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车，离开这座经过改装的消防站。我坐后座，钱斯戴顶司机帽开车。他在几条街外停下，把帽子放回前座的杂物箱。我则和他一起坐到前座。下班的车潮此时已差不多散尽，我们一路往曼哈顿疾驶，比先前沉默许多。我们此刻有点距离，仿佛是因为刚才的谈话超过我俩预期的亲密限度。
　　前台没有留话。我上楼换了衣服正要出门又折回，从梳妆台拿出我的点三二手枪。带把我好像没法开火的手枪有必要吗？好像没有，但我还是把它放进口袋。
　　我下楼买份报纸，然后也没多想就绕过拐角。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找张桌子坐下。我那张角落的老桌子。特里娜走过来，说声好久不见，我点了起司汉堡、一小碟沙拉，以及咖啡。
　　她朝厨房走去，我脑子里突然闪过马提尼的影像，盛在高脚杯里纯净、干冽，冰凉。我可以看得见它，我可以闻到杜松子的味道。还有挤柠檬汁的强烈芳香。我可以感觉到一口喝光后的舒坦劲儿。
　　耶稣啊，我想。
　　喝酒的欲望走得跟来得一样快、我看八成是反射作用，是对阿姆斯特朗酒吧气氛的自然反应。长期以来我在这儿灌了不知道多少酒，上回烂醉被扫地出门，之后就连门槛也没再进过。
　　我会想到喝酒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这可不表示我真得叫一杯。
　　我吃完晚餐、续杯咖啡。看完报纸，我付了账，留下小费，然后就到了该去圣保罗教堂的时间。
　　见证词是“美国梦”的酒鬼版。演讲者是来自麻州沃彻斯特的穷人家的孩子，半工半读上完大学，一路爬到一家电视公司副总裁的职位，然后酗酒毁掉一切。他一路掉下来，沦落到在洛杉矶的珀欣广场灌酒度日。后来他加入匿名戒酒协会，生活才又恢复原样。
　　如果我有办法专心听讲的话，一定很受鼓舞。只是我的思绪不断岔开。我想到桑妮的葬礼，想到钱斯讲过的话，我发现自己的念头不断在这案子上打转，一心要理出个头绪。
　　去他的，东西全在那儿，我只是看的方法不对。
　　讨论时间，我在轮到我发言以前离开。今晚我连名字都不想报上。我走回旅馆，努力克制一股想进阿姆斯特朗酒吧小坐的强烈欲望。
　　我打给德金，他不在。我没留名便挂上电话，然后打到简的住处。
　　没人接。嗯，她可能还在聚会。而且散会后，她习惯去喝咖啡，也许十一点后才能到家。
　　我本来可以等到聚会结束，然后和大家一起喝咖啡。我现在还是可以加入他们。他们光顾的科布小店其实不远。
　　我考虑一下还是算了，其实我并不真的想去。
　　我拿起一本书，但看不下去。把书扔了，我脱下衣服，走进浴室，打开莲蓬头。可是老夭，我哪需要冲澡？我早上才冲过，而我，整天做过最费力的事就是看钱斯举重。我他妈的还去冲澡干嘛？
　　我把水关掉，穿上衣服。—棒槌学堂·E书小组—
　　耶稣基督。我觉得自己像是笼子里的狮子。我拿起听筒。
　　本想打给钱斯，但你不能直接打给那娘子养的，你得先打到他的服务处，然后等他回电，我现在可没这心情。我打给简，她仍然不在，然后我打给德金。这回也没找到他，我决定还是不留话。

　　也许他在第十大道那家店，和几个警察喝酒解闷。我想上那儿找他，然后突然悟到：我想找的不是德金，我想找的只是个堂皇的借口，可以让我光明正大地跨进酒吧大门，把脚搁在铜栏杆上。
　　他们的吧台恐怕连铜栏杆都没有吧？我闭上眼，想回忆那地方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一切全都回来了；溅出的酒味，还有走味的啤酒跟尿骚味，那种宾至如归的阴湿的酒馆气味。
　　如果我去德金的地盘，我准定喝酒。如果我去法雷尔、波莉或者阿姆斯特朗的话，我也还是会喝。如果我待在房间里的话，会发疯；如果我疯得厉害的话，我会逃出那四堵墙，接着我会干出什么事？我会上酒吧，不管哪一家，然后喝酒。
　　我逼着自己待在房里。我已经挨过第八天，没有理由挨不过第九天。我坐在那儿，不时看着手表，有时候整整一分钟过去我都没有看表。终于等到十一点，我下楼，招辆出租车。
　　三十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叉口的摩拉维亚教堂每天午夜都有聚会。大门在会前一个钟头打开，我到那儿找张椅子坐下，咖啡准备好时我斟了一杯。
　　我没注意听人见证或者讨论。我只是坐在那里。让自己感觉安全。房里有很多最近决定洗心革面的人，很多人日子非常难过。要不他们这个时间跑来干嘛？
　　有些人还没开始戒酒，其中一个被赶出会场，但其他人都没惹麻烦。只是一屋子想多挨一个钟头的可怜人。
　　时间到了、我帮忙折起椅子，清理烟灰缸。旁边一个折椅子的人自我介绍说他叫凯文，问我戒了多久。我告诉他这是我的第九天。
　　“了不起。”他说，“继续。”
　　他们说话千篇一律。
　　我出门，冲一辆驶过的出租车打个手势，但等他掉过头开始减速停车的时候，我又改了主意，挥手让他离开。他开走时发动机砰砰作响。
　　我不想回去。
　　我朝北穿过七条街到金的大楼，骗过那儿的门房，径直进入她的公寓，我知道里头有一整橱酒，但不会影响我。上回我得把“野火鸡”倒进水槽才安心，这回可没这需要。
　　我到卧室翻遍她的珠宝，但没认真去找那绿戒指。我拿起她的象牙手镯。解下扣钩，套到手腕上试试大小。太小了。我从厨房取些纸巾，小心翼翼地把手镯包皮好，放进口袋。
　　也许简会喜欢。我好几次想象她戴上它的模样——在她那间阁楼里，在葬礼上。
　　如果她不喜欢，不戴就是了。
　　我拿起话筒，电话还没切掉。我看这只是迟早的事。就像这公寓迟早得清干净。金的东西也得移走。不过目前一切照旧，仿佛她只是出门未归。
　　我没拨号便挂上电话。三点左右，我脱下衣服，躺在她床上睡觉。我没更换床单，感觉上她的味道仍然隐约可闻，仿佛她与我同处一室。
　　我并未因此辗转难眠，倒头就睡。

　　醒来时，我浑身冷汗，深信不疑我在梦中破了案。只是忘了答案。我冲个澡，穿上衣服，离开那里。
　　我旅馆有好几个留言，全是玛丽·卢·巴克打的。前一天晚上我走后不久她就打过来，另外几通是当天早上。
　　我打过去时她说：“我找你好久，本想打到你女朋友那儿，只是想不起她姓什么。”
　　“她的电话没登记。”而且我不在那儿，我想着，但是没讲。
　　“我要找钱斯。”她继续说，“我想到你也许知道他在哪儿。”
　　“昨晚七点左右我们就分手了。什么事？”
　　“联络不上他。我知道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到他的服务处——”
　　“我也一样。”
　　“哦，我以为你可能有个特殊号码。”
　　“只有服务处的。”—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打过。他一向回电的、我已经留了不知道多少口信，可是他一直没回。”
　　“以前有过这样吗？”
　　“没这么久过。我昨天下午开始找他。几点呢，十一点吧？到现在已经超过十七个钟头了。他不隔那么久都不打到服务处查问的。”
　　我回想我们在他家里的谈话。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他有没有查询他的服务处呢？我想没有。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半个钟头都会联络一次。
　　“而且不只是我。”她说，“他也没打给弗兰。我问过她，她也在找他，但他却一直没回。”
　　“唐娜呢？”
　　“她在我这儿。我们都不想独处。呃，还有鲁比，我不知道鲁比在哪儿，她的电话没人接。”
　　“她在旧金山。”
　　“她在哪儿？”
　　我大概跟她解释了一下，听见她转告给唐娜。
　　“唐娜引述叶慈的诗，”她告诉我，“‘事事分崩离析，中心不再凝聚。’她引的诗我总算也能听懂一句。”
　　“我试着找找钱斯。”
　　“找到的话打给我？”
　　“当然。”
　　“唐娜打算待在我这儿，我们目前暂停接客，也不开门。我已经告诉门房不要让人上来。”
　　“很好。”
　　“我邀请弗兰到我这儿，可是她不肯。听起来她磕了很多药。我想再打个电话给她，这回不请了，我要命令她立刻过来。”
　　“好主意。”
　　“唐娜说三只小猪躲在砖房里，等着野狼下烟囱。我希望她还是只讲叶慈就够了。”
　　我打到他的电话服务处，没用。他们很乐意为我传话，但不肯透露钱斯这一两天是否联络过他们。
　　“我想他马上就会来电话，”一个女人告诉我，“你的留话我一定转达。”
　　我打到布鲁克林询问处，拿到他绿点那儿的房子的号码。
　　我拨了号。让它响了十二下。我记得他说过他已把电话里的铃挡拿掉了、只是觉得值得一试。
　　我打到帕克贝尼特，非洲和大洋洲的艺术品与工艺品预定从两点开始拍卖。
　　我冲了澡，刮个脸，吃了面包皮卷，喝杯咖啡，然后看报。
　　《邮报》想了个法子把旅馆开膛手留在头版，但颇为牵强。布朗克斯区贝德弗德公园一带，有个男人用菜刀连刺他太太三下，然后报警自首。这类新闻通常最多只值报屁股的两小段文字，但《邮报》把它摆在头版，配上耸动的大字标题：“旅馆开膛手激发了他的灵感？”

　　我去参加十二点半的聚会，两点过几分抵达帕克贝尼特。
　　拍卖场不是原先展示拍卖品的房间，必须买张五元的拍卖目录才能入座。我表示我只不过想找个朋友，一边巡视房间。钱斯不在这里。
　　除非买下目录，要不服务人员就不许我在那儿徘徊张望。
　　想想和他争执倒不如买了省事，我只好掏出五块。结果名字被登记上去，也拿到个喊价号码。我不想登记，我不想要喊价号码，我不想要他妈的目录。
　　我在那儿坐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拍卖品一个接一个在铁锤声下完成交易。到两点半时，我差不多已经确定他不会出现，但我还是待在原位，因为我想不出有啥事可做。拍卖过程我不太注意，每隔几分钟就四处张望，寻找钱斯。贝宁王国的青铜像在三点四十分搬上台喊价，最后以六万五千块卖出，只比预估价略高一些。这是整个拍卖的高xdx潮，不少人在青铜像售出后立刻离开。我知道他不会来，但仍多待了几分钟，只是想理一下多日来我一直想理出的头绪。
　　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拿到所有的拼板，现在只剩如何拼的问题。
　　金。金的戒指和金的貂皮短外套。Cojones.Maricon.毛巾。警告。考尔德伦。甜心·布卢。
　　我起身离开，穿过大厅时，一张摆满过去拍卖目录的桌子抓住我的视线。我拿起一份今年春天的珠宝拍卖目录，信手翻阅，但一无所获。我把它放回原位，然后问大厅服务员，画廊是否有全职的珠宝专家。
　　“可以找希尔奎斯特先生。”他说，然后告诉我该去哪个房间，该走哪个方向。
　　希尔奎斯特先生的桌子上一无杂物，仿佛他已在那儿坐了一天，就为等我前去请教。我报上名字，告诉他我想知道一只翡翠的大概估价。他问我是否能看实物，我表示没带在身上。
　　“得带来才行。”他解释，“宝石的价值得根据很多变数判断：大小、切割、颜色、亮度——”
　　我把手插进口袋，碰到点三二手枪，拿出那片绿色玻璃。
　　“大概这么大。”我说。他举起珠宝监定师的专用高倍放大镜，框到一只眼睛上，从我手里接过玻璃。他看了一眼，全身一僵，小心冀翼地把另一只眼睛定在我身上。
　　“这不是翡翠。”他谨慎地说。好像在跟一个小孩——或是疯子讲话。
　　“我知道，这是片玻璃。”
　　“对。”
　　“我讲的是那翡翠的大概尺寸。我是私人侦探，想知道一枚我看过、但目前行踪不明的戒指约值多少钱。”
　　“噢。”他说，然后舒口气，“我刚刚还以为——”
　　“我知道你以为什么。”
　　他把放大镜从眼睛上拿下，摆在书桌前方：“坐上我这位子。”他说，“你就得任由大众摆布。你不能相信到我这儿来的那些人，他们给我看的东西，他们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