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欢快。真正的思想家永远使人欢欣鼓舞，不管他所表达的是他的严肃还是他的玩笑，是他的人性的洞见还是他的神性的宽容；没有阴郁的表情，颤抖的双手，噙泪的眼睛，而是明确而单纯，勇敢而有力，也许带一些强硬的骑士风度，但始终是作为一个胜利者。而使人最深刻最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位得胜的神站在被他打败的所有巨怪旁边。
　　反之，在平庸的作家和刻板的思想家那里，人们有时候也能读到一种欢快，可是它只会使我们这样的人觉得可怜，譬如说，就像我对大卫·施特劳斯大卫·施特劳斯(DavidStrauss，1808-187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青年黑格尔派领袖之一，代表作为《耶稣传》。的欢快所感觉到的。拥有这样一种欢快的同时代人，令我们异常惭愧，因为他们在后代那里丢尽了我们和我们的时代的脸。这种乐天派完全看不见苦难和巨怪，而他们作为思想家本应看见它们并与之斗争的；所以他们的欢快令人不快，因为它是骗人的，它企图诱使人们相信在这里赢得了一场胜利。归根到底，哪里有胜利，那里才有欢快；而这一点既适用于真正思想家的作品，也适用于一切艺术作品。
　　即使内容也许始终可怕严肃，恰如人生问题之真相，但只有当半吊子思想家和半吊子艺术家在作品上散布自身缺点的阴云时，作品才会使人感觉压抑，受到折磨；相反，一个人可以获得的最快乐、最好的享受，莫过于接近那样的胜利者了，由于他们思考过最深刻的道理，所以必然喜爱最生气勃勃的事物，终于作为智者皈依于美。他们真正在言说，他们不语无伦次，也不人云亦云；他们真正在活动，在生活，不像别人习以为常的那样，幽灵似地带着面具过日子。所以，与他们接近，我们真正感到亲切而自然，我们要像歌德那样欢喊：“生气勃勃的事物何其辉煌珍贵！与之相处令人感到何其踏实，何其真实，何其实在！”
　　我们知道这一切，有时我们还异常震惊于所有这令人眩晕的焦虑和匆忙，我们生命的这整个梦魇状态，仿佛是在觉醒的前夕，而愈是临近觉醒，梦境就愈激荡不安。但是，我们同时也感到，我们是太衰弱了，难以承受那个深刻反省的时刻，我们不是整个自然为了自救而寻求的那种人。毋宁说，我们只是偶尔把头露出水面，看见了我们深溺在怎样的水流中。而且，连这稍纵即逝的上浮和觉醒，我们也并非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们必须被举起--谁是那举起我们的力量呢？
　　是那些真诚的人，那些不复是动物的人，即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当他们出现时，通过他们的出现，从不跳跃的自然完成了它惟一的一次跳跃，并且是一次快乐的跳跃，因为它第一回感到自己到达了目的地，亦即这样一个地方，它在这里发现，它无须再想着目标，它已经把生命和生成的游戏玩得尽善尽美。它在这一认识中得以神化，它的面庞上笼罩着被称作“美”的温柔的黄昏倦态。此刻它以这神化的表情所表达的，正是对于存在的伟大解释；而终有一死者所能怀抱的最高愿望便是屏息凝神地倾听这个解释。
　　这里我已经临近那个问题的解答，即是否可能通过经常性的自我活动而同叔本华型的人的伟大理想相联系。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上述新的义务不是单独个人的义务，毋宁说人们藉之而同属于一个有力的团体了，这个团体不是靠外部的形式和法则，而是靠一种基本思想凝聚起来的。这个基本思想就是文化，不过这只是就文化向我们中的每个人提出这一任务而言：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之外，促进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的产生，藉此而致力于自然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