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我住的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面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32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字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休。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嘛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4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元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死神的到来。略、略。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1970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15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声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至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唧唧咕咕的。脸形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偶尔在路上撩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她在宿舍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回到宿舍每次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蹦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3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已快10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声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从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2”
　　我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学校中院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半斤分量的袋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了鲁宾逊漂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
　　“为什么给?”．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
　　“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