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大部分朋友同事很少有这样的，有时我想也许我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异类，或者不如说是怪胎。
　　从七岁开始思考生死的问题洒泪大街上开始，我就已经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路，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也并不知道什么会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只是知道它在，没有它我就不能活。它是什么，其实我也真的说不好。
　　七岁的思考最终的导向是：人终有死，而我这一生活过的最大意义是“普济众生”。所以那个时候的我最迷恋的事情是能够考上佛学院做一名精通梵文的比丘尼——当然，不敢跟父母及旁人说。
　　在这样的指引下，我继续上学继续怪胎然后工作。BTW，回忆突然展现的画面令我失笑——高中时，我回应男生的追求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训导与规劝：我们很快就会毕业了，毕业之后难道还会在一起吗？如果不能，那现在又何必浪费时间做些无用功呢！——如今想来也很想规劝人妖们降伏的唐僧吧。
　　一些波折之后，16岁就进入证券公司的我，在兴奋期过后很快就发现了我与这个行业的距离，我受不了言必谈钱，我受不了那样一种感觉——被人称为白领，高高在上——我感觉我当时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都是虚幻的，是一场梦，是终将破灭的肥皂泡——如同在高中里谈恋爱。我讨厌和那个圈子里的人与事接触，我讨厌对那个行业专注，我想我的生活在别处。
　　在我厌倦到极点的时候，我试图去农村支教一年，让自己好好沉淀一下。结果，支教没有成功，却找到了WWF。普济众生有了一个现实的出口。我太亢奋了，我想这就是我要的理想，我的生活——Beavolunteertomakeadifferent。
　　天真的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在NGO里工作的人并不一定都与我同志，其实大部分的人不过是为了一口饭吃，在哪里工作其实并无所谓。我先是抵抗这个发现，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即使是在NGO里，也不代表大家都是一群理想主义的疯子。是我对格瓦拉的盲目崇拜，迷蒙了我的眼睛。
　　我还是不肯相信，我想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片最纯净的乐土，它的名字叫做“无双”，是什么鱼玄机、彩萍者流不可替代的。于是，我还在寻找。能找多久，我不知道。会不会永远找下去，我也不知道。在寻找的过程中有太多太多的诱惑、冲击和痛苦，我能支持多久，我还是不知道。其实真的在找什么？我都无法确定了。
　　我曾经以为没有爱情，我不能活。最后，我活下来了。
　　我一直以为没有理想，我不能活。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自己的执着。
　　我对追求理想，势必清贫一生的答案，真的缺乏准备。以前我以为我能做到，可是我能生活得简朴，却很难忍受他人的不认同。很残酷地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真实的存在，它只在人们的意志中存在——当人们用金钱和权力来作为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你假装自己没钱没权仍然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的时候，真的底气不足掩耳盗铃（我继续天真地以为，也许这个道理只在中国适用？或者只在中国最显著？）。
　　当我没有房子，不得不忍受寄人篱下的滋味时；当我不能给孩子足够的条件吃好穿好受到好得教育时；当我为每月帐单捉襟见肘时，我在家人朋友的眼里一文不值，理想残忍得将生活撕成碎片。
　　在每次选择的路口，我都听从理想的呼唤，最后可能终将过上去东大街要饭的生活，家人问我：你觉得这样是对自己负责任还是对家人负责任？我无言。这个时候说理想，是矫情还是stupid？
　　曾经喜欢蛋壳屋，是因为觉得那里的音乐人都是在理想的道路上挣扎的人，看到他们就有了力量，后来也因为他的商业化，而疏了来往。现在仍然喜欢看那些夸父追日的故事，却不晓得自己会不会一样倒在路上。
　　所谓有理想的生活，究竟是伟大还是狗屎，也许要到我们都老死后才见分晓——如果你能如甘地特蕾沙一般就是伟大，如果你谁也不是就是狗屎——说到底，还是个他人认同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需要社会的认同，也许会少一点烦恼，所剩下的不过是自我与自我作战的自虐痛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