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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 - 第二章:七年之后,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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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白和辛荑在燕雀楼喝下两箱燕京啤酒的七年以后,我写完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破东芝黑白屏幕手提电脑的D键被敲坏了,我右手的腱鞘炎犯了,我又喝了一次大酒。
  我躺在仁和医院的特需病房,一个人一个单独的房间。脑子里澄清空濛,只记得,酒喝得实在太大了。我想,天理昭昭,我坏事做尽,我终于成了一个傻子。
  病床靠脚一侧,有个塑料袋子,里面一张硬纸卡,写着:秋水,男,30岁,入院原因:急性酒精中毒后深度昏迷。我想,纸卡上描写的那个人应该就是我吧,但是我反抽了自己好几个嘴巴,无法了解“急性酒精中毒后深度昏迷”的含义,记不起我这次是和谁喝了多少酒,也不知道所处的地点和时间。
  七年以前,我上医学院的时候,常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躺到这种特需病房啊,牛B啊。这个病房在新住院大楼的南侧,四壁涂着让人有求生欲望的粉红色,而不是普通医院大楼里那种青苔一样闹鬼的惨绿色。住院楼入口特设下车位置,上面一个巨大的水泥转盘,遮住周围楼宇的视线。我曾经长久地从周围的护士楼、住院医宿舍、医科院基础研究所的窗户里分别瞭望,我想象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口伸出窗外,发现没有一个窗口可以射击到特需病房的下车位置。我对战争的经验来自于电影《铁道游击队》,信阳陆军学院一年的正规军训和WestwoodStudio出品的《命令与征服》。《命令与征服》里的狙击手,牛B啊,石头一样铆进泥土,狗屎一样消失在建筑物中,等待下一个傻B出现,乓地一枪,一枪毙命。
  七年以后,我躺在特需病房,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使劲思考,这是哪里啊?我为什么到了这里?我只想起来,这里很安全,下车的地方没有狙击手能够向我放黑枪。
  房间里有一桌一椅一沙发,还有一个洗手间。房间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黑不溜秋的方盒子,里面总有五颜六色的骗子握手开会五颜六色的疯子唱歌跳舞五颜六色的傻子哭哭啼啼五颜六色的妹子脑门儿上统一写着两个字“婬荡”,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有,我想不起来护士小姐管它叫什么了,反正是外国字母。洗手间里没有浴袍和浴盐,门不能完全合上,淋浴和盆浴没有分开,洗手池上没有一个小花瓶插一支新鲜的康乃馨或是富贵竹,“顶多是个三星饭店”,我想。
  我穿着蓝白竖条的衣裤,棉布的,宽大而舒适,独立床头,窗户洞开,气流从我裤裆来回穿梭,阴毛飘飘,阴囊干燥,精子活力高。周围进进出出的人都穿白大褂,第一天醒来,我以为是个按摩院。
  如果是按摩院,第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这里是一个正规的按摩院还是一个不正规的按摩院。我问了三个自己号称是护士的小姐,“有没有推油和特服?推油有几种?手推、波推、臀推和冰火都有吗?”小姐年纪很轻,顶多二十出头,穿着粉色的衣裳,和墙的颜色一样,偶尔由一个年纪大的帽子上带两道杠的老护士长领头,一大队鱼贯而入,但是她们的衣服不透明,没有金属片片塑料缀珠不闪亮,身材也一般,没有在灰暗灯光下闪鳞光的细白长腿,没有被衣服勒出的幽深乳沟,没有“梦幻几何”,“凯瑟王”,“太阳城”,“金色年代”,“金碧辉煌”,或者“金色时光”里那种大门洞开、列队而出、欢迎激素水平过高人群进妖精洞的阵势。
  三个号称护士的小姐给我类似的回答:“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推油,什么是特服,什么是冰火,我们有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椎管注射,有的打麻药,有的不打,但是都要消毒,棉签沾络合碘。你说说看,什么是推油?什么是冰火?什么是特服啊?”这些护士是护士学校刚毕业的吧,腮帮子上细细的金黄的乳毛还没褪干净。老流氓孔建国在我上初中学《生理卫生》的时候,很权威地说过,这细黄的乳毛是处女的典型体征,我学了八年医,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皮肤科学都仔细研读,分数90以上,还是无法判定孔建国的说法是科学还是迷信。我断定,这里不是不正规的按摩院,其实我也想不起来推油,冰火和特服是什么东西了。
  如果这里是正规的按摩院,我就能确定我所在的城市,过去忙得时空错乱的时候,我都是通过机场和按摩院确定到了哪个城市。
  我问护士小姐:“老白在吗?小颜在吗?”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我就可以断定是北京东大桥的宁康盲人按摩院。小颜认穴准,年轻,出手频率快,从来不偷懒,即使我在按摩过程中昏死过去,手也不停,力度不减。我判断好按摩师的标准,简单两条,第一,能不能迅速让我放屁打嗝,第二,让我昏死。小严能在十按之内,让我放屁打嗝,能在十分钟之内,让我昏死过去。宁康盲人按摩院就两间房儿,一个房间三张按摩床,必须争取早放屁,晚放屁,你闻别人的屁,吃亏,早放屁,别人闻你的屁,赚了。屁气冲出,身体飘浮在半空,脑子一昏,眼屎流下来。老白一头白色头皮屑,独目,有气力,一双大肉手,一个大拇指就比我一个屁股大。我一米八的个头,在老白巨大的肉手下,飞快融化,像胶泥,像水晶软糖,像钢水一样流淌,迅速退回一点八厘米长短的胚胎状态,蜷缩着,安静着,耳朵一样娇小玲珑。护士小姐说:“老白教授退休了,早上在北海公园五龙亭附近打四十八式太极拳,跳南美交际舞,唱‘我们唱起东方红’。下午上老年大学,学颜真卿和工笔花鸟翎毛。小颜大夫出国了,美国,停薪留职,还是做心脏内科,导管介入,博士后,吃射线太多,流产三次了,最近生了一个傻子,也算美国公民,不清楚以后会不会回来或者什么时候回来。”一定不对,老白和小颜都是瞎子,都是保定盲人按摩学校毕业,学制三年,一年学习,两年实习。

  我接着问:“301号在吗?或者3号在吗?”如果301号在,就是南京的首佳按摩,如果3号在,就是深圳的大西洋桑拿。南京的301号体重至多八十斤,多次想义务献血被婉言拒绝,但是手指上有千斤的力气。我喜欢力气大的,回国后两年的咨询生涯,一周九十个小时的工作,毁了我的一整条脊椎,颈椎痛,胸椎痛,腰椎痛,骶椎痛,尾椎痛,脊椎两边全是疙疙瘩瘩的肌肉劳损和肌肉钙化,象是两串铁蚕豆,任何时候按上去,都是硬痛酸胀。火化之后,我这两串铁蚕豆会变成一粒粒精光内敛的舍利子。301号按断过一个两百斤大胖子的腰椎。301号告诉我,“这不怪我,靠,得了十几年的椎骨结核,自己都不知道,椎骨都是酥的,豆腐渣。”深圳的3号是小说家的胚子,来自湘西,头发稀细,气质接近少年沉从文和中年残雪,视角、用词和趣味都上路。第一次找3号,我面朝下平卧,过了半小时,3号说:“你有多高?到不到一米八?你的腿真好看,又细又长,是不是经常锻炼,出很多汗?汗出多了皮肤才能这么光滑和紧凑,比我的大腿还光滑,关了灯,闪亮。切下来给我就好了。”
  接着又说:“不行,毛太多了,长统丝袜都遮不住,会溢出来。”最后想了想说:“也行,可以刮啊。要是长得快,就索性忍痛拔掉,毛囊没了,就再也不长了。”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我能接得了下茬儿,我假装睡死了,白日飞升。我房间里的护士小姐说:“301医院在五棵松,不在东单这里。3号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叫名字或者叫同志。”
  我没招儿了。我不着急,我在哪个城市,我会慢慢搞清楚。
  我仰面躺在床上,床单是白的,干净的消毒水味儿,我的脖子、肩、背、腰和尾椎一点也不痛了,连寰枢关节和腰三横突附近都不痛了,我躺了多久啊?平时,这些地方,手任何时候按上去,都是剧痛。早我一年进入咨询公司的吴胖子,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厉害的时候,面朝上平躺在地板上,双手举着幻灯文件草稿看,看得欢喜,觉得逻辑通透,数据支持坚实,身体还扭动几下,仿佛举着的不是一份两百页的幻灯文件草稿而是一个十几岁百来斤的黄花姑娘。在腰痛不太厉害的时候,他忍痛和他老婆整出一个胖儿子。儿子出生就有十斤,吴胖子说,现在有几十斤了。回家和儿子玩儿,他面朝下平卧,儿子在他背上踩来踩去,整个小脚丫踩上去,大小和力度仿佛一个成年人的大拇指。想象着这个场景,我的口水流下来。我也去弄个姑娘,我也面朝上平躺,我也像举起幻灯文件草稿一样举起这个姑娘,也这样忍痛整个儿子出来,十一斤,比吴胖子的儿子多一斤,我想儿子给我踩背。
  我仰面躺在床上,天花板上一圈轻钢轨道,挂输液瓶子用的。
  估计我已经很稳定地变成了傻子,昨天刚进医院的时候轻钢轨道上挂了一圈十几个瓶子,现在就剩一个了。瓶子里红色澄清液体,不知道是什么。
  上《神经病学》的时候,一个成名很早的少壮女神经病教授当众问我,“脑溢血恢复期的病人,可以用什么药。”
  “不知道。脑溢血恢复期又要防止再次出血,又要防止血栓。
  不好弄。”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
  “看看这个病人在用什么药?想想祖国的伟大医学。”女神经病教授指了指病房里一个病人。那个病人仰面躺在床上,一脸的老年斑,绿豆大小或是蚕豆大小,一脸讨好的微笑,看完女神经科教授,看我。天花板上一圈轻钢轨道,轨道上挂着一个瓶子,红色澄清液体。
  “不知道,我没有学好。”
  “想一下,药是什么颜色的?”
  “红的。”
  “我国传统医学,最著名的药是什么?”
  “六味地黄丸,补肾,主治耳鸣,腿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吃,有百益而无一害。”
  “让我问得更具体一点,我国传统医学,最著名的药材是什么?”
  “人参。”
  “那你说,脑溢血恢复期的病人,可以用什么药?”女神经科教授站在我面前,眼睛里充满了兴奋的光芒。
  这种绣球我总是接不住。小学的时候,我大声反复背诵一首叫“锄禾日当午”的唐诗,我爸问我唐朝之后是什么朝代,我答不出来。
  我妈一步蹿到门外,拿进一个大墩布,从门背后衣帽钩上拿了一个帽子,顶在墩布的木棍上。我妈站在我面前,眼睛里充满了兴奋的光芒:“木头上戴个帽子,是什么字?”我不知道,我问,晚上咱家吃菜肉包皮子有没有小米粥喝啊?
  “红参。”我对神经病女教授说。
  “红在古代汉语里叫什么?”
  “也叫红啊。明朝就有红丸案。女人做针线叫女红。生了女儿,藏了一坛子酒,等她破身的时候喝,叫女儿红。”我说。
  “丹参,记住,同学们,记住,丹参,丹参。医大的同学们,少念些英文,少背些单词,什么新东方、托福、GRE,不会死人的,不会影响你们去美国的。多看看医书!即使去了美国,也要靠本事吃饭的。我们当初闹文化大革命,插队到内蒙古,什么书都没有,没有《新东方单词》,没有小说,没有《收获》杂志,屁也没有。

  我行李里只带了一本《神经病学》,我什么时候都看,想家的时候,想北京的时候,想哭的时候,都看。五年中,我看了十八遍,都背下来了,都神经了,不信你们可以考我,颅脑底部所有直径大于两毫米的孔儿,我都知道通过的是什么神经和血管。你们生在好时候,要学会下死功夫。聪明人加上死功夫,就是人上人了。不信,大内科的王教授,文革的时候什么书都没有,插队只带了一本《内科学》,看了九遍,四人帮一倒台,比王教授老的都动不了了,和他一拨儿的或者比他年轻一点的,都没他有学问,王教授顺理成章就是老大了,就是教授了。”女神经病教授说。
  小红告诉过我,她也不会接绣球。别人眼睛瞟她再久,她也不明白别人是什么意思,是问路,是要钱,还是要昨天内分泌课的课堂笔记。我说,对于你,这个简单,以后别人再拿眼睛瞟你,如果是男的,眼睛里全是想摸你的小手和铺好白床单的床,如果是女的,眼睛里全是嫉妒。
  我成了脑溢血恢复期吗?
  没有什么医生来看我了,我头顶天花板上已经只剩下一个吊瓶。有个小女大夫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来到我的床前,她涂嘴唇,玫瑰红,和她的两坨腮红很配,估计还没有绝经,所以我认定她还不是女教授。她个子不高,她站着问我今天好不好,两个茄子形状的乳房同我的床面平齐,没有下垂的迹象,白大褂罩在外面,乳头的轮廓看不到。阳光从西面的窗户撒进来,再远处的西面是紫禁城太和殿的金顶琉璃瓦。
  “97加16是多少?”小女大夫笑咪咪地问我,她每次都问我同样的问题。她笑的时候,眼睛变窄,鼻子撮皱起来,鼻子上方的皮肤挤出四五条细细的褶子,那张脸是她身上第三个象茄子的地方,比那两个象茄子的左右乳房还要小一些。
  我不知道。她每天都问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不知道答案。我估计正确答案在100左右,但是不确定。
  我在数年前的某两个星期中,每天都问小红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跟着我混,做我的相好?”小红在那两个星期里总是说:“不知道,我不知道,秋水你丫别逼我。你给我出去,你眼睛别这样看着我,我受不了。”小红平静的时候,我看她的眼睛,象是面对一面巨大而空洞的墙壁。她闭着眼睛胡乱摇头的时候,我看她的乳房,她乳头的轮廓,白大褂也遮不住,像是两只分得很开的大大的眼睛。
  这样细的腰,这样巨大的乳房,我常替小红担心,会不会得乳腺囊肿,乳腺癌之类,或者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外科学》教过乳腺癌,得了很麻烦,如果是恶性的,不仅乳房,连附着的胸大肌都统统要切掉,还要做淋巴结清扫。胸大的,最严重的手术后遗症是走路不稳,后部太重,逛街经常一屁股坐在马路上。
  小红反复强调,她几乎每三个月都去著名的乳腺外科大夫秦教授那里,被秦教授著名的肉掌摸三分钟,每次都没有问题。秦教授的肉掌能分辨出是肿瘤组织还是一般肿块,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准确率比最好的机器还高。自从加里·卡斯帕罗夫下棋输给深蓝之后,在我的认知范围内,秦教授定乳房肿瘤的肉掌和古玩城小崔断古玉年代的肉眼就是人类能蔑视机器捍卫人类尊严的惟一资本了。
  我在数年前的某两个星期中,不吃饭的时候就想念小红的乳房,除了癌细胞,像小红乳房细胞这样的正常细胞也能如此迅速地不对称生长啊,癌细胞的生长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一定和正常细胞的生长基础类似。那时我在研究卵巢癌发生理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思想,在当时,世界领先。以此为基础,我培养了很多细胞,杀了很多老鼠和兔子,做了一系列研究和论文,探讨卵巢癌的发生,生长信息的传递网络和异常,发现生生死死,永远纠缠,仿佛爱恨情仇。在思路上,这种对于纠缠的认识,又领先了这个世界好久。
  在成果上,要是有美国的实验设备和及时的试剂供应,也能领先这个世界好久。在《中华医学》上发表文章之前,我问小红,要不要也署上她的名字,她是这个伟大学术思想的起点,如果是在数学或是物理领域,就可以叫小红定律。小红说,她不是,她的乳房才是这个学术思想的起点,她的乳房没有思想,没有名字,它们是无辜的,叫乳房定律不雅,不用署了。
  “97加16是多少?”小女大夫笑咪咪地问我。
  “大夫,您觉得97加16是多少?您问这个问题,是出自什么战略考虑?这样的战略考虑有组织结构的基础支持吗?您的管理团队里,有足够的负责具体运营的人才储备来完成您这种战略构想吗?”
  我对自己挺满意,我要是真是个傻子,一定是个聪明的傻子。
  我在咨询公司的导师C.K.教导我,语缓言迟,多问问题,少硬装聪明抢答问题。“Askingquestionsismuchmorepowerfulthanansweringthem。问问题比回答问题更能显示你的聪明伶俐。”
  亨利米勒说,糊涂的时候,靠。C.K.说,糊涂的时候,问。C.K.是个精瘦汉子,四十多岁,还没有一点小肚子,一身腱子肉,肚子上八块腹直肌的肌腹被横行的肌腱分得清清楚楚,高尔夫球稳定在80杆以下。他有一整套没屁眼问题,是人就答不出来。比如,宇宙是怎么产生的?物质是如何产生的?由无机物和有机物,又是如何繁衍出生命的?从普通的生命,如何突变出人这样的怪物?人又是如何具有了思维?他还有不少通俗问题,好多顶尖的聪明人都回答不出来。比如他问香港某个十大杰出青年,香港街头的小姑娘和深圳街头的小姑娘比,有什么突出的特点?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答不出。“香港街头的小姑娘比深圳街头的小姑娘屁股大,平均大17%。

  你知道为什么呢?”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还是答不出。“因为香港街头的小姑娘都是长期坐办公室的,深圳街头的小姑娘很多是在工厂站着做体力活的。”C.K.教给我很多类似这样行走江湖的秘技,即使现在我还记得。我老妈和C.K.和辛荑和孔丘和庄周和曾国藩的教育构成了我百分之九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老妈和司马迁和刘义庆和毛姆构成了我百分之九十的文字师承。
  “秋先生,请您好好想想,回答我的问题,97加16是多少?”
  小女大夫的头发高高盘起来,中间插了一个中华牌2B铅笔,六棱形状,深绿色的底子,墨绿色的竹子,铅笔的一端削了,露出黄色的木头和银黑色的铅芯。她的头发很好看,又黑又多,尽管盘得很紧,发髻还是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显出下垂的姿势。她的头发是如何盘起来的啊?
  我从来就没搞明白别的女人如何盘起头发,如何盘得一丝不乱,让男人的眼睛顺着看过去,从鬓角看到脑后,在从脑后看到鬓角,心就乱起来。小红的头发总是散下来,小红说,别问她,她也不知道如何盘起来,如果我真感兴趣,可以去问其他女的。高中的时候学立体几何,B大的时候学结构化学,仁和医学院学中耳室六个壁的结构,我晚上总做怪梦,梦里全是空间,早上睁开眼仿佛刚坐完过山车,晕。考试能通过,基本是靠背典型习题。所以,我变成傻子之前都想象不出,女人的头发是如何盘起来的,别说现在了,我放弃思考。
  “大夫,你给我签个名吧,我记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字了。现在傻了,记不起来了。”签名要用笔,我想象着她抽出发髻里的中华2B铅笔,盘起来的头发在一瞬间散开,像兰花一样绽放,然后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慢慢坠落,坠到尽头再在反作用力下悠然弹起,如落花一般。其他动物也有好看的毛发,不用香波,找个水塘,弯下腰伸出头,涮涮,就能光彩油亮。公狮子看见母狮子的毛发光彩油亮,会不会在不问姓名,不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伸出爪子,从上到下,摸摸母狮子的毛发?
  “回答我的问题,97加16是多少?”
  “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夫你丫别逼我。你给我出去,你眼睛别这样看着我,我受不了。”我说。女大夫在她的本本上记录了些什么,转身摔门出去了,头发还是盘着,她知道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没办法投诉她。
  我想念小红。我傻了,她不会逼着我回答97加16是多少。
  数年前的某两个星期中,她说过,可以为我做一切,就是不能嫁给我。但是,我要是有一天残了傻了,一定让她知道,她就会来陪我,那时候,不管谁已经握着我的手,不管谁已经握着她的手,她都不管,她要握着我的手。我当时非常感动,但是不明白。如果我当时是个有老婆的贪官,我会更加感动,而且懂得。我半躺在床上,小红烧肉如果握着我的手,我左侧身,我的头枕着小红烧肉的胸,两个乳房如同两堆炉火,方圆几米的范围内,暗无天日,温暖如花房。
  小红定律发生作用,脑神经细胞会呼呼呼地分裂,神经支持细胞会呼呼呼地分裂,脑血管壁细胞会呼呼呼地分裂,我的脑袋一定会好的,几天之后就不傻了。
  我想念小白,他后来水波不兴地娶了小红。小白说过,要是有一天我傻了,他就把他的外号让给我,名至实归。到那时候,他就搬来SONY的PlayStation教我玩儿,“电脑太麻烦了,你要是真傻了,就不会用了,教也教不会。”他说。小白还说过,要是有一天我傻了,他就把小红让给我,只有小白痴才能霸占小红烧肉,万事儿都有个平衡,至道中庸,这是天理。到了中国两年之后,小白开始看《幼学琼林》。小白说,他会去做小红的父母和他自己父母四个人的游说工作。小红的思想工作就不用做了,她没大主意,你、我还有辛荑同意就好了。
  我想念辛荑,他说,我要是傻了,他就重新教我人生的道理。
  辛荑说,到了那个时候,他应该更理解人生了,教导我的东西,不带一点赘肉,录音整理之后,比《论语》更成体系。
  还是傻了好,所有人都对你好,不用装,就是傻。就象上小学的时候,得了病,家里所有的好吃的都是你的,副食店里所有的好吃的都是你的。
  小红烧肉从来不盘头发,老是散开来垂到肩膀。她脑袋太大。
  “盘起头发来,一个辫子朝天,象李逵。你是不是喜欢脑袋小的姑娘,然后头发盘起来,显得脖子特别长?”她说。
  数年前,我在某两个星期中,每天都问小红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跟着我混,做我的相好?”小红每天都给我类似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秋水你丫别逼我。你给我出去,你眼睛别这样看着我,我受不了。”我想起来了,我离开小红之前,对小红说的是:“你借我昨天内分泌课的课堂笔记,我马上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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