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七日复活节星期日至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连续担忧了数小时后，阿曼斯基星期日一早就起床了。他没有吵醒蕾娃，轻手轻脚地下楼准备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开启笔记本电脑。他打开米尔顿安保进行私调用的报告表格，将他所能想到关于莎兰德的性格特质打了进去。
　　九点，蕾娃下楼来，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她问他在做什么，他含糊其词地回答后仍继续写。以她对丈夫的了解，他又要自闭一整天了。结果布隆维斯特猜错了，很可能因为碰上复活节周末，警察总局里几乎空荡荡的，因此直到复活节星期日上午，媒体才得知是他发现了达格与米亚的尸体。第一个打电话来的是《瑞典晚报》的一名记者，也是老朋友口
　　“你好，布隆维斯特，我是尼克拉森。”
　　“你好，尼克拉森。”
　　“原来安斯基德那对男女的尸体是你发现的。”布隆维斯特证实了尼克拉森的话。
　　“我的消息来源说他们在替《千禧年》工作？”
　　“你的消息来源说对了一半，错了一半。达格是自由撰稿人，正在替《千禧年》写一份报道。米亚却不是我们的人。”“天哪！这可真是大新闻，你不能不承认吧？”
　　“是啊。”布隆维斯特有气无力地回答。
　　“你为什么还不发表声明？”
　　“达格是我的同事也是朋友。我们觉得在公布任何消息之前，至少应该先告知他和米亚的亲属。”
　　布隆维斯特知道这些话不会被引述。
　　“说得有理。那么达格在写些什么呢？”
　　“是我们委托的内容。”
　　“关于哪方面？”
　　“你打算在《瑞典晚报》刊登什么样的独家？”
　　“这么说这是独家锣？”
　　“去你的，尼克拉森。”
　　“好啦，小布布。你认为命案和达格正在写的东西有关联吗？”“你再叫我一次小布布，我就马上挂电话，接下来这一年都不跟你说话。”
　　“好吧，我道歉。你认为达格是因为身为调查记者而丧命吗？”“我不知道达格为何被杀。”
　　“他在写的东西和莉丝·莎兰德有关吗？”
　　“没有，毫无关联。”
　　“达格认识那个疯子吗？”
　　“不知道。”
　　“达格最近写了一些关于电脑犯罪的文章，他替《千禧年》写的也是同一类吗？”
　　你就是不肯放过我，是吗？布隆维斯特暗想。他正想叫尼克拉森滚蛋，忽然有两个很棒的念头闪过脑际，让他从床上坐直起来。尼克拉森又开始说其他的事。
　　“等等，尼克拉森，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布隆维斯特起身，用手捂住话筒。刹那间他仿佛飞到了九霄云外。自打命案发生后，布隆维斯特便绞尽脑汁想和莎兰德联系上。不管她在哪里，都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会看到他在报上说的话。假如他否认自己认识她，她可能会解读为他舍弃或背叛了她。假如他为她辩护，那么其他人则会解读为他对命案的了解比他所说的还多。但假如他能发表恰当的声明，或许能刺激莎兰德来找他。“抱歉，我回来了。你刚才说什么？”
　　“达格是不是在写关于电脑犯罪的东西？”
　　“你要是想叫我发表一段关键谈话，可以。”
　　“那就说吧。”
　　“只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引述。”
　　“不然还能怎么引述？”
　　“这个问题我还是不要回答的好。”
　　“所以你想说什么？”
　　“我十五分钟后发电子邮件给你。”
　　“什么？”
　　“去收信。”布隆维斯特说完便挂了电话。
　　他走到桌旁，启动笔记本电脑，打开W6rd，坐下来沉淀两分钟后开始写了起来。
　　《千禧年》的自由撰稿记者兼同事达格·史文森遭杀害，令总编辑爱莉卡·贝叶深受打击。她希望能尽快破案。上星期三夜里，达格与女友遇害后，是《千禧年》的发行人麦可·布隆维斯特发现尸体。
　　“达格是个才华洋溢的记者，也是我很欣赏的人。他曾针对文章主题提出一些想法。他正在进行的项目当中，也包皮括对于一连串电脑黑客的深入调查。”布隆维斯特对本报记者表示。至于凶手是谁，或命案背后有何动机，布隆维斯特与贝叶都不愿妄加揣测。
　　布隆维斯特拿起电话打给爱莉卡。
　　“爱莉卡，你刚刚接受了《瑞典晚报》访问。”“是吗？”
　　他将引述的话念给她听。
　　“为什么？”
　　“因为每句话都是真的。达格已经自由撰稿十年，电脑安全问题也是他的专业之一。我和他讨论过很多次，还打算在结束非法交易的主题后，让他写一篇相关的文章。你知道还有谁对黑客有兴趣吗？”爱莉卡明白他的用意了。
　　“聪明，麦可，太聪明了！那好，登吧。”
　　尼克拉森收到布隆维斯特的电子邮件后，不到一分钟便回电。“这算不上关键谈话吧？”
　　“我只能给你这个，而且是其他报纸拿不到的。要么你一字不漏地刊登，不然就什么也别登。”
　　布隆维斯特发电子邮件给尼克拉森后，又回到电脑前面，略加思索后写道：
　　亲爱的莉丝：
　　我现在写的这封信会存在硬盘里，我知道你迟早都会看到。我记得两年前你是怎么侵入温纳斯壮的硬盘，因此怀疑你也一定侵入了我的电脑。现在，你显然不愿意和我有任何牵拉，我不想问原因，你也无须解释。
　　不管你愿不愿意，前几天发生的事又再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警方说你杀害T两个我很喜欢的人。达格和米亚遭射杀后几分钟，正是我发现了尸体。我并不认为是你开的枪，当然也希望不是你。警方声称你是个精神异常的杀人犯，但若是如此，就意味着我完全错看了你，又或者是你在过去一年内完全变了个人。假如你不是凶手，那么便是警方追错了人。

　　在此情况下，我应该劝你向警方投案，但这恐怕只是白费唇舌。你迟早都会被找到，到时候你会需要朋友。或许你不想和我有任何牵连，但我有个妹妹叫安妮卡·贾尼尼，是个律师，最好的律师。如果你和她联络，她愿意为你辫护，你可以信任她。至于《千禧年》方面，我们已经开始自行调查达格和米亚被杀的原因。我现在正在拼凑有理由想让达格闭嘴的人的名单，虽然不知道方向正不正确，但我会根据名单一一查证。这当中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怎么会牵涉到尼斯·毕尔曼？达格的资料中从未提及他，我猜不透他与达格和米亚之间有何牵连。
　　帮帮我吧，拜托了。有什么牵连呢？麦可
　　又及：你的护照该换张照片了。这张实在不像你。他将文档命名为“给莉丝”。然后建立了一个新文件夹，命名为“莉丝·莎兰德”，并且在电脑的桌面上建立了快捷方式。星期二上午，阿曼斯基召集了三个人，到米尔顿安保的办公室开会。
　　前索尔纳警局刑事巡官约翰·弗雷克伦是米尔顿行动小组的组长，计划与分析由他全权负责。阿曼斯基在十年前网罗他进公司，并将如今六十出头的他视为公司最宝贵的资产。
　　另外阿曼斯基还找来松尼·波曼和尼可拉斯·贺斯壮。波曼也是退役警员，八十年代曾在马尔姆的武装反应小组接受训练，后来转到暴力犯罪组，指挥过十几起相当戏剧化的调查工作。九十年代初，“雷射枪人”①横行之际，波曼也是主要侦办人之一，一九九七年才在多次游说加上异常丰厚的薪资条件下考虑跳槽到米尔顿。贺斯壮被视为菜鸟。他曾在警察学校受训，但就在毕业考试前夕发现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需要进行大手术，警察生涯也到此结束。
　　和贺斯壮的父亲同期的弗雷克伦向阿曼斯基提议，希望他们给他一个机会。由于分析小组刚好有个缺，阿曼斯基便答应聘用他，至今仍未感到后悔。贺斯壮已经进米尔顿五年，或许缺乏现场的实际经验，却是机敏且难得的智囊人物。
　　“大家早，坐下开始读吧。”阿曼斯基说着，发下三个文件夹，其中包皮含大约五十张关于追捕莎兰德的复印新闻剪报，外加三页阿曼斯基对莎兰德背景的简介。贺斯壮最先看完并放下文件夹。阿曼斯基则等着波曼和弗雷克伦。
　　“我想你们应该都看到周末报纸的头条了。”
　　“莉丝·莎兰德。”弗雷克伦用闷闷的声音说。波曼摇了摇头。
　　贺斯壮对空凝视，脸上带着不可解的表情和一抹苦笑。阿曼斯基对三人投以锐利目光。
　　“我们的员工之一。”他说：“她还在公司的时候，你们对她了解多少？”
　　“我有一次试着跟她开了个小玩笑，”贺斯壮又淡淡一笑，说道：“不怎么成功，她好像要把我的头啃掉似的。她是个一级泼妇，我跟她几乎说不到十句话。”
　　“我觉得她是个大怪人。”弗雷克伦说。
　　波曼耸耸肩。“我说她根本是个疯子，最让人头痛的家伙。我以为①瑞典一名连续杀人犯，起初以装有雷射瞄准器的来福枪犯案，因而得此外号。
　　她只是很奇怪，没想到疯到这种地步。”
　　“她有她自己做事的方式。”阿曼斯基说：“她这个人不容易应付，但我信任她，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优秀的调查员。她每次送来的结果都超乎我的预期。”
　　“这点我始终不明白。”弗雷克伦说道：“我想不通她怎么可能工作如此优秀，处理人际关系却如此失败。”
　　“答案当然就在于她的精神状态。”阿曼斯基用手指戳了戳其中一份文件夹。“她被宣告失能。”
　　“我完全不知情。”贺斯壮说：“我是说她背上又没挂牌子说她是公认的笨蛋，而你也从来只字未提。”
　　“没错。”阿曼斯基解释道：“我没有说，是因为我认为不需要再为她冠上更大的污名，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次机会。”“而安斯基德发生的事正是你那慈悲的实验结果。”波曼说。“也许。”阿曼斯基回答。
　　这三名专业人员正以观望的心态看着他，他不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对莎兰德的偏爱。他们言谈之间的口气十分平淡，但阿曼斯基知道他们三人绷良厌恶莎兰德，就和米尔顿安保的其他员工一样。他不想表现出柔弱或困惑的模样，而是得带着某种程度的热忱与专业来提出这件事，这点很重要。
　　“我决定要首度利用米尔顿的资源来解决一件纯属公司内部的事务。”他说：“不一定要编列庞大预算，但我打算解除波曼和贺斯壮你们两人目前的任务。至于你们的新任务，我可能要说得比较模糊一点，那就是‘查明关于莎兰德的真相’。”
　　他们两人不由得狐疑地看着阿曼斯基。
　　“弗雷克伦，我要你负责指挥调查并掌握进度。我要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是什么原因促使莎兰德杀死她的监护人和安斯基德那对男女。这其中一定有合理的解释。”
　　“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这听起来像是警察的工作。”弗雷克伦说。“当然是了。”阿曼斯基说：“但我们比警察多了一点优势。我们认识莎兰德，而且能深入了解她的行为模式。”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波曼的口气不是很肯定。“但我不认为公司里有任何人认识莎兰德，或是知道她那个小脑袋瓜在想什么。”“无所谓。”阿曼斯基说：“莎兰德曾为米尔顿安保做过事。依我之见，我们有责任找出真相。”

　　“莎兰德没替我们工作已经，……多久了？将近两年了吧？”弗雷克伦说道：“我认为我们无须为她的所作所为负责。何况我们介入调查，警方恐怕会不高兴。”
　　“恰恰相反。”阿曼斯基说。这是他的王牌，得打得漂亮才行。“怎么说？”波曼好奇地问。
　　“昨天我和指挥初步调查的检察官埃克斯壮以及负责调查工作的刑事巡官包皮柏蓝斯基，作了几次长谈。埃克斯壮受到不小压力。这不是和帮派分子一决高下，而是可能受到媒体高度注目的事件，因为一名律师、一名犯罪学家和一名记者——看起来似乎——都遭到处决式枪杀。我解释过了，既然首要嫌犯是米尔顿安保的前员工，我们也决定自行展开调查。”阿曼斯基顿了一下，让信息略为沉淀之后才接着又说：“我和埃克斯壮都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莎兰德逮捕归案，以免她对自己或他人造成更多伤害。由于我们比警方更了解她，因此可以对调查工作有所帮助。埃克斯壮和我达成了协议，你们两个——”他指指波曼和贺斯壮，“就到国王岛去，加入包皮柏蓝斯基的团队。”三名员工无不满脸诧异。
　　“请容我问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只是平民百姓呀！”波曼说道：“警察真的就这样让我们参与调查谋杀案？”
　　“你们要听从包皮柏蓝斯基的指挥，但也要向我报告。你们将可以全面参与调查。我们目前所有的以及你们将来挖掘到的资料都要交给包皮柏蓝斯基。对警方而言，等于是免费获得一支生力军，何况你们并非‘只是平民’而已。弗雷克伦和波曼，你们两人在警界服务的时间比在这家公司还长，就连贺斯壮也上过警察学校。”“但这不合原则……”
　　“没有的事。警察在查案过程中经常请教非警界的顾问，例如性犯罪案件中的心理学家，以及有外国人涉案时的口译人员。你们只是因为对主要嫌犯有多一层认识，才担任平民顾问的角色。”弗雷克伦缓缓地点了点头。“好吧。米尔顿要加入警方的调查工作，试着协助逮捕莎兰德。还有什么吗？”
　　“有啊，就米尔顿而言，你们的任务只需查明真相，如此而已。但我要知道这三个人是不是莎兰德射杀的，如果是的话，又是为什么。”“关于她的涉案有任何疑问吗？”贺斯壮问道。“警方掌握的间接证据对她非常不利，但我想知道这整件事有没有另外一面，例如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共犯，也许此人才是真正开枪的人，又或者有没有其他至今未知的情形。”
　　“在三尸命案中要找出可斟酌减刑的情形并不容易。”弗雷克伦说道：“如果我们要找的是这个，就得假设她有可能是清白的。可是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阿曼斯基说：“但你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支持警方，协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逮捕她。”
　　“预算呢？”弗雷克伦问道。
　　“未定。你们花了多少钱要随时让我知道，如果失控，就得结束案子。不过姑且假设至少会持续一星期，从今天开始算起。既然我是这里最了解莎兰德的人，你们应该把我列为访谈对象。”茉迪飞奔过走廊，冲进会议室时，同事们都刚刚入座。她走到包皮柏蓝斯基旁边坐下，就是他召集了调查小组所有成员开会，其中也包皮括初步调查的负责人。法斯特恼火地横了她一眼，然后开始作开场白。是他要求开会的。
　　他一直在深入调查这些年来社会福利部与莎兰德之间的冲突——他称之为“精神病患线索”，也确实搜集到不少资料。法斯特清清喉咙之后，转向坐在他右手边的男人。
　　“这位是彼得·泰勒波利安医师，乌普萨拉圣史蒂芬精神病院的主任医师。很感谢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协助调查，并告诉我们他对于莎兰德的了解。”
　　茉迪打量着泰勒波利安医师。此人身材短小，一头筹曲的棕发，戴一副金丝眼镜，还留着小山羊胡。穿着轻便，米色灯芯绒夹克、牛仔裤和纽扣一路扣到脖子的淡蓝色条纹衬衫。他的五官分明，外表有些稚气。茉迪曾遇见过泰勒波利安医师几次，但从未与他交谈。她就读警校最后一学期时，医师曾经去发表过关于精神疾患的演说，还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到了精神病患者与年轻人的精神病态行为。另外她出席过一名连环强姦犯的审判，当时泰勒波利安医师以专家证人的身份被传唤出庭。这几年来，泰勒波利安医师参与过许多公开辩论，已是瑞典最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严词抨击精神病护理预算削减导致精神病院关门大吉的情形，因而成名。那些明显需要受照顾的人被丢到街头，注定要成为游民福利案例。自从外交部长安娜·林德①遇刺后，泰勒波利安医师一直是某政府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也提出了精神病护理预算日益减少的报告。
　　泰勒波利安一面向组员们点头致意，一面往自己的塑胶杯里倒矿泉水。
　　“我们得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他谨慎地开口说道：①安娜·林德（凡欢班L的dh,1957一2003)，于一九九八年至被刺身亡的二00三年间担任瑞典外交部部长，刺杀她的是一名精神病患。
　　“像这种情况，我实在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预言成真。”“你的预言？”包皮柏蓝斯基不解地问。
　　“是的。很有讽刺意味。安斯基德命案发生当晚，我正好在上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讨论我们社会上几乎无所不在的定时候弹。真可怕。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想到莎兰德，但是我举了几个例子，都是应该接受治疗却还在大街上自由活动的病患——当然我用的是化名。我推测光是这一年内，警方将必须侦破六起由这一小群病患所犯下的杀人案或过失杀人案。”

　　“你认为莎兰德也是这些疯子之一？”法斯特问道。“我们不会用‘疯子’这个字眼。不过她毫无疑问正是那种神经紧张的人，我若有权决定，就不会让这样的人进到社会中来。”“你是说她在犯罪之前就应该被关起来？”茉迪问道：“这并不完全符合一个法治社会的原则。”
　　法斯特皱起眉头，对她露出不快的神情。茉迪不明白为什么法斯特对她似乎总是如此不友善。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泰勒波利安回答道，无意中也为她解了围。“这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确实不同调，至少就目前的社会形态而言是如此。这是一种平衡之举，既要尊重个人，也要尊重那些可能因精神病患者而受害的人。每个个案都不同，因此每个病患必须个别治疗。但我们精神医学界难免也会出错，将不应该出现在大街上的人给释放出来。”“好了，我想我们不需要太深入探讨社会政治学。”包皮柏蓝斯基小心地说。
　　“当然，”泰勒波利安说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案例。但我想说的是，各位都得了解莎兰德是个需要医护的病人，就像任何因为牙痛或心脏病而需要医护的病人一样。她还是可能痊愈，如果趁她还能够医治的时候接受治疗，她就会好起来。”
　　“这么说你并不是她的医师？”法斯特说。
　　“莎兰德的案例牵涉到许多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她十来岁时是我的病患，而当她满十八岁，被法院判定接受监护时，我则是负责评估的医生之一。”
　　“能不能请你对她的背景稍作介绍？”包皮柏蓝斯基说道：“她会因为什么原因杀死两个陌生人，还杀死她的监护人？”泰勒波利安医师笑了起来。
　　“这点我无法告诉你。这几年我并没有追踪她的病情，因此不知道她目前精神异常的状况到达哪个阶段。但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她一定认识安斯基德那对男女。”
　　“你为什么如此肯定？”法斯特问。
　　“莎兰德治疗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从未作过完整的诊断，因为她不肯接受治疗，每次总是拒绝回答问题或配合任何形式的疗法。”“所以你其实并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病哆？”茉迪说：“我是说既然没有作过诊断。”
　　“我们这么说吧。”泰勒波利安医师回答道：“莎兰德送到我这边的时候快要满十三岁。她有精神病，出现了强迫行为，而且明显有妄想的症状，因此被强制送到圣史蒂芬，接受我的照护达两年之久。之所以送她进精神病院，是因为她整个童年时期，对同学、老师和熟人都展现极端暴力的行为，一再地因为伤害行为被告发。在我们知道的每个案例中，暴力都是针对她自己生活圈里的人，也就是说她认识的人说了或做了什么让她感到受辱，而引发暴力反应。她从未有过攻击陌生人的例子。所以我相信她和安斯基德那对男女之间一定有关联。”“除了她十七岁时的地铁攻击事件之外。”法斯特说。“那一次嘛，其实是她受攻击，她只是自卫罢了。”泰勒波利安说道：“应该说她针对的是一个已知的性侵害者。不过这也是她行为模式的一个好例子。当时她本可走开或向车厢其他乘客求助，但她却以加重伤害反击。每当她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出现极度暴力的反应。”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包皮柏蓝斯基问。
　　“我刚才说过了，我们没有作过真正的诊断。依我看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不断地在精神病边缘游移着。她缺乏同情心，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视为具有反社会性格。老实说，她满十八岁之后能够表现得这么好，实在令人惊讶。这八年当中虽然受到监护，却融入了社会，没有做出任何可能被列为前科或遭逮捕的事。只不过她的预后……”“她的预后？”
　　“这么长时间以来她始终没有接受任何治疗。我猜想十年前或许能够治疗痊愈的病，如今已固定成为她性格的一部分。我预料她被捕后，不会被判刑。她需要治疗。”
　　,'N肠么地方法院干吗给她进入社会的通行证？”法斯特说。“这恐怕得综合几件事来看。她有个律师，很有辩才，但此外也因为目前采行自由化政策，以及照护减少了。在接受法医咨询时，我是反对这项决定的。但对此我没有置咏的余地。”
　　“不过那种预后八成只是猜测，不是吗？”茉迪说：“你并不真的知道她满十八岁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不只是猜测，而是根据我的专业经验。”
　　“她会自残吗？”茉迪问。
　　“你是说她可不可能自杀？不，我觉得不太可能。她是比较倾向于极端自我的精神病患。一切都以她为主。围绕在她周遭的其他人都不重要。”
　　“你说她可能有极端暴力的反应。”法斯特说：“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视她为危险人物？”
　　泰勒波利安医师注视着他许久，然后弯身向前，揉了揉额头。“你不知道要确切预测一个人的反应有多难。我不希望你们逮捕莎兰德的时候伤害她……不过没错，面对她，我会尽量以最周详的计划进行逮捕。如果她有武器，那么她使用武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