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
　　引言
　　对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及因劳力弱和遭受灾害而生活困难的特困户，市政府采取临时救济和春节前集中救济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2004年6月，出台了《穰县农村特困户救助办法》，2006年7月，又将农村9388户、22500人纳入农村低保救助范围，平均每年发放生活救助金和医疗费170多万元。
　　——《穰县县志·民政》
　　清立：无论走到哪儿，刀不能离身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清晨起来，村里人都出来查看房前屋后的情况，害怕有地方存水太多，泡到地基。乡村的下水道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没有统一的排水管道，都是各自为政，一到下雨，村里的水流纵横交错，前后邻居为排水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和哥哥也到老屋去查看了一番，东西屋的两个水坑里储了好多水，但还没有漫到前后地基的地方，不会造成老屋的倒塌。我们准备回去吃早饭，走到青石桥的地方，清立挎着篮子出现在路的那头。他的上衣敞着，露出滚圆的肚子，裤子用一根草绳系住，一只手拿着一把长约八九寸的砍刀。看见哥，老远就笑眯眯地打招呼，“叔回来了。姑啥时也回来了？”他的声音很低，有些沙哑。我低声对哥说：“看着怪正常啊，怎么都说他神经了？”哥说：“说两句话你就知道了。”然后大声对清立说，“清立，起恁早，干啥呢？”清立说：“河里涨水了，5点多就起来，到河里逮鱼了，逮住条大鲶鱼。”说话间，走到我们面前，把篮子伸到我们面前，只见小篮子里卧着一条大鱼，有四五斤重的样子，胡须还在微微地动，我和哥都赞叹起来。清立一听，非要把鱼送给哥。他把篮子放在青石桥边，到处找绳子，想把鱼穿起来。
　　我说：“清立，给你照张相。”他好像不相信的样子：“真的？”我说：“是真的，你站好，摆个姿势。把手里的刀先放一边儿，不好看。”清立却说什么也不愿意，一定要拿着刀。我说：“你把它先放篮子里，等照完相再拿上，不就行了吗？”说着，我就很自然地去拿他的刀。清立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非常紧张，手里的刀握得更紧了，眼神里露出些凶光。哥看见这情势，赶紧上来拦我：“你照就是了。”
　　清立好像忽然醒悟过来，掀开衣服，把刀插在裤腰里，然后放下衣服，从外面几乎看不到刀了，只有一个很浅的轮廓。我说：“开始了。”清立却又跳起来，说：“别慌，我还没摆好姿势。”他跑到一棵树旁，倚在旁边，腿交叉着，大概觉得这姿势很美，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照完之后，再三嘱咐我洗出来一定送给他一张。

　　我很想和他聊会儿天，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状态。九年前，清立突然神经了，拿着刀到老支书梁兴隆家里行凶。梁兴隆吓得满村跑，清立满村地追，把梁兴隆的头、手、腿几乎都砍断，胸部也挨了一刀，肋骨都露出来了。梁兴隆老婆的手和腰也被砍伤了。这件事成了当年轰动方圆几十里的新闻，有好事者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梁庄出新闻，清立砍兴隆，胳膊断了线，刀往肚里捅。”
　　我问他日子怎样，他却反问我：“你从北京回来，那奥运什么样？”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到奥运很了不起，我心中还暗自吃惊，觉得清立并没有真正傻。再往下，就不知所云了。清立说话声音很低，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一会儿粮食政策，一会儿治安管理，一会儿又哪个地方死人什么的，思维很乱，没有完整的表达，但几乎全是国家大事。他双手抱在胸前，眼睛看着天，还有点沉思的状态。
　　临走的时候，清立一定要我们拿走他拎着的那条大鱼，他已经在地上找到一根细绳，把鱼串好，非让哥哥拿着，哥哥推说拿着不方便，但怎么推让也不行，最后哥哥只好拎着这条五斤的大鱼回家了。路上，哥哥说：“你那会儿去拿清立手里的刀，你知道有多危险？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他在村里，刀是从来不离身的。有时候，走着走着，他就会拿着刀乱舞一阵儿，谁也不敢拦他。你想，出了砍人的事儿，谁还敢上他跟前？”他为啥非要把鱼送给哥哥？因为当年打官司，哥帮他请律师，找精神病院作鉴定。他心里还是明白的。
　　吃完早饭，我让哥给我讲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清立，今年可能四十四岁吧。原来做过小生意，很精明，干活也出力，干瓦工。他们家在梁庄也属于被欺负的对象，他爹属于脑子特别死的那类人，没有一点正义感，没团结住人。想巴结村干部，但又巴结不上，村里人都看不起他。“文革”时曾经得势几天，但也只是打手，那时候咱爹受批判，他也跟着别人，上去又踢又打。在村里没一个朋友，很少有人到他家去串门，几乎没有摆过酒场。清立，在农村属于能干人，但为人处事也和他爹有点相似，性格孤僻，很少交到朋友，但见人说话打招呼比他爹强。

　　清立没挣来多少钱，娶个老婆却很逞强，老是吵他没本事。其实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没钱，清立分家后，日子在村里过得不算最差，可他老婆不愿意，俩人为此常吵架、打架。清立吵不过，也打不过。可能那时候性格都有点压抑，村里的人感觉到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但也没出过啥事儿。
　　清立和梁兴隆的矛盾根源在于房子的问题。清立的房子在坑塘边，离兴隆家比较远。但是，兴隆家的下水道被挡住了，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下水道都是自己挖的，怕下雨了排水不畅，稍微改一下就行了。但是，兴隆当支书那些年，习惯了以势欺人，就直接跑去骂清立，清立还了几句嘴，还把兴隆推倒在地。后来，兴隆的几个儿子认为非得治清立一次不可，敢欺负到太岁爷头上，那还了得？兴隆的仨儿子跑到清立家里，把清立揍了一顿，打得不轻。到大队那儿评理，村里治安主任是兴隆二儿子的亲家，你说，清立能说赢吗？把清立定为没理，因为打了梁兴隆，又给赔了五百块钱的医药费。从此之后，清立种下心病，彻底神经了。
　　一天夜里，梁兴隆的儿子在周家看完电视回去，正准备开门，有人拍拍他肩膀，他一回头，就被戳了几刀。有人怀疑是清立干的。他们去找清立的事儿，清立说他没有，大家都不信。又打了一架，这次，清立更吃亏了。这中间，清立的老婆也带着儿子走了，找不着，可能出去打工了，连个信儿都不给清立留。
　　有几个月的样子，大概是1999年的夏天，具体哪一天忘了。清立手里拿把砍刀，不知道是为啥，跑到兴隆家里，先打兴隆老婆，把他老婆手指砍断，头上还弄个窟窿。梁兴隆吓得满村跑，清立拿着刀满村追，兴隆的脖子被清立用砍刀割了一下，肩上、腿上也砍了几刀。旁边的人去拉，清立拿着砍刀满村追，吓得也没人敢上来拉架。人们说，兴隆这次肯定是活不成了。
　　兴隆和他的老婆都住进了医院，清立被抓到了派出所，兴隆花了一万六七，弟兄几个为谁出多少钱吵得像鳖血[1]一样。俩人都是重伤，后来还作了伤情鉴定。按法律规定，可以把清立判刑，至少十五年。
　　这时，不知谁出个主意，说应该给清立请个律师，作个精神鉴定。他爹来找我，开始我想着不能管，兴隆跟咱们家有仇，别想着我是公报私仇。后来，我又想，我这是坚持正义哩，万一清立是真有病呢？一个病人，也不能这么冤枉他。我这才帮他联系律师，找医生作鉴定。一鉴定，确定清立为躁狂型精神病。

　　开庭时，法官问清立：“梁清立，你为什么要杀梁兴隆？”清立说：“我日他姐，我就是想把他弄死。弄他弄得还嫌轻了。”问了好几次，清立都是这句话。法官审不成，开庭没多长时间，就宣布休庭，又让清立去作精神病鉴定。后来，在地区作了鉴定，确实是精神病人。几个月后，清立被无罪释放。
　　回来之后，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为了吓人，反正无论走到哪儿，他总是刀不离身。
　　我黯然。古老的乡村故事仍在延续，即使现代之风已经吹了几十年，仍没有改变乡村内部的生存结构。当然，对于清立来讲，法律的公正已使得他逃离了刑罚的苦难，但是，他精神内部的崩溃又有谁能负责呢？哥哥一定要让我看看清立的房子，可能会更有启发。吃完午饭，我和哥哥到清立家。清立的房子其实就在一进村的那个坑塘边，我一直没有在意。房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盖的那种青砖混泥瓦房，墙一半是砖，一半是泥。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东屋和西屋的两个窗户全部用砖砌了起来。
　　清立看我们来了，非常高兴，把我们让到屋里，屋里光线非常暗，能闻到一股腐败的垃圾场的气息。进门的正屋还算有点光线，可以看到家里的摆设。其实，也没什么摆设，中间一张破旧、低矮的小桌子，两个凳子，桌子上落满了灰尘，估计好久没有人来了。后墙是用泥砌的一个长条凳，上面放着各种杂物，物品上面挂满了蜘蛛网，有着尘封的感觉。西屋里面几乎是黑的，支着一张床，床上一张破席，几件衣服，没有枕头。那把砍刀赫然放在床上，在微黑的光线中闪着亮光，让人有些莫名的心惊。
　　屋里的味道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急急地退出。本来想照张相，又怕清立不高兴，我就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哥哥给我示意了一下，让我看看院子里的猪圈。猪圈里也是漆黑一片，没有猪，但是，里面却铺满了长长的蒿草。从清立家出来之后，哥哥说：“现在，清立每天的工作是去河里砍蒿草，铺在里面。再去砍，过一段时间，满了，弄出来扔了，再砍再铺。”问他干啥，说是磨刀，清立说：“日他姐，长时间不用，刀就钝了，那会行？万一要使可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