个女孩指着什么东西，她们两人都笑着，在背景处稍微模糊的地方是一道栏杆，围栏后一只老虎正在休息。一个母亲，我心想。一个女儿。在动物园里。我看着女孩的脸，突然惊讶地恍然意识到那女孩是我，另外一个人是我自己的母亲。呼吸凝滞在我的喉咙里。我不记得去过动物园，但照片就在面前，这是我们曾去过的证明。想起两位医生的话，我默默地说：我。母亲。我盯着屏幕，想要把她的形象刻进我的记忆里，可是画面退了色，被换成了另外一幅。照片上还是我的母亲，现在老了一些，但似乎还没有老到需要拄着相片中她使用的拐杖的时候。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看上去精疲力竭，眼睛在瘦削的脸上深陷了进去。我的母亲，我再次想，这时心里冒出了几个不请自来的字：受着痛苦。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不得不努力再次睁开。我开始握住手里的球。

　　接着图像很快被换了，我只认得其中的几张。一张是我在回忆中见过的朋友，一阵激动后我几乎马上就认出了她。她看上去就像我想象的模样，穿着旧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T恤，抽着烟，红头发松散凌乱。另一张照片是她剪短了头发染成黑色，一副墨镜被高高地推在她的头顶上。接下来一张是我父亲的照片——我是个小女孩时候的他，快活地笑着，在我们的前室读报纸——然后是我和本的合影，与另一对不认识的夫妇站在一起。
　　其他照片上是陌生人。一个穿护士制服的黑皮肤女人，另一个身穿套装的女人坐在一个书架前面，从半月形眼镜上探出目光盯着镜头，脸上的表情非常庄重。一个有圆脸和栗色头发的男人，另外一个蓄须的男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在吃冰激凌的男孩，接着又是同一个男孩坐在桌子前画画。一群人，东一个西一个地看着相机。一个迷人的男人，头发黑而略长，细长的眼睛前架着一副深色框眼镜，一边侧脸上拉下了一道疤。照片没完没了地出现，我看着它们，想把它们放进脑海、想要记起它们如何——或者它们是否——跟我生命的锦缎交织在一起。我按医生的吩咐去做。我的状态良好，可接着我觉得自己开始恐慌起来。机器的呼呼声似乎变尖变大了，直到变成了警报声，抓紧了我的胃不肯放手。我不能呼吸、闭上了眼睛，沉甸甸的毛毯开始在我身上往下压，像一块大理石板一般沉重，让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压死了。
　　我捏了捏右手，可是它握成了一个拳头，什么也没有捏到。指甲捏进了手掌心里：我弄丢了球。我大叫出声，发出了无声的哭喊。
　　“克丽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克丽丝。”
　　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于是我又叫了出来，把毛毯从身上踢开。

　　“克丽丝！”
　　声音现在更大了，警报声拖着尾音停了下来，一扇门砰地打开，房间里有人说话，把手放在我的胳膊、腿上和胸前，我睁开了眼睛。
　　“没事了。”纳什医生在我耳边说，“你会没事的。我在这里。”
　　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平静了下来——还把我的手提包皮、耳环和结婚戒指都还了回来——纳什医生和我便去了一个咖啡吧。它就在走廊里，规模不大，有橙色塑料椅子和黄色福米加桌子，摆着一盘盘不再新鲜的糕点和三明治，在耀眼的光线下看上去不太精神。我的钱包皮里没有钱，但我让纳什医生给我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块胡萝卜蛋糕，在他付账端东西时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屋外阳光灿烂，院子里的青草拖下长长的阴影，草坪上点缀着紫色的花朵。
　　纳什医生的椅子在桌子底下发出刮擦声。现在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他看上去轻松多了。“给你。”他说着把托盘放在我的面前，“希望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发现他给自己点了茶，他从桌子正中取糖加进杯子时茶袋还浮在糖浆一样的水里。我喝了一口咖啡，做了个鬼脸。咖啡太苦也太烫。
　　“很好。”我说，“谢谢你。”
　　“我很抱歉。”过了一会儿他说。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指的是咖啡。“我没有想到这里让你这么难受。”
　　“是很压抑。”我说，“还吵。”
　　“是的，当然。”
　　“我弄丢了紧急按钮。”
　　他没有说什么，反而搅起了饮料。他捞起茶包皮放在托盘上，喝了一口茶。
　　“出了什么事？”我说。
　　“很难说，你吓着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那里面不舒服，就像你说的。”
　　我低头看着我的蛋糕。还没有碰过，干巴巴的。“那些照片。那些人是谁？你从哪里拿到的照片？”
　　“是好些照片混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我是从你的医疗档案里取的，几年前本把它们捐了出去。为了这次练习我让你从家里带了几张照片——你说它们贴在你的镜子旁边。有些是我找来的——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照组。我们把照片混在一起。其中一些是你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的人，你应该、或者可能记得的人。家人、学校里认识的朋友。其余的人来自你生活中那些绝对不记得的时段。帕克斯顿医生和我在试图查看你读取这些不同时段的记忆时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最强烈的反应是针对你的丈夫，但你对别人也有反应。尽管你不记得过去的人，但神经兴奋的模式绝对存在。”
　　“红头发的女人是谁？”我问。
　　他笑了：“也许是一位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