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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呵,醒来吧 - 天真之歌经验之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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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国外旅行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经常要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每次做这种旅行时,我都像一棵无根之草,在陌生的国度里设法处理可能出现的困难。为此我都要做一点准备,至少可以保持心理平衡。实际上,我不过是在旅行时带上出发前一直在读的一系列丛书,不久我将独自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可是一读到在东京时读的这些书,胆战心惊、急躁、沉靡的我就会得到鼓舞。
  ①《新人呵,醒来吧》是一部系列短篇小说,总计七篇,此处选译出其中的四篇。
  今年春天,我去欧洲旅行。说起来那是跟电视台摄制组一起从维也纳到柏林巡回工作。当时,树木还都没有发芽,可花却开了,有金黄的连翘和藏红花,藏红花的蓓蕾刚从地里冒出来,一点绿色也没有。临出发时,我带了四本“企鹅·现代·文库”出版的马尔卡姆·劳里的书。这两、三年我一直在读劳里,甚至还写了一系列短篇,为的是把劳里对我的启发对照着写下隐喻,所以我积极计划着在这次旅行中再读一遍劳里,争取在旅行结束时读完,然后赠送给同行者每人一本。年轻时,我无法静下心来持续地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年以后,我打算从老年到死之前,集中精力读几位作家的作品,所以有时,我就刻意要求自己读完一本书。
  旅行期间,我按着繁杂而又陌生的时刻表,在移动的飞机、火车和旅馆里读小说,上面有我在各个时期画上的红线。摄制组的人严格遵守工作规则,我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傍晚时分,在火车到达法兰克福之前,我又一次发现劳里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音乐家。我认为《伸向泉边的森林小路》是他最优美的中篇,文中写到寻求创作灵感的祈祷,正是这些地方打动了我。
  所谓“又一次”,是说以前我读这本书时曾深受感动,还把那句话的前半部分引入小说中,可是这次,先前认为重要的那前半句话的后半句吸引了我。作者想以自己的新生环境为主题创作音乐,可是却没有完成,他不断地呼唤:“亲爱的上帝呀,帮助我吧!我罪孽深重,所以陷入各种错误的思虑之中无法解脱。请把这项工作置于伟大而壮丽的事业上,请让我当您的奴仆吧。如果我的动机不明或者音乐杂乱无章,多处没有意义的话,请您帮助我使它们恢复秩序吧,oriamlost……。”
  当然,这是从整体上阅读文章之后,我特意在文章最后引用原文,因为正是这后半句话使我明白我被吸引的原因。我好像听到了某种声音,似乎有一位巨匠用优美的姿势指给我看一位诗人的作品集,“现在,我们抛开劳里的作品,走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且还应该在这里停留几年……”。星期天晚上,是星期五回家的年轻应征入伍士兵返回兵营的时候。士兵们像学生一样,站在卧铺车厢窗边的过道上,不停地吹着带有压缩阀的小喇叭,向他们的家乡告别,火车就要开了,有的士兵还在月台上,尽心抚慰少女般的恋人们,还有的人要再拥抱一次作为最后的告别。走入这样混乱拥挤的月台,离别之情深深打动了我……
  走出站台,摄制组的人正往旅馆搬器材,我利用这段时间,在车站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威廉·布莱克全集,于是买了下来。那天晚上,时隔几年,不,应该是时隔十几年,我又一次集中精力开始读布莱克的书。一开始我翻到的那页上写着:“爸爸!爸爸!你要到哪儿去呀?啊,请不要走得那么快,请对我说话,爸爸,否则,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最后一行的原文是:“orelseishallbelost”。
  刚才说到时隔几年,我意识到实际上岂止是几年,仔细回顾一下,那是在十四年前,我译出这段诗。说起来,最近我常常有跟过去一样的体验——身为爸爸的我,为了超越自己和残疾儿子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我试着在小说里译出这句话。在诗人的世界里,我曾被这种特殊的方式所影响,并又一次被吸引,我将走向布莱克,这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感到转折期的危机来到我和儿子之间。否则,我为什么能如此强烈地感到劳里的oriamlost(我完了)和布莱克的orelseishallbelost(或者其他的我将要完蛋了)有直接联系呢?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我好几次关掉床边的灯,可还是不能入睡,又毫无头绪地回想起布莱克。在这本书的红色封皮上,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黑色裸体男人。
  儿子出生时头盖骨畸型,不久我写小说时引用了布莱克的一行诗。现在,我感到很奇怪,年轻时代我读过的书不多,可为什么布莱克竟能如此深藏在我的记忆中呢?在《出埃及记》中以强烈要求在经济和社会上实行保守主义为主题,他也曾谈到自己对版画的理解。“SoonermurderaninfantinitDscradlethannurseunacteddesires……”二十年前我在小说中把这句话翻译成:“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比起要培养还没萌发出的欲望来……”
  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谈到《天真之歌》中《迷茫的少年》里的那后半句话,后一半是:“漆黑之夜,父亲不在身旁,孩子被露水打湿,陷入泥泞,他嚎淘大哭,雾在飘荡。”
  三月底,傍晚时分法兰克福就开始起雾了。再过一、二个星期就要到复活节了,对于人们翘首盼望,隆重庆祝的这个欧洲民间节日,以前我只是在观念上有所了解,这次我将理解到死和再生紧密相连的那种奇特思想的根源。不眠之夜,我伫立在窗前俯视,街道两旁巨大的橡树还没有发芽,只有街灯映在黑色的树干上,一片朦胧的景象。
  回到成田机场,日本的春天已临尽尾声。我感受到一种明朗的气氛,连身体也不由得轻松起来。来接我的是妻子和小儿子,我和他们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样。要是在平时,我们就乘机场的巴士去箱崎,可这回电视台为我们准备了车,上车后他们疲弱无力地坐在座位上,还是不想说话,似乎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斗争。女儿已经上了私立女中的高级班,忙于应付作业和准备考试,他们不提也罢,可是他们也闭口不谈大儿子没来接我的原因。
  一开始,我没有去寻找花的踪迹,而是凝视着夕阳下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不久我就回忆起自己的担心,在旅行的后一半时间里,在读布莱克的诗,或者说是在诗中沉思时,有好几次我似乎感到儿子和我之间,或者说和家人之间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正在到来。于是当疲惫不堪的妻子向我述说出现征兆的两、三件事时,我依然凝视着树木的嫩芽,心中默想,对儿子的这种突然冲动,还是想办法采取些防御措施吧,可是心里却不得不自问:“义幺怎么办?”(就像在小说中那样,在这里我还想叫他“义幺”)。
  然而,从成田到世田谷区的路程太漫长了。连妻子也终于忍不住,只要一开口,势必要把闷在心里的忧虑吐露出来。接着,她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用低沉而忧郁的口气说:“义幺不好,太坏了1她担心下面的话被司机听到,就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我离开日本去欧洲的第五天,儿子像是有了某种想法似的,发起疯来。——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妻子担心别人听到这些后会感到惊奇,所以没有说。回家之后一直到给儿子铺完床,她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从福利学校的高一升往高二的那个春假,有一天大家聚集到学校附近的砧家庭乐园,开同学告别会。没过多久,大家开始玩捉鬼游戏,玩法是孩子们装鬼追自己的妈妈。当妻子跟其他的母亲一起跑开时,老远就看出儿子火冒三丈。妻子畏惧地停下来。这时儿子冲过去,来个在体育课上学的柔道动作——扫蹚腿。妻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头上渗出血来,摔成了脑震荡,半天爬不起来。班主任老师和别的母亲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评他,儿子叉着腿站在那里,气嘟嘟地盯着地面,顽固地默不作声。那天回到家后,妻子还在担心,她开始观察义幺,看见他走进弟弟的房间,从背后掐弟弟的脖子、戳弟弟的脑袋。弟弟自尊心很强,既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向妈妈告状。当妻子在车上给我讲这件事时,他拘谨地低着头,非常害羞的样子,可他没有否定妻子的话。妹妹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像铺床什么的,都照顾有缺陷的哥哥,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哥哥的攻击,妻子亲眼看见他一拳打在妹妹的面门上。因为屡次发生这种事,大家又气又怕,可是义幺却不在乎,福利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开着录音机,音量放的大大的。到家后,一直到深夜,妻子才又给我讲述下面的事情。三天前,儿子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嘴巴塞得满满的,快得令人害怕。妻子和义幺的弟弟妹妹坐在餐厅的一角继续吃晚饭,儿子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双手紧握举在胸前,站在大家斜对面的窗帘旁边,盯着昏暗的后院,若有所思……

  “我想只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身高和体重都跟你一样,我们可对付不了……”妻子说完就不吱声了。小儿子一直没有说话,我们三个好像陷入巨大的暗网中,畏缩着,挨着漫漫长路。在还没开始讲述菜刀事件的时候,甚至在她还没讲到儿子脑子里奇特的想法时,欧洲的长途旅行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
  遇到这种事情,我首先采用保守的处理方法,没有直接反驳妻子的话,而是采取迂回方式,我想起布莱克的另一首诗。小儿子坐在我和妻子中间,但我终于没有从妻子膝前的肩式背包中拿出《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布莱克全集……在《经验之歌》中,《迷茫的少年》这首诗广为人知,诗中的少年是加了不定冠词的,与《天真之歌》中加上定冠词的少年不同,他是一个性格独立,与父亲激烈抗衡的孩子。“不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任何人,不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别人,而且,根据这种思想,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所以,爸爸,您为什么让我比爱自己更爱您和兄弟们呢?在门口撒上面包屑,连小鸟都快喜欢上您了……”
  神父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气坏了,他把少年带走,说他是恶魔。“后来,孩子被烧死了,神圣的地方曾经烧死过很多人,父母在痛哭,白白地流着眼泪,可就是现在,白岛上不是还在进行着这种勾当吗?”
  忧郁的三个人终于到家了,我们往阴暗的门口里搬行李箱时女儿走出来。跟母亲和弟弟一样,她也是满面愁容。在车上时,我不便问妻子,“既然义幺和大家的关系闹得这么僵,为什么还只留他们俩一起看家呢?”可是看到女儿后,我的担心消失了。我已经累得无精打采,可是为了表现出旅途归来的高兴,我们寒暄后,走进客厅,儿子在聚精会神地看相扑杂志,他穿了一条上学时穿的又肥又大的黑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我的旧衬衫,又瘦又小。他撅着屁股,双膝跪在沙发上,样子很难看。那是一本专集杂志,介绍刚结束的春季赛会,义幺正出神地看二流选手的得分表。浑身上下好像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个是旅行期间一直在家里的另一个我,一个是顽固抗拒我的儿子。身高和体重跟我一样,略微肥胖的肩膀常常躬着,连姿势都像我,平时他躺在沙发上读书,我也是躺在沙发上仰面朝天,所以我觉得他那种像我读书时的姿态很自然。同时我也感到现在儿子公开拒绝我(和另一个儿子,即我的一个分身一起),并不是简单的反抗行为,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扭曲之后,从内心深处排斥我。所以,尽管我对他喊:“义幺,爸爸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局势对朝汐有利吗?”可还是感受到家人的那种忧虑和沉重。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儿子的眼睛。回国当天晚上,好像真的要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了,正是儿子的眼睛使我面对问题的核心。我在柏林给义幺买了一只口琴,在瑞士给小儿子买了一把军刀。义幺在沙发上,我们叫他,他不过来,于是弟弟就把口琴拿过去,可他连看都不看。吃饭时,我叫了他几次,他才把口琴从纸盒里拿出来,平时不管是什么乐器他都很喜欢,还试着奏和弦,以前有好几次,他摸着口琴像摸宝贝似的,像见到一位稀奇而胆小的人,可是这次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两边都能演奏的口琴,被他拿在手里,像在摆弄一个怪物。不一会儿,他就斜拿着口琴,只对着一个孔吹,一阵单音划过,像刮风一样。如果吹两个以上的孔,将发出可怕的不协和音,而不是和弦,让人感到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恐怖。
  我正在喝从免税店买来的威士忌,儿子像一把斜插过来的刀子,冲到沙发前,两只手紧握口琴的一端,像举着笏一样,从口琴两边看着我。这时我慢慢地站起来,妻子他们非常紧张,那种眼神让我发抖,他两眼充血,几乎让人怀疑他在发烧。眼里闪烁着金黄色树脂一般的光泽。发情的野兽在冲动中极尽荒婬,余韵还没散尽。很快那种凶猛的发情期就要过渡到沉滞期,可体内还存有兴奋。可以说,在儿子的体内,发情的野兽正在侵蚀他,可他的眼神中表示出他什么也不想干,乌黑的浓眉,高挺的鼻子,鲜红的嘴唇,松弛下来,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
  我俯视那双眼睛,一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妻子站起来对儿子说:“该睡觉去了。”于是他温顺地抱着一套被子跟妻子上楼去了。口琴叭嗒一声掉到地上,就好像是不经意抓了一下他毫不感兴趣的东西似的。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瞟了我一眼,我似乎又一次感到狗在无人的地方极乐之后,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儿子去睡觉后,妻子给我讲述了前面提到过的菜刀事件。“就像刚才握口琴那样,义幺举着菜刀,站在窗帘那儿,伸着头,盯着后院。当时我们正在吃饭,连声也不敢出,一动不动。”
  妻子讲述了儿子的奇怪言谈。现在,我旅行回来后,儿子可以不跟妻子对抗,在他们去机场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侵害妹妹,跟妹妹一起看家。而且在儿子开始发疯的时候,妻子自然想到警告他:“要是你爸爸回来了,我就向他告状。”想以此来牵制他。可是儿子依旧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非常大,听着布鲁克纳交响曲的FM广播,毫不在乎的喊道:“不对,不对,爸爸已经死了1
  妻子一阵茫然,可还是重打精神,想改变儿子的误解。“不,你爸爸没死,他这么长时间不在家,那是去国外了,并没有死,跟过去一样,旅行一结束,他就回来,这次也回来。”妻子对听广播的义幺大声喊,她想或许有必要提高声音说服他。——妻子沮丧地打开放在饭桌上的FM广播节目杂志,想知道那是第几交响曲,原来是C小调第八交响曲。可是儿子显示出顽固的信心,继续争辩道:“不,爸爸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在跟妻子的对话中,儿子的话一定很奇怪,却呈现出相应的条理。
  “不是死了,是旅行去了,下个星期天就回来。”
  “是吗?是下个星期天回来吗?即使是那时候回来,现在他也已经死了,爸爸已经死了呀1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还在不停地放,和儿子大声争吵的妻子已经精疲力尽,她好像又有一种在砧家庭乐园被赐倒在地的感觉,仿佛后脑勺又渗出血来。妻子联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态,如果丈夫先死了,为了把残疾儿子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哄骗他说父亲还没有死,那么……似乎掉进无力的深处。
  回国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出跟儿子沟通之路,从此大家和他重归于好。黎明将近,我还没有睡着,在孩子们起床吃早饭之前,我坐到饭桌旁,(儿子和家里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歪坐在饭桌旁,手腕上像挂了铅锤,笨拙地拿着筷子,慢吞吞地吃饭。可能是因为吃了“飞弹融”抗癫痫剂,早晨动作缓慢。在这段时间,我和妻子说话,他好像一点也没听到)吃完饭后,孩子们都呆在自己屋里,春假还没有结束。我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即到昨天为止由大儿子霸占着的那个,睡着了。
  不久,我回忆起儿童时代,某时某地的情景又重新再现在眼前,在那种真切浓厚的怀念中,我颤抖着醒来。我已经热泪盈眶了。儿子靠近沙发一角,坐在地板上,右手的五指弯着、轻柔地抚摩我伸在毯子外面的脚。就好像在摸柔软而易破的精工制品。凝聚着怀念之情,像飞动的蚕一样,我颤动着。在梦醒时分,我听到低而温和的声音,
  “脚,没事吧?好脚,好脚!脚,没事吗?痛风,还疼吗?好脚,好脚1
  我也用跟儿子一样的声音低声说:“……义幺,脚,没事呀,因为不是痛风呀,不疼了1
  我一说完,儿子眯缝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在临行前看到的一样,说:“啊,没事吗?好脚呀!实在是好脚呀1接着,儿子放开我的脚,取来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开始试吹和弦。不一会儿,和弦伴奏又吹起曲子来。我只能说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个优美而平和的曲子,义幺用几个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两边吹口的调性不同,午饭时,我高高兴兴地做了意大利面条,小儿子和女儿已先坐到桌旁,这时我喊义幺过来,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极温和的声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对妻子说:“关于脚,我已为义幺下了定义。脚为我们架起理解之桥,是今天我们取得沟通的钥匙。不论我为世界上的什么事物下定义,都向义幺说。可是,脚的定义是我最有信心的,与其说这是我的发明,倒不如说是得利于痛风……定义。有关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1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婬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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