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
　　很快乐地逃避了在波兰担负占领军的任务，那是毫无乐趣的。我们这个总部于1939年10月24日，达到了西线，开始接管新成立的A 集团军群。我们所指挥的为第12和第16两个集团军，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展开占领阵地，其后方部队则一直向后进展，到了莱茵河的右岸。集团军群总部决定设在科布仑兹(Coblenz) 。
　　我们迁入了莱茵河畔的李森·弗尔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 旅社，当我在青年时期在附近的恩格尔斯(Engers)镇上当军校学员的时候，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美的建筑物。但是在今天，由于受了战时的限制，这个著名的建筑物不免黯然失色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古老的建筑物中，到战争发生时为止，那里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仑兹师的师部。这些过去很美观的房间现在都显得空洞而阴沉。距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古树所构成的方阵，中间立着一块颇饶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满了夸大语气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仑兹的司令官所树立的，用来纪念拿破仑大军团在征俄的行军中，渡过莱茵河的地点。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仑兹驻军司令的俄国将军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见这个纪念碑！
　　在我的提议之下，我们司令部中的作战部门又增加了一位老总参谋部军官。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 ，他在1944年7 月间，因为是一个参加谋刺希特勒阴谋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时的陆军总参谋部中，垂斯考在第一处( 作战) 中服务，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官，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的头脑敏锐，风度优美，有儒士的作风，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门，为前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法尔根汉(V. Falherhayn) 的女儿。在那个时代的柏林军事界中，再没有比垂斯考夫妇更受人欢迎的。
　　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Gen. Busse)，也是同一年资，并且在我们一同经过的许多战斗中，更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重述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些与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经散布流言着说，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纳粹党人。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够认清，我从来不曾根据这个标准来选择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仑兹的时候，是一个“沉闷的冬天”，那么若能让我们一心准备在明年春天发动攻势，则未尝不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却想在同一个秋季中发动攻势，当这个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以后，就又想至少能够在冬季中发动攻势。当他所宠信的空军气象专家预测有一段良好天气的时候，他就立即发出用代字的密令，要部队开始进入其最后集结地区。可是每一次，气象专家的预测却总是失败了，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变成了烂泥潭，就是严霜大雪，使坦克与飞机无法使用。其结果是一再收回成命。这种反复无常的办法，对于指挥官和部队都是同样头痛。在这个阶段中，希特勒对于凡是不合于他自己愿望的陆军报告，都充分的表示不信任。当本集团军群总部一再报告着说，连续的大雨已经使攻势的部署暂时无可能性时，他就派了他的侍卫长，希孟德(Schmundt)，亲自来视察地面上的情况。用垂斯考来应付他可以说是最合理想。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拖着他过去同一个团队中的老朋友，在那寸步难移的道路上走着，有时更穿过泥泞的耕地、沼泽的牧场和溜滑的山坡，所以等到夜间他们回到总司令部时，希孟德是已经完全累垮了。自从那一次以后，希特勒就再也不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们天气报告的真实性了。
　　这种荒谬的朝令夕改，是徒然的浪费精力，照理说，最伤脑筋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他这个人也是很缺乏耐性的。在这个时候，许多的文件简直是像洪水一样的冲入了我们的司令部。幸亏德国陆军中有一条非常合理的不成文法律，那就是指挥官应该不亲细务，所以伦德斯特可以不受到烦扰，每天上午还能够在莱茵河岸上作一个长时间的散步。因为我也得有一点运动，所以常常去迎接他。即使在这种寒冷的冬天，莱茵河中的水都早已结冰了，伦德斯特都还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雨衣。当我向他抗议着说，他可能会受寒时，他却只告诉我说在他一生当中，他都从来没有穿过大衣，而在他这样的年纪，也就决心不想再去买一件了！他的确是如此的，这位老绅士始终还维持着他在军校学员时所养成的斯巴达精神。伦德斯特还有另外一个习惯，也使我回忆到自己在军校学员时代中的生活。当他回到办公室中，等候部下的口头报告时( 我自己与其他的幕僚人员，每天都要向他作如此的报告) ，他总是用一本侦探小说来消磨他的时间。也像许多其他的名人一样，很喜欢用这一类的小说来消遣，但是他觉得看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是很难为情，所以总是把小说放在抽屉中看，一见有人进来就迅速把抽屉关上。这正是我们在军校学员时代所用的老办法，当我们自修时就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偷看小说，和对付教官！
　　不过希特勒这种朝令夕改的麻烦，在这个冬季中，给予我们的头痛还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使我们真正的感到不安者，却另外有两种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是由一种发展所引起的，我无以名之，只好总称之为陆军总部的失势。这种发展使我个人真感到难堪。一直到1937-1938 年之间的冬季为止，我都是陆军总参谋部中的首席参谋次长，也是弗里特希与贝克的主要助手。我们一直都在为陆军总部的地位而奋斗，希望能在整个战争政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第二点，在这一整个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司令部，都在努力使当局能够采取我们所拟定的一种作战计划，但却始终尚未能获致成功。照我们看来，只有那个计划，才能保证在西战场上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一直到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要求感到厌烦，才解除了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职务之后，希特勒才亲自出面干涉，于是这个计划终于变成了攻势的基础。
　　这两个事实——陆军总部的失势与作战计划的斗争——遂大体构成了西线战役的背景，本书所要记载的也以此为主。至于这次战役的经过已经有了许多的记载，所以已经没有详述之必要。我所要说的只是我个人以一个军长的地位所看到的那一部分而已。
　　虽然如此，在“沉闷的冬天”之后，还是有一个“光辉的夏天”。
　　第五章 作战计划的争论
　　一直到战后，那个代替了1939年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陆军总部原定“黄色作战计划”，而变成我们在西线攻势基础的计划背景，才开始为大家所普遍知道——这个计划使我们一举而击败了英法盟军和比荷两国的兵力，并获得了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把这个“新”计划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可能为利德尔- 哈特，他根据伦德斯特元帅和布鲁门提特将军( 当时我们的作战处长) 的谈话记录，而把这个计划定名为“曼施坦因计划”。
　　因为我可能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这件事的主动者，所以我现在似乎应该自己作这样一个企图，根据我自己的记录，来说明这个计划是如何形成的经过——尤其是自从这个计划既然已经获得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更是值得作如此的尝试。无论如何，在这个计划后面的观念是出自我的头脑中，它正好像我所起草的一切致陆军总部的备忘录一样，其目的都是希望使这次作战的计划，能够照我们的理想路线进行，在西线方面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也还是我个人获得了一个机会，亲自把这个观念向希特勒提出，因为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一直都无法使陆军总部批准这个计划——当时，我已经被免去了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务。仅仅当我亲自谒见了希特勒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才根据我们的建议发布了一个新的作战命令。
　　同时我必须强调声明我的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和我的同事，布鲁门提特及垂斯考，也都始终同意于我的意见，尤其是伦德斯特更亲自签名支持我的建议。若无他的批准，我们也就不可能一再向陆军总部提出备忘录，企图改变他们的原定计划。
　　战史学家或研究军事史的军官，对于一个有关作战计划的全部争论，也许是有值得详细分析之必要。不过为这本书的目标起见，我却只能首先简述陆军总部的计划，并且解释我为什么不能不认为其战略观念( 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应该说是希特勒的战略观念) 是具有缺点的理由。其次，与陆军总部的计划成一个对比，我又把集团军群总部用来当作其战略考虑基础的某些必要理论列举出来。最后，我就再简单的说明，如何经过长久的挫折之后，原定的作战计划终于还是修改了，毫无疑问是出于希特勒的指示，才变得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观念相符合了。
　　陆军总部(或希特勒)的计划
　　假使有人要求我根据陆军总部所颁发的作战命令，说明该总部( 和希特勒) 计划在西线上所要采取的基本战略，那么我就可以简单的答复如下：
　　遵照希特勒10月9 日的训令，陆军总部主张派一支强大的右翼兵力，经过荷兰进入比利时北部，击败预计在那里可以遭遇到的英法盟军，并连同荷比两国的兵力在内。换言之，主要就是想用右翼方面的强力突击以寻求决定。这一个突击由N 集团军支队( 所谓“集团军支队”，德文为“Armee-Abteilung ”英文译为“Army detachment”，为一种小型的集团军，下辖两三个军) 和B 集团军群( 总司令为波克上将) 所组成。这支兵力集结在上莱茵河和艾弗尔(Eifel) 北部等地区中。B 集团军群一共指挥着三个集团军。这个北翼一共包括着三十个步兵师和机械化部队的大部分( 九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 。因为德军用在西线上的总兵力不过102 个师，所以约占了我们全部实力之一半。
　　N 集团军支队的任务为消灭荷兰的抵抗，B 集团军群的三个集团军则应通过比利时北部进攻从列日(Liege) 的南北两侧经过。强大的坦克兵力应在这里企图冲散敌军，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10月29日这个第一次作战计划被修正了，在最初阶段中，把荷兰完全撇开。这也许是由于陆军总部的建议。
　　于是B 集团军群应分别绕过列日的两侧进攻，由两个集团军( 第4 和第6)领先，另外两个集团军( 第18和第2)则随后。不过以后又还是把荷兰包括在作战的范围之内，并由第18集团军负责消灭这一方面敌军。
　　当B 集团军群担负决定性突击时，A 集团军群则负责掩护其南面的侧面。后者包括着两个集团军( 第12和第16) ，共有22个步兵师，但其中却完全没有任何机械化部队。这个集团军群在艾弗尔南部和亨斯鲁克(Hunsruck)集结了之后，即通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前进。第12集团军在B 集团军群的左侧面，作成梯次防御的部署，以掩护B 集团军群的继续前进，使其不至于受到敌军的阻扰。
　　第16集团军在越过了卢森堡之后，就应向南旋转，以求保护全部作战的纵深侧面。它应紧沿着马奇诺防线在萨尔(Saar)河与色当(Sedan) 以东的缪斯(Meuse) 河之间那一段向西的延长线的北面，建立防御阵地。
　　C 集团军群共留下了两个集团军和18个步兵师，以防守从卢森堡的边界起到瑞士的一段齐格菲防线。另有17个步兵师和两个机械化师当作总预备队。
　　10月19日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中的第一节，其标题为“一般意图”，对于这次作战的目标曾经加以确定如次( 这又是10月9 日最高统帅部所颁发的训令为基础) ：
　　尽可能击败法军和其同盟军的最大量单位，并同时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尽量占领广大的地面，当作对于英国作成功的空军及海军作战的基础，并对于鲁尔地区提供一个宽广的保护地带。
　　作战命令的第二节指出这两个集团军群攻击时的第一目标，这个行动也应由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亲自加以协调。这个目标应为：
　　消灭荷兰的兵力，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尽量击败比利时陆军，并迅速集中强大的机械化兵力，为强大右翼兵力的攻击和比利时海岸线的迅速占领建立一个基础
　　在10月29日所颁发的修正作战命令中，陆军总部又把其“一般意图”改写如下，以使B 集团军群的目标更有了相当的扩大。其内容为：
　　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尽可能击毁法军的最大量单位，以求为对于英法两国的陆上和空中的战争，创立有利的条件。
　　在“战斗序列与任务”这一节中，陆军总部又把该集团军群的目标规定如下：
　　击毁索穆(Somme) 河北岸的盟军，并一直冲到海峡海岸上为止。
　　A 集团军群的掩护任务，虽然仍继续以防御为主，但却也被扩大了。其右翼集团军( 第12集团军) 现在规定应该在弗美(Fumay) 以南渡过马斯河，并透过法国边界要塞地区，向拉昂(Laon)的方向前进。
　　这两次作战命令的作战意图似乎可以简述如次：即用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所将要遭遇到的英法盟军，而较弱的左翼兵力则掩护其侧面。地理目标则为海峡海岸。至于第一下打击之后应如何行动，作战命令上就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反对的理由
　　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对于这两次作战命令中所决定的计划，其最初的反应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照我看来，陆军总部的战略意图，就其本质而言，就完全是模仿1914年的著名施里芬计划。我至少感觉到这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一代的人居然不能做出一件较好的计划来，而还要去照抄老文章，尽管这是出自像施里芬那样名家的手笔。何况这个计划我们过去早已试用过一次，而且敌人对于它的再用，也已经有了充份的警戒，因为任何稍通军事学的人也就一定会理解，在1939年，德国人之不愿意( 或不能够) 攻击马奇诺防线，其程度比之对于1914年的凡尔登- 托尔- 南赛- 艾皮拉尔(Verdun-Toul-Nancy-Epinal)要塞线是尤有过之。
　　但是我这种感性的最初反应对于陆军总部却实在是不够公正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个计划本是出自希特勒个人的心灵中，陆军总部不应负责。第二个理由是实际上，它也并非完全照抄施里芬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与施里芬计划是相同的，这种意见是很普遍的，严格说来，只有两方面是正确的：( 一) 在1939年，也像在1914年一样，德军把攻势的重点放在北翼方面；( 二) 这两个计划都是准备通过比利时进攻。除此以外，1914年的计划与1939年的计划就可以说是差得很远。
　　第一点，情况是完全不同。在1914年，还可能像施里芬所希望的，获得战略性的奇袭。即使这个不包括通过比利时的前进在内，但对于把德军主力集中在北翼极端这一点而言，却的确是可以适用的，在1939年，希特勒的此种相当意图，却是无法不让敌人知道的。
　　第二点，在1914年也还有理由，像施里芬一样的希望，法国人会向洛林方面发动一个不成熟的攻势，因而使我们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在1939年，这样的发展却是绝无希望的。敌人会立即投入强大的兵力，对抗我方通过比荷两国的进攻——而且与1914年恰好成一对比——双方会正面发生冲突。此外，法国人当我军通过比利时前进时，又很可能对于我军主力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强力的反击。换言之，施里芬计划是根本上就不能再用了。
　　除此以外，我不久也认清了陆军总部或希特勒都并无意图抄袭施里芬计划的全部观念。施里芬在拟定其计划时，是以彻底完全击败整个的法军为着眼点。他的目标是用一个大迂回行动，肃清向北延伸的敌军，等到肃清了整个法国北部之后，就应继续向下压迫直到巴黎的西面为止，把敌军的全部向从梅兹(Metz)透过弗斯格斯(Vosges)山地直达瑞士边界为止的反正面压迫，强迫敌人屈服投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在阿尔萨斯宁愿冒险接受最初的挫败，同时更希望敌人会向洛林发动一个攻势，于是凭借他们自己的行动，便足以使德军的大迂回作战获得完全的成功。

　　相反，1939年的作战计划却不包括着一种使战役获得胜利结束的意图在内。它的目标是非常明白的：( 一) 部分的胜利——击败在比利时北部的盟军兵力，( 二)地理上的收获——占领海峡海岸以当作未来作战的基地。
　　也许当勃劳希契上将和他的总参谋长在拟定1939年的作战计划时，他们心中是记着老毛奇在德国总参谋部普法战史教科书中的导言里所说的话：
　　任何作战计划对于与敌军主力第一次遭遇以后的发展，都是没有确实把握的。只有外行人在一个战役的发展过程中，才会以为他能把原定的计划，在所有各种细节上，都能有系统地执行，直达其预定的结论为止。
　　假使陆军总部在拟定计划时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那么其意义也就是说，它保留着一旦当第一目标——在比利时北部右翼方面的局部胜利和海峡海岸的占领——已经达到之后，有决定是否和使用何种手段继续进行攻势的权利。
　　不过根据我在左森接受作战命令时所听到的一切训示，我却又不能不假定陆军总部是认为在法国战场上获得决定性战果的机会是异常的渺茫，姑不说是完全不存在。以后陆军总司令和他的总参谋长却曾经多次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来视察。从他们的态度上也更增强我这种印象，因为当我们一再坚持着认为有争取总体性胜利之必要时，他们对于这种意见却始终不曾加以认真的注意。同样，我也怀疑希特勒本身在当时是否真正相信在这个所设计的作战过程中，有把法国完全击败的可能性。事实上，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他回忆到当我们在1914年的攻势流产之后，结果发现甚至于想向英国执行潜艇战争，也都缺乏必要的基地。所以他现在特别重视此种基地的获得——换言之，即占领海峡海岸。
　　现在非常明显，以完全击败法国为目标的作战，是再也不可能像施里芬所计划的，在一击之下来予以完成。上文已经解释过，这种必要条件是已经不再存在。不过，假使在设计时是准备一旦当陆军总部所想像的部分性胜利赢得之后，即继续进一步彻底击败法国，那么现有的作战，就至少必须与这个最后目标之间具有联系！第一点，它应要求完全击毁敌军的北翼，以求为第二步行动建立决定性优势，后者的目标即为歼灭在法国境内的盟军剩余兵力，第二点，它又应同时创出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由此以便发动这个进一步的打击。
　　照我看来，现在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对于这两个基本要求的达到，都是毫无保障的。
　　当德国的突击部队，B 集团军群，共有43个师，达到了比利时之后，就会一头撞上20个师的比军，若是荷兰也被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则更要加上10个师的荷兰部队。无论在素质方面，这些部队比之德军如何居于劣势，但因为有坚强要塞( 在列日的两侧和沿着亚尔培运河) 和天然障碍物( 在比利时境内有亚尔培运河，一直流入安特维普要塞为止；和以拉穆尔为枢纽的马斯河的要塞线；在荷兰境内有无数的水道。) 的帮助，所以很有利于防御。而且在几天之内，这些兵力即可以获得英法盟军的增援( 包括其一切的坦克和摩托化师在内) ，后者是早已集结在法比的国界上，以防德军的入侵。
　　所以德军右翼不可能再像1914年，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来获得战略性的奇袭。等到英法盟军达到之后，德军就必须与一个实力相等的对手作战——而且多少是要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个第一击的成功是必须要用战术性手段来寻求，因为对于攻势已无战略性运用的机会了。
　　假使敌人在领导方面能具有相当的技巧，则他在比利时境内有逃避彻底惨败的可能性。即使他不能守住安特维普，列日，马斯河( 或西莫斯河) 一线，他也仍然可能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退到下索姆河的后方。一旦到了那里之后，他又可以抽调其强大的预备兵力，再建立一条新正面。到了此时，德军的攻势必已逐渐丧失了它的动量。而A 集团军群也会无力阻止敌军从色当以东马奇诺防线的终点起，到索姆河下游为止之间，建立一道新防线。这样一来，德军的处境就会与1914年秋季会战结束后的情况颇为相似了。其唯一的收获就是沿着海峡，占领了一个较宽的沿岸基地。所以我们既不能毁灭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假使我们想在决定性阶段中获得适当优势，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又不能为以后的战局建立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陆军总部所计划的作战，最多只能获得一个部分性的胜利，此外更无其他。
　　以后事实证明，在1940年，敌军在比利时境内是全部被击溃，这应该感谢B 集团军群的巧妙运用，结果荷比两军都被迫投降。但是不管我们对于德军的领导能力和装甲部队的打击力量具有如何伟大的信心，这样的成功却还是事先无法估计的。假使对方能有较好的领导，则这个故事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敌军在比利时北部之所以一败涂地者，其主要原因又还是因为我方以后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A 集团军群的坦克部队得以长驱直入，切断他们的交通线，并迫使他们离开索姆河一线。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陆军总部计划中所不曾考虑到的——一个果敢决断的敌军指挥官所能具有的运用范围。谁都不应假定对方指挥官是缺乏此种领导能力，尤其是当时的甘末林将军在我们这一方面是颇负盛名的。在战争爆发之前，贝克将军曾经访问甘末林将军，对于他获有一种极佳的印象。
　　一个果敢的敌方指挥官足可以一方面阻止意料中的德军通过比利时的前进，而另一方面同时对于德军北翼兵力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即使指定支援荷比两国的兵力已经投入了比利时，从马奇诺防线中还是可以很容易的抽出50-60 个师的兵力来发动这样一个反攻。B 集团军群向英吉利海峡和索姆河口的方向上挺进得愈远，则敌人对于这个侧面的反攻也就愈为有利。A 集团军群，一共只有22个师的兵力，能否挡住这个突击似乎是很无把握的。不管结果是怎样，沿着这种路线的发展，就战略上来说，是很难于在西战场中获得一个总解决。
　　A集团军群的计划
　　当我研究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时，就想到了上述的反对意见，这也就构成了我们的建议的基础。于是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备忘录，来说服陆军当局接受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建议中是自然难免有重复之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加以综合的叙述，同时更指出其与陆军总部的作战意图之对比：
　　( 一) 我认为西线攻势的目标应该是在陆上来寻求决战。若是仅只追寻陆军总部计划中所拟定的有限目标，则就政治上的冒险( 破坏三个国家的中立) 和军事方面所下的赌注而言，都似乎是不合理的。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为我们在欧陆上的一张王牌，若听任其在这种不彻底的措施中消耗掉了，实在是太不妥当——只要考虑到俄国这个因素即可明白。
　　( 二) 我方攻击的重点应该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而不应放在B 集团军群方面。现有计划中所拟定的由B 集团军群来担负的任务，多少是对于一个蓄势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的攻击；即使最初能获得相当的成功，但很可能在索姆河就会变成强弩之末了。
　　真正的机会却是在A 集团军群方面，主要的观念就是通过阿登山地发动一个奇袭攻击。因为地形的险恶，敌人是决不会想到我们在这里会使用任何装甲兵力。这样一口气就可以冲到索姆河的下游，切断已经投入比利时境内的敌军与渡口之间的交通线。只有用这个手段才能完全歼灭在比国境内的敌军整个右翼兵力，并且为在法国境内赢得最后胜利的工作作一个准备。
　　( 三) 除了可以贡献这个主要的机会以外，A 集团军群也可以使德军的攻势免受一个主要的危险。
　　假使敌人采取合理的行动，他可能会避免在比利时境内作不利的决斗，而撤退到索姆河的后面去。同时他也就会集中所有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以向我方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反攻，以在比利时境内或下莱茵河的前面，包围德军主力为其目标。固然我们可以假想法军统帅部是缺乏这种大胆的作法，而且法国的同盟国也可能会反对这样果敢的决定，但是这种可能性却还是不可以不考虑到。
　　假使我们的攻势顿挫在下索姆河，则敌人至少可以利用其手中所有的预备队，建立一条新的连续防线。这一道防线可能以色当东面马奇诺防线西北端终点为起点，利用艾斯尼(Aisne) 河与索姆河的天然屏障，直达海峡为止。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敌人在我方南侧面的任何兵力集中，就都有立即将其击碎之必要。不管是在马斯河的两侧也好，是在马斯河与奥塞(Oise)河之间也好，都不应让他们有完成集中的机会。在这个地区中敌方正面的完整是必须首先加以破坏，并且以尔后能迂回马奇诺防线的侧面为着眼点。
　　( 四)A集团军群即已预定预定作战中的主力，则应给以3 个集团军的兵力，而不应仅为2 个集团军。( 也许在最初阶段中，为了空间上的原因，可能要把较多的师暂行容纳在B 集团军群的地区中。)
　　一个集团军应越过比利时南部进攻，并照原有的假象渡过马斯河，但此后即应直趋索姆河的下游，从后方攻击面对B 集团军群的敌军。
　　另一个集团军则应向西南的方向上前进，其任务为击碎任何集中在马斯河以西地区中，企图向我军南侧面发动反攻的敌军兵力。
　　第三个集团军，仍如原定计划，从夹在希尔克(Sierk) 与毛宗(Mouzon ，在色当之东) 之间的马奇诺防线的北面起，掩护着整个作战的深入侧面。
　　由于作战的重点由B 集团军群移到了A 集团军群方面，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下述两点要求：
　　(1) 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即使必须到攻势发动后，始能加入本集团军群，但事先必须预先指定。
　　(2) 强大的装甲兵力。
　　以上所云虽然非常简略，但却也代表我们集团军群总部对陆军总部所一再提出的备忘录中的主要思想趋势。
　　A集团军群计划的奋斗
　　自然，在1939年10月间，我也并非一口气就能拟出这样一个明确干脆的作战计划，一般的人在达到其目标之前，是必须要经过努力的工作。这并无发生奇迹的可能性。虽然如此，当本集团军群于1939年10月31日，就德军攻势作战的政策，向陆军总部提出其第一次建议时，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原理即已经被包括在内。更精确地说，有两个文件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个文件为本集团军群总司令写给陆军总司令的一封信，检讨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中，有关发动攻势时的“基本问题”。
　　伦德斯特在信中一开头，就强调说明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作战命令，对于战争是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效力。德军与敌军双方在实力上的对比关系，不足以为一个全面胜利提供必要的基础。这个作战也完全是正面性的，毫无希望足以迂回敌人的侧面，并从后方向他攻击。可能的结果也许就是在索姆河作一次正面的会战。
　　同时，伦德斯特也指出在秋冬两季中，要想对于我们的王牌——坦克和飞机——作有效的使用，也会遭遇到极大的因难。虽然如此，这一个攻势却仍应发动，因为只有当它成功时，才能对于我方海空军向英国的作战构成一个先决条件。第一次大战的经验已经证明，仅只占领海峡海岸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必须要控制整个法国北部的海岸线，直到大西洋边为止。当俄国还留在我们的背后时，把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消费在一种有限的胜利之上，实在是不智的。这种攻势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当我们仍拥有一支能发动攻势行动的强大陆军时，才能确保俄国的友谊。就目前而论，我们陆军的攻势能力还是完全寄托在常备师的身上，必须等到新编单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训练和稳定性之后，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但是要想发动一个重要的大攻势，专靠常备师又还是不够的。也许由于德国空军对英国的压力，足以迫使西方国家先发动攻势，不过即使英国人会要求采取这样的行动，可是德军的战斗精神能够吃得消这样的血战，却也还是一个疑问。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当然最好是让敌人自己去负起攻击要塞阵地的沉重担负，和破坏比利时( 及荷兰) 中立的罪名。不过同时，我们却又不可以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使英国人有了时间补上其在军备和飞机生产方面的缺陷。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对英国的战争只有在海上和空中才能赢得胜利。若是在不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中，浪费了我陆军的攻势能力，则就只会在大陆上把这个战争输掉了。伦德斯特的信件是提出了一个警告，说任何德军的攻势更不可发动得过早——即在秋季中。就这一点而论，A 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所应采取的方法方面，双方的意见却不一致。伦德斯特在他的信件中说明，照陆军总部作战命令所指导的作战，是并不能保证使我们获得决定性的成功。A 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所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文件，是在10月31日，其所采取的形式为一种幕僚性的通报，其目的是补充伦德斯特的意见，对于我们所感觉到的一个德军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个文件即已包括着“新”
　　计划中的一切必要部分在内，其所强调者为下述三个必要的条件：a.把整个作战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b.使用强力的摩托化兵力，从南面突入在比利时北部盟军的后方。c.另用一个集团军跟在后面前进，负责用攻势的行动，以击败敌方向我军南侧面所作的任何大规模的反攻。直到11月3 日，这个信件都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应。那一天，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来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视察，我奉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命令，向他们直接说明我们的意见。可是勃劳希契上将却干脆的拒绝了我要求增援兵力( 另加一个集团军和强大的坦克单位) 的请求，他说他也但愿能够抽调得出来。这一点即可以够明白的说明，他还是完全拒绝接受我们的意见，不过最后，他却允许从总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给予我们。很不幸，他们两位也很明显对于所已经设计的西线攻势，保持着很大的疑惑，尤其并不相信它有赢得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要求我们的集团军司令和军长，报告其所辖部队的现状，他们对于新编各师的情况，自然是提出很多不满意的意见。
　　从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对于这些诉苦的答复上看来，即可以感觉到他们自己对于攻势也似乎并无信心。为了补救这种恶劣的印象起见，几天之后，伦德斯特又召集集团军群中的将官们训话。根据其自己的幕僚所拟定的作战观点，伦德斯特向大家说明，在西线上实际上是具有一切成功的希望，不过若在春季之前发动攻势则也许不那样有利。11月6 日，当陆军总部要求我们对于作战命令的执行，申述意见时，我们又再度提出了建议，但却仍未获答复。每当希特勒所宠信的空军总部气象专家，一发表预测说可以有一个短期的好天气时，希特勒马上就下令集结兵力。可是每次这种预测总是失败了，于是又临时叫停。11月12日我们又接到了下述的命令，使我感受到了完全的奇袭：元首现在已经决定在第12集团军的南翼上，或在第16集团军的地区中，成立一个第三快速部队集团军。它应利用艾尔仑(Arlon)，庭提格尼(Tintigny)，和弗罗云维亚(Florenville) 等地两侧的无森林地形，向色当和该地以东的地区挺进。该集团军的组织为第19装甲军部，第2 和第10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两个党卫军团( 近卫与大德意志) 。
　　这个集团军的任务将为：
　　a.击败敌方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机动兵力，以减轻第12和第6 两个集团军的负担。
　　b.用奇袭手段在色当东南面的马斯河西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为尔后的作战建立一种有利的情况。尤其是一旦第6 和第4 两个集团军所指挥的装甲单位，在他们自己地区中未能获得成功时，则更为重要。
　　接着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也作了配合性的扩大。从上述电令的措词上来看，即可以明白，把第19军拨给A 集团军群指挥，是完全出自希特勒的命令。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呢？也许因为他最近接见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布西将军(Gen. Busch)，受了后者的影响。布西将军已经了解我的意见，也许曾经把我们主张用装甲兵力从阿登作迅速前进的愿望，向希特勒提出了，同时也很可能，希特勒是独出心裁的作下了这个决定。他对战术上的空隙十分敏觉，并且在地图上面曾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他可能会认清了最易于渡过马斯河之点即为色当，而在上游较远地区中的第四集团军装甲兵力，则可能要感到较多的困难。当他认清了色当为马斯河最合理想的渡口之后，于是照他的惯例，对于任何这种有诱惑性的目标，就一定会立即将它抓着不放。当我们获得了第19装甲军之后，固然是很感愉快，可是实际上，这种办法却分散了我方的装甲兵力。因为第19装甲军的军长，古德里安将军，对于他这个新任务，最先是感到很不高兴的，他始终相信坦克兵力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作猛烈的打击。仅仅当我向他说明了本集团军群的作战理想，是想要把整个攻势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并使他也注意到在敌人后方的索姆河口地区，实在是一个具有诱惑性的目标之后，古德里安才开始对于我们的计划表现出来无限的热心。最后也是由于他的精力过人，才驱策着我们的坦克，绕过了敌人的侧背，直抵海峡海岸。当我知道我所主张的把大量的装甲部队，从像阿登这样困难地区中推进的观念，能够获古德里安这样的专家的同意，并认为它是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时，对于我个人而言，当然也是如释重负。再回头来说到把第19装甲军分配给A 集团军群的这一件事情，毫无疑问希特勒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战术性的措施看待，其目的只是为了便利B 集团军群的渡河行动而已。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的补充也不曾提到任何新目标的规定。它也绝无意图想在A 集团军群地区中，向索姆河口的方向上发动一个大规模迂回运动，以寻求最后的决定。11月21日，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又到科布仑兹向我们作了另一次访问。除了A 集团军群的各集团军司令都出席汇报以外，B 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上将，和他所属的各集团军司令也都参加了。其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勃劳希契本已要求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申述其对于执行陆军总部作战计划时的意图，和已经作过的部署。可是当轮到我们本集团军群发言时，他却宣布他只想听取集团军司令们的意见。很明显，他是害怕A 集团军群总部又会乘机提出与作战命令相反的意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再向陆军总部的首长提出了另外一个备忘录，说明我们对于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意见。在此以前，我们有10月31日和11月6 日的两次备忘录，在此以后我们在11月30日，12月6 日，12月18日，和1 月12日，又曾四度提出同样的请求。所有这些备忘录大致都是相似的，所以此处对于其内容不拟加以赘述。此时，似乎希特勒也已经不仅考虑到在A 集团军群地区中使用第19装甲军的问题，而且也更进一步考虑到假使集中在B 集团军群方面的装甲兵力，若不能如理想的那样迅速获得结果，则应该如何抽调额外的兵力以支援第19军的问题。根据在最高统帅部中记录战争日志的格莱勒所报道的，大约在11月中旬，希特勒曾经询问陆军总部，假使在必要时，能否和应用什么方法去增援古德里安的装甲军，格莱勒同时也报道，大约在11月20日，希特勒曾经训令陆军总部拟定一个计划，以便一旦当A 集团军群若获得了较迅速和较深远的战果时，能够迅速把攻势的主力从B 集团军群方面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来。很显然的是以这个训令为根据，陆军总部在11月14日将原来位置在莱茵河以东的第14摩托化军，移到A 集团军群集结地区后方的位置上面。这个军虽然在名义上仍为总预备队中的一部分，但陆军总部却可以依照未来的情况，决定最后把它分配给哪一个集团军群。

　　究竟是希特勒，自己想到了把作战重点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来呢？还是他现在已经了解A 集团军群的意见呢？
　　11月24日，即为希特勒在柏林向三军高级首长训话的后一天，他召见伦德斯特上将，布西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在返回科布伦兹的途中，我从布西的谈话中，得知希特勒在接见他们时，对于A 集团军群的观点，曾经表示极大的兴趣。假使真是如此，我相信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强本集团军群的装甲兵力，以在色当突破马斯河一线，借以帮助B 集团军群的行动。我认为伦德斯特很不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向希特勒当面提出我们自己所草拟的计划，尤其是正当勃劳希契的地位是如此危殆的时候，他更不会投井下石。依照格莱勒的报导，早在10月底时，希特勒即已经从其侍卫长，希孟德的转呈，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内容。至少就时间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无可疑的。不过，希孟德却的确曾经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们，其目的是实地考查，是否真正像我们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恶劣的天气和地面的情况已经使攻势无法进行。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曾经面告希孟德说，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向陆军总部提出一个新的攻击计划，并认为要比陆军总部的计划较好。几天之后，布鲁门提特，在我同意之下( 虽经过伦德斯特的批准，但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勉强) 又把我最后一个备忘录的抄件送与希孟德。它是被转呈给希特勒本人，抑或是给约德尔(Jodl)，我却无法断定。不过无论如何，当希特勒于1940年2 月17日，召见我要听取我对于西线攻势的意见时，他却似乎是绝未暗示出来，他已经看见过我们呈给陆军总部的任何备忘录。也许在11月底时，希特勒的目标是想要保证，当作战已经在进展中时，可以把重点从B 集团军群方面，迅速转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去。但这却并不代表对于现有的计划有任何的改变，更不代表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作战观念。尽管第14摩托化军是已经移驻在我们集结地区的后方，但原有的作战命令仍然充分的有效。还是像过去一样，首先还是由B 集团军群集中兵力向比利时北部挺进，以寻求胜利，而A 集团军群则仍然还是担负掩护的任务。唯一的差异，就是希特勒希望能作这样一种部署，使在较后的阶段中，攻势的重点可以迅速转移。但其条件却是B 集团军群未能如理想的获得成功，而A 集团军群又已经较迅速地获得了战果。我在11月30日，向陆军总部又曾经提出一个新的备忘录，这是第一次获得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答复，从他的答复中即可以了解上述的观念。照我们自己的看法，一个新的攻击点，即通过A 集团军群方面，似乎终于已经形成了。只要阿登的突破能够成功，则作战范围就会向我们所已经说明的方向上扩展。哈尔德虽已经承认我们的观念大致是与陆军总部一致的，但他却坚持着说，陆军总部有关第19和第14两军的命令，并不表示攻势已经有了一个新焦点，而只是表示必要时有创立一个的可能性而已。他更补充着说：“由于受着我们控制之外的影响，决定重点究应摆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的问题，而变成了作战本身中的一个指挥问题了。”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获得两个结论：( 一) 希特勒认为他作重要决定的权利，是已经连攻势的实际执行都包括在内了。( 二) 他认为攻势重点的位置，应根据攻势的如何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论，他不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计划，就是故意不想采纳它。哈尔德在12月15日，又有一个电话给我，更使我对于上述的后一种印象，获得了印证。 12月6 日，我又用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哈尔德，再度说明有利于我们的作战计划的一切理由。实际上，这个信件也就把整个的“新”计划都包括在内。因为直到12月15日，尚未获得哈尔德的答复，于是就和首席参谋次长，斯德普纳格通了一个电话，问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建议究竟准备拖到哪一天为止。于是哈尔德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向我保证说，陆军领袖们都完全同意于我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奉有严厉的命令，一定要把攻击重点摆在B 集团军群方面，而且必须等到攻势发动之后，始准有所转移。从这里，也许就应假定陆军总部的领袖们，是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也已经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观点转呈希特勒核夺了。但是，我同时又从华里蒙特将军( 约德尔的副手) 和罗斯堡将军( 约德尔的作战处长) 方面，得知陆军总部根本就不曾把我们的建议转告希特勒，让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不管陆军总部是否会真正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决不把重点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的观念，却无论如何是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诚然，“坐以待敌”的观念是拿破仑所首创的。对于法国人而言，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公理，尤其是自从1914年，他们主动发动洛林攻势失败之后，更是如此。
　　在1940年，盟军统帅部毫无疑问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希望让我们去担负发动攻势的沉重代价，所以他们有绝对的理由，应该坐以待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比利时作实力的考验，而同时应集中其一切的兵力，来向我们攻势的南侧面发动强大的反攻。可是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就决不可以坐候时机，然后再来决定在何时何地打出我们的王牌，因为A 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是以“奇袭”为基础的。敌人很不可能料想到会有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透过阿登山地前进，并且还有一整个集团军的兵力跟在它的后面走。但是这个挺进要想达到其目标，即索姆河下游，则所有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敌军也都应加以击溃。我们必须与这些兵力的残部，同时渡过马斯河，然后才能从后方攻击在比利时北部面对着B 集团军群的敌军。同样，任何想击碎在我方南侧面( 例如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 强大敌军预备队的企图，也必须要我们能有足够兵力，足以在那一方面保持主动权时，才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又是为“第二幕”，即毁灭剩余敌军兵力，创立一个有利的跃出位置。
　　若是想要等待战况发展之后，才再来决定我方作战的重点位置，那么也就无异于放弃了用从南面迂回的运动，以歼灭比利时北部敌军的机会。同时，其意义也就是说使敌人有时间来得及对我方的南侧面部署一个反攻，这也是他能获得胜利的唯一机会。假使说必须要看我们能否用不适当的兵力获致奇袭的效果，才再来决定是否把适当的兵力分配给A 集团军群，以作一个决定性的主力攻击。那么对于这种观念的最好批评就是引用老毛奇的格言：“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简言之，我们决不能坐待攻势的发展——到底是B 集团军群的集中攻击，能够击碎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呢？还是一支孤单的第19装甲军，能够一直突破达到色当呢？假使要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则从一开始起就应给予我们以适当的装甲兵力和三个集团军——不过由于空间的不够，第三个集团军可以随后加入。所以我在12月6 日的备忘录中，特别声明所要求者不是两个集团军( 共22个步兵师) 和一个装甲军，而是三个集团军( 共40个师) 和两个机动军。很巧合的，以后当希特勒采纳了我们的计划时，实际我们所获得的兵力恰好就是这个数字。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奋斗下去。我们现所要争取的主要问题，就是从作战一开始时起，不仅只用第19装甲军，而且还要加上第14摩托化军，立即从阿登地区通过，在色当渡过马斯河，并一直向索姆河下游长驱直入。此外，我们所要求的第三个集团军从一开始起，也就应立即向马斯河以西在我方南侧面展开的敌军，采取攻势的行动。假使我们能使上级接受这两个要求——那么即使陆军总部仍不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这个攻势也就还是注定了会一直向我们所希望的途径发展，而终于达到最后的胜利。假使诚如老毛奇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于与敌人主力作了第一次遭遇之后的发展，他还是并无确实的把握；但是若开始时即无适当的兵力，则在最初阶段，攻势即将发生顿挫，那却又是可以断言的了。可是老毛奇同时又指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要越过这第一次的接触，而把它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照我们看来，那个所谓最后目标者就应该是在欧洲大陆的总体性胜利。这应该是整个德国攻势的目标。即使必须要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来达到它也不要紧。所以拿破仑的那种暂时不决定主攻方向的办法——这也正是希特勒所想要模仿的——在其他的情况中也许可以算是一个良好的解决，但在我们自己的这种情况中，其意义就是不以绝对的胜利为目标。12月18日，由于我在12月6 日写给总参谋长的信件并未能产生理想中的效果，于是我又根据我们自己的作战观念，写了一个西战场攻势“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伦德斯特上将。因为他正要去与陆军总司令作一个简单的会谈，并准备在获得后者同意时，一同去谒见希特勒。12月22日，伦德斯特与勃劳希契举行了一次会谈，但却并未去谒见希特勒。我又同时曾用书面的形式，将这个草案呈送陆军总部，因为我希望这种简洁干脆的文件，也许可以比过去那些纯粹理论性的解释，要更能改变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态度。仅仅到了战后，我才知道作战处根本上就从来不曾由哈尔德方面收到我们的任何备忘录。12月下半月的天气使任何发动攻势的思想都已经变得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如何，似乎是最好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再来从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已经提供了够多的思想粮食。因此我就可以回家去过圣诞节。当我从李格尼兹返回科布仑兹时，我又顺便经过在左森的陆军总部，看看我们的计划草案是否已经造成了何种印象。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又再度向我保证说，陆军总部是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希特勒命令的限制，不敢决定攻势重点究应放在何处。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陆军总司令是否已经向希特勒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不过似乎他是并未如此做过的，因为我从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胡辛格中校方面得知，自从11月5 日以来，勃劳希契即始终不曾接近过希特勒。在新年的时候，希特勒的气象专家又开始活跃了。这种晴朗冻冰的天气，固然可以使空军从事于行动，可是寒冷的天气对于装甲兵的行动却是并不有利的——尤其是艾弗尔和阿登地区都已为积雪所盖满。可是不管怎样，希特勒却还是发出了代字命令，要部队分别进入最后的集结地区。我们并未因此而受到阻吓，在1 月12日，又送了一个备忘录与陆军总部。其标题为“西方的攻势”，又还是重弹老调，说明有以最后胜利为目标之必要。虽然在那一个特殊的时间上，是已经无考虑改变作战计划。但我们感觉到一旦实际战争已经开始以后，我们的观念仍有受到考虑的机会。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发动攻势的命令，过去是曾经一再被中途打消，所以这次也还有如此的希望，于是我们就还有时间来得及要求作根本性的改变。不过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则我们必须要设法取消一直使我们的计划未被采纳的主要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在那里呢？依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内幕，则它就是希特勒本人。陆军总部虽经一再强调表示，虽然他们大致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却是主张在作战尚未开始之前，决不先确定攻势的焦点。但是陆军总部事实上是否曾将我们的计划，向希特勒转呈呢？因为这是与他们自己的计划完全不同的。因为希特勒与陆军总部的首长，截至目前为止，都并未认真考虑到在西战场上有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所以若是能够直接把我们的计划送给他看，则很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
　　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在备忘录之外又付上了伦德斯特上将的一封私函，其中最后一段如下：现在集团军群既已知道元首及最高统帅对于作战保有全盘的控制权，并保留着决定重点位置的权利( 换言之，即陆军总部并无自由作下其自己的作战性决定) ，所以我要求将这个备忘录直接呈请元首核夺。〖文章来源 http://www.cqzg.cn 版权所有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 DeIgl8 〗这个要求是我所建议，但是伦德斯特却毫不迟疑地签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合于德国军事传统惯例的，因为只有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才有资格向最高统帅直接提出建议。不过，假使陆军总部真正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则并无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采取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由其主动向希特勒提出。若是这一炮打响了，则可以有机会使希特勒对陆军总部产生良好的印象，而恢复其在有关陆上作战方面的一切最后权威。若能这样，则任何人也许都不会比我个人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也是陆军总部中的旧人，在费里特希上将和贝克将军分任首长的时候，我是首席参谋次长，一心就只是想使陆军总部的地位提高。( 注：我们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从来就不曾想向外公开发表，说我们是这种新计划的创造者。事实上，直到战后，伦德斯特及布鲁门提特与利德尔- 哈特谈话之后，这个内幕才为世人所知晓。) 假使相反，陆军总部是早已曾经向希特勒据理力争过而未获成功。那么因为希特勒一向对于伦德斯特上将的意见是很尊重的，所以此时若能把伦德斯特署名的计划再呈上去，则对于陆军总部的地位又一定可以产生相当的增强作用。也许还有机会说服希特勒。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就是使我们政策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物。对于这个备忘录，我们所获得的答复又是令人失望的。它说我们认为陆军总部只想追求有限的目标，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它又表示可能把更多的兵力拨配给A 集团军群，但其实际的时机却应由陆军总司令来决定。所以，它认为没有把我们的备忘录呈给希特勒之必要，并且确实向我们保证，陆军总司令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尽管陆军总司令说保证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明显地看清楚，他并不愿意向希特勒提出照我们的建议，对作战计划作根本性的修改。反过来说，原有的作战计划仍继续有效。在比利时境内的战果，还是要想用B 集团军群的正面挺进来加以决定，至少在攻势的第一个阶段中，主力仍然还是集中在那一方面。A 集团军群仍然还是担负着掩护作战的责任。它的任务也并未曾作任何的扩大。

　　至于以后攻势重点的移动，就还是要根据作战的进展来决定。A 集团军群并未获得其所需要的装甲兵力，照我们的计划，必须从一开始作战时就由我们指挥，才会有在比利时南部获得奇袭成功，和向索姆河口方向迂回敌后的希望。同时A 集团军群也不一定能享有另外再增加一个集团军的安全，为了掩护我们的攻势，和阻止敌人的反击，这也是必需的。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德国和同盟国的高级统帅部都认为在比利时北部正面冲突是比较安全，而不愿意采取冒险的行动。在德国方面为不愿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
　　在盟军方面为未能避免在比利时交战，而集中全力打击德军的南侧面。此时又发生了一个事件，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足以促使德国当局对于其作战计划作根本上的改变，而采取了A 集团军群的建议。第7 空降师的作战科长意外的迫降在比利时的境内，于是使第1 空军集团军的作战命令中至少有一部分落入了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应该假定西方国家，透过比利时的关系，是可以知道德国现有作战计划的内容了。事实上，这个不幸事件却并不曾使作战计划发生任何的改变，虽然也许在以后足以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更易于接受A 集团军群的建议。因为1 月25日，在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 ，曾经举行过一个指挥官会议，AB两集团军群和所属各集团军的指挥官都曾参加。那距离这个不幸事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时日，可是陆军总部的基本态度还是未有任何的改变。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任务都大致还是像过去一样。
　　B 集团军群的任务略有扩大，第18集团军现在改为应占领荷兰全境，而不仅只是所谓“荷兰要塞”以外的地区。至于A 集团军群方面，则一切都照旧。虽然我们设法使第2 集团军部移到了我们的地区之内，但它也还是像第14装甲军一样，仍由陆军总部节制。尽管我奉我的指挥官的指示，曾经说明专把第19装甲军一个军从阿登地区中推进，是不一定能保证我们在色当获得成功，因为敌人在马斯河现在是已经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 法国第2 集团军) 。可是勃劳希契却还是拒绝把它们交给我们指挥。由此可以证明高级当局的决心并无改变，仍然还是要想等到作战已经进行之后，才再来移动重点。它同时也证明作战命令在比利时的丧失，并不曾改变高级当局的决心。虽然如此，五天之后根据我们在当时所获得的情报，A 集团军群又向陆军总部提出了新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指明，今后可能有强大的法军兵力——尤其是机械化单位——会投入比利时南部。在这种环境之中，是决不可能希望第19装甲军的单独力量，足以克服这支敌军或强渡马斯河。2 月7 日，我们在科布仑兹又举行了一次沙盘演习，从这次演习上也可以明白表示出来，若单独使用第19军是大有疑问的。哈尔德将军也出席参观这一次演习，我感觉到他至少最后也已经开始承认我们立场是正确的。正当此时，我自己的命运却发生了一个突变。1 月27日，我接获通知说我已被任命为第38军的军长，其军部是正要在国内地区中开始成立。伦德斯特上将告诉我，在1 月25日那次会议中，陆军总司令早已把这个决定悄悄告诉他了。其理由是说，现在，一成立任何新的军部，就必须轮到我去接充军长，因为比我资浅的莱因哈特将军(Gen. Reinharht)同时也要升任军长了。从正常的人事程序上来看，这种办法固然是并无错误，但正当大攻势即将发动的前夕，却突然调动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实上，那些人事问题的考虑可能都是一种借口，毫无疑问，陆军总部对于我这样一再与他们顶撞，实在是感到厌烦，所以只想找一个机会把我这个厌物送走。在上述的沙盘演习结束之后( 那还是由我主持的) ，伦德斯特上将就当着所有出席人员的面，向我致谢，表扬我在参谋长任内的功绩。他在这种场合中的措词，是足以深切反映出来那个伟大指挥官的一切慈爱和侠义的风度。此外使我更感到满足的，是我们集团军群中的两位集团军司令，布西将军和李斯特将军还有古德里安将军，对于我的离去也都表示真诚的悲哀和同情。9 月9 日，我离开科布仑兹前往李格尼兹。我所信任的同僚，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却并不因为我的离去，而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我相信，那可能是垂斯考的努力，才说服了他的朋友，希孟德( 希特勒的侍卫长) ，为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得以当面把我们的意见向希特勒陈述。2 月17日，我奉召往柏林，以新任命的军长身份向希特勒报告。一同召见的还有其他的军长，在赐宴的时候，照例也都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话，大家不过随声附和而已。他表现出对于技术发明方面具有惊人的知识。当我们在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令我随他往他的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如何执行西线攻势的个人见解讲述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或是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我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的快，并且完全同意于我所说的一切。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就立即把其内容写了一个节略送给A 集团军群总部参考：当1940年2 月17日，以第38军军长身份向元首报告时，前集团军群参谋长获得了一个机会，把本集团军群对与西线作战的意见，曾向元首直接陈述。他的说明内容如下：
　　( 一) 攻势的目标应为在陆上获致决定性的结果。对于现有作战命令中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即在比利时境内尽可能击败敌军的最大单位和占领海峡海岸之一部分——而言，这种政治和军事的赌注未免太高。在陆上的最后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
　　所以这个作战的目标应该是在法国赢得一种最后的决定，并击毁法国的抵抗。
　　( 二) 这就必须修改现有的作战命令，要求绝对地从一开始起，就把攻击重点摆在左翼方面，即为A 集团军群；它不可以再留在B 集团军群方面或是暂时不加以确定。
　　在现有的安排之下，最好的成就也不过是当英法盟军向比利时前进时，即对其作正面的攻击，并且使他们退向索姆河，到了那里作战即可能会发生停顿。
　　假使若把主攻之点移到南面的A 集团军群方面，则其任务即为冲过比利时和马斯河并向索姆河下游的方向上挺进。那么预计在比利时北部出现的强大敌军，当受到B 集团军群正面攻击，被迫后退时，同时其后方也将被切断，而将遭到全面的毁灭。这只有当A 集团军群迅速冲到索姆河下游时，然后才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将为用一个强力的右面钩击，包围全部的法军。
　　( 三) 要达成这个任务，A 集团军群应含有3 个集团军。所以另外一个集团军应加入在其北侧面。
　　最北面的一个集团军( 第2 集团军) 的任务为越过马斯河，直趋索姆河下游，以切断在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退路。在其南面，另一个集团军( 第12集团军) 应在色当两侧渡过马斯河，然后转向西南方，以便用攻击方式，粉碎法军在马斯河以西的反攻企图。
　　第三个集团军( 第16集团军) ，最初的任务为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掩护整个作战的南侧面。
　　空军应尽量提早击碎法军的集中，因为假使法军还要作任何的企图，则一定就是要想在马斯河的两侧，作大规模的反攻，可能会延展到莫斯里河为止。
　　( 四) 若专凭第19装甲军的兵力在色当强渡马斯河，那好象是只用一半的力量来作战。假使敌军在比利时南部，用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来迎击我们，则这一个军的兵力是太单薄，不足以迅速击碎敌军，并一直冲过马斯河一线。反之，假使敌人仅用其现有的强大兵力，扼守马斯河一线，则该军也同样无力单独渡河。
　　假使我们准备使用摩托化兵力来作开路先锋，则至少应用两个军同时在查理维里(Charleville) 和色当渡过马斯河。此外第4 集团军的装甲兵力也应在古费特(Givet)独立渡河。所以第14军从一开始时起，就应与古德里安军并肩前进，决不可以等候未来的发展才再决定它应该用在那一方面。
　　元首对于上述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意。不久之后，就会有新的作战命令发布。
　　可惜，这个新的作战命令已经不再经过我的手中。我只知道2 月20日，希特勒命令颁发它。它的内容大致是与我长期苦战的要求相符合。其要点如下：( 一) 两个装甲军( 古德里安将军所率领的第19军，和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所率领的第14军) 领导前进，应在查理维里与色当之间，渡过马斯河一线。他们由一个新成立的“装甲集团军”(Panzer Group)来指挥，司令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 二) 原属B 集团军群的第4 集团军改属A 集团军群，并配以所要求的兵力。现在当第16集团军已经向南旋转时，所以有了空间，可以把该集团军立即插入A 集团军群的界内。( 三) 原属B 集团军群的第4 集团军，也改由A 集团军群指挥，以使后者在向索姆河的前进中，可以获得必要的调度。( 至少以后在前进过程中，A 集团军群是常常调动这个集团军最南端的军，以进展其边界。) 依照这个新命令，陆军总部是已经暗中完全接受了A 集团军群的观点。作战的重点是已经完全移到了南翼方面。同时B 集团军群仍留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共为3 个集团军，足以达成其在比利时北部和荷兰境内的任务。A 集团军群现在就可以冲出阿登，越过马斯河，直达索姆河下游，以奇袭敌人。
　　这样可以阻止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敌军退过该河。它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应付任何指向德军攻势南侧面的巨大反击。关于1940年5 月间，德军突击作战的执行方面，我只拟作下述的评论：应该感谢德国部队的优秀素质，尤其是装甲单位，结果B 集团军群的攻击所获得的成功，是远比所料想的要更具有决定性。因为比利时的要塞颇为坚强，而且他们又被迫只能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种成就是很难能可贵的。尽管如此，盟军之所以在比利时北部一败涂地的真正决定性原因，却还是受到了奇袭。A 集团军群从阿登突出，越过了马斯河，直达到了海峡海岸。除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卓越领导之外，我认为，这个成功主要的应归功于古德里安将军，他把集团军群的作战原则变成了实际的行动。在比利时北部的成功，并不如理想中那样完全，依照丘吉尔所报导的数字，从敦克尔克撤出的敌军总数共为338,226 人，其中2,176 人为法军，尽管他们把一切的重兵器装备都丢光了。盟军之所以能够撤出的主因，是由于希特勒曾经两次命令我方装甲部队的停进——一次是在前进的途中，另一次则在敦克尔克的郊外。对于后述的命令，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理由，但其真正的效果却无异于是在海峡上架了一道金桥，帮助英军的撤退。第一个原因为希特勒希望保留德国的装甲兵力以供法国战役第二阶段使用，就这一方面，据说凯特尔曾经告诉希特勒在敦克尔克附近的地形是不适宜于使用坦克的。第二个原因为戈林曾经向希特勒保证，空军即足以独力阻止敌军逃出敦克尔克。戈林是死要面子，而且极爱吹牛，所以我相信他很可能说过这些话。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上述的两种辩论都是错误的。依照希特勒与伦德斯特之间的谈话，第三个理由是说希特勒故意让英国人逃走，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增进与英国人之间的谅解。不管这个答案是怎样，敦克尔克是希特勒所犯的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错误。它影响了其对不列颠的入侵企图，并使英国人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够继续作战。尽管希特勒接受了A 集团军群的观念，从阿登冲出，切断在比利时北部的敌军，直起海岸并达到敦克尔克的门外为止，但是他却并未完全采纳其另一个观念，即同时为第二阶段建立一个起点。所以德国统帅部为了掩护A 集团军群机械化单位的前进，并防止敌军在马斯河两岸上的反攻起见，只留下一连串的兵力构成了一道防线。
　　显然它是认为用立即向南对马斯河以西地区发动攻击，一劳永逸的撕开敌人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的正面，以阻止敌人反攻的手段是未免太冒险了。从以后在俄国战役中的经验上看来，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是的确具有某种天才，但他却缺乏一个军事指挥官所需要的彻底训练。这种训练使后者在一个作战的过程中，敢于接受相当的冒险，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控制它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希特勒宁愿采取防御行动的安全解决，而不愿接受A 集团军群所建议的较果敢的方法。
　　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只可以说是运气太好，因为敌人并未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反攻，虽然事实上，后者是很易于集中50个师左右的兵力，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反攻。
　　即使暂时放弃在荷比两国要塞地区以外的一切东西，也都是不要紧的。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一幕完成之后，双方又再度沿着一条连续的正面互相对峙着，这条战线沿着马奇诺防线到卡里格南(Carignan)，然后再沿着埃纳河和下索姆河走。德军的第一个任务又是要再度突破这一道正面。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二阶段中，为什么能使敌军如此迅速全面崩溃的主因是一共有两个：( 一) 由于在比利时北部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已无适当的人力来据守其从瑞士边界直到海岸为止的绵长战线。(二)法军的士气早已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而且更没有任何部队可以敌得上德国装甲部队的素质。假使盟军统帅的行动是像A 集团军群总部所想像的，则他应决定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依照A 集团军群的计划，是应该趁敌军尚在集结阶段时，即先加以击碎，假使B 集团军群，同时在围歼了比利时北部的敌军之后，也在下索姆河之上，向前旋转照施里芬计划的典型，包围其余的法军，则我们可以在马奇诺防线的后方，以反正面一战而把敌军全部解决。事实上，除了让英军从敦克尔克逃走了以外，我们在法国战场上还算是终于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因此上述的分析也似乎是多余的。不过其唯一的重要性，也许即可证明，即使敌人能有较大的活力和较好的判断，这个“新”计划也还是照样能够赢得这次战役——不过在第一个阶段中，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也许将遭遇到紧急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