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阴森可怕，像阎王殿一样的公安局，这时候出现了全新的气象。欢乐而自由的人们成了这里的新主人。他们穿着军服和工人的便服，脖子上系着红领带，跳出跳进，笑、闹、喊、叫，就像一群活泼淘气的小孩子。什么东西折断了，什么东西裂开了，什么金属的东西碰到另外一种金属的东西上面了，——这许许多多的声音，和那零星的枪声混作一团。好像一座千年古墓被撬开了墓顶，好像一个黑暗地窖被揭开了石盖，那陈腐霉烂的东西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面。在这里，老爷们的舒适和尊严，法度和威武，教养和傲慢，全被当作垃圾，抛在地上，任人践踏。到处的抽屉，箱子，柜子，都打开了。公文、印鉴丢得满地都是。而从前，这些可笑的东西的确曾使一些人活得很骄奢，使另外一些人愤愤不平地死去；使一些猥琐的东西变成高贵和幸福，使一些美好的东西化为眼泪和悲伤。如今那些公文、印鉴都成了废物，躺在地上，毫无意义了，也没有谁来尊敬它们和保护它们了。
　　天色渐渐地由深黑变成浅蓝，由浅蓝变成乳白，朝霞发出绚烂的色彩，广州公社的第一个白天降临了。笑、闹、喊、叫的声音依然没有停止。周炳到处搜索残余的敌人，来到了楼上一间高级办公室模样的房间里。地上有一堆纸张在燃烧，发出焦臭的气味。他踏灭了那个火堆，推开了一张大写字台后面的几扇玻璃窗，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就走到那凉开水瓶旁边，拿起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凉开水，又走到窗子前面，慢慢地喝。这时候，外面只有疏疏落落的枪声，整个广州的珠江北岸，除了几个零星的敌人据点之外，全部都被红色的武装占领了。在这一刹那之间，他的脑子里发生了一种幻想。他仿佛看见一个无比巨大的巨人。这个巨人的头枕着白云山，两脚浸在珠江的水里，两只手抱着整个广州城，好像抱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玩具一样，在微微发笑。他想，谁要想推开这个巨人，把广州城从他的手中抢走，那不过是一种可悲的妄想。他又想，从今天起，一切坏的东西都要灭亡，一切好的东西都要生长起来。——人活在这个时代里，多么有意思！最后，他望着楼下公安局的全部建筑物，忽然想起这里如今已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大楼，红军的司令部，这里就要发出许多的布告和命令，全广州、全广东，甚至全中国，都要听从这里的指挥，于是对这些建筑物发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些想象都是在短促的一瞬间发生的。他喝完了凉开水，就走到一个穿衣镜前面，看了看自己。他看见镜子里面那个人，穿着厚蓝布对襟夹袄，蓝布长裤子，一边肩膀上背着两条步枪，一条红领带端端正正地系在脖子正中，衣貌堂堂，非常威武。忽然之间，他又从镜子里发现了另外两个人，一个坐在大写字台上面，一个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安乐椅上，不知在搞什么名堂。他扭转身一看，原来是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进来。冯斗坐在写字台上面，拿赤脚板上的污泥往台面的绿绒布上一抹，嘴里说：“你不让老子在这台子上念书写字，老子却偏要坐在这上面，还要拿脚踩它呢！”坐在安乐椅上的谭槟却装成一个长官老爷的样子，用手拍着写字台道：“滚下去，通通给本老爷跪下来，本老爷要审问你们了！”大家正笑着闹着，忽然一颗流弹从打开的窗口飞进来，落到凉开水瓶上，把那玻璃瓶打碎了。冯斗一骨碌从台子上滚下来，嘴里骂着：“哪个王八蛋，连枪都不会打！怎么朝玻璃瓶打枪呢！”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门外不知有谁高声喊道：
　　“大家到下面去，打开监仓，释放政治犯！”
　　周炳领头，三个人一道飞跑下楼。在监仓前面，已经有许多人在动手开仓。他们对着铁门的锁上放枪，拿鹤嘴锄在墙上打洞，举起枪托撞击窗子，拿铁笔来撬开水沟的洞口，有些人还爬上房顶去揭开那些瓦筒，打算用麻绳把里面的同志吊上来。不久，那些受难的人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铁门缝里钻出来，从破墙的洞上爬出来，从窗户眼子里挤出来，从水沟洞里冒出来，从屋瓦的木桁之间吊出来。他们的两脚一踩到地，就跟那些挂了红领带的人们紧紧搂抱起来，即便不曾相识，也像看见了老朋友一样。跟着就是互相问好，互相问里外的情况，互相打听自己认识的人。周炳放出了几个女的之后，跟着放出了一个方脸高颧，虽然皮黄骨瘦，却精神奕奕的人。那个人看样子有三十多岁，还戴着脚镣，一出来就扑倒在周炳怀里，差一点儿没有摔在地上。他和别的人一样，紧紧地搂抱着周炳；可是他又和别的人不一样，什么话都没有问，只是拿眼睛打量着周炳。周炳不认识他，正待要问，旁边站着的谭槟早认出他来了，就喊道：

　　“你好呀，金端同志！你猜这漂亮小伙子是什么人？”
　　金端同志坐在地上，拿铁锤去敲打脚镣，一面说：“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就是周金和周榕的弟弟。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怎么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周炳连忙走到他身边，恭敬地弯着腰说：“金端同志，你猜对了，我就叫周炳。哥哥们从前经常提起你。有一回，我到一个地方等着跟你碰头，可没碰上。后来……你如今身体还好么？”金端点头笑着说：“我的身体不管什么时候，总是好的。国民党就是怎么折磨它，也拿它没有办法！他们说我这回大概活不成了，你看，我不是又活转来了么？哦，对了，你二哥周榕如今哪里去了？”周炳说：“前几天从香港上来，如今我也不晓得他在哪儿呢！”正说着，第一百三十小队长孟才师傅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对周炳说：“走，你不是会说几句外江话么？跟我来，张太雷同志有话跟你说呢！”他一听说张太雷同志叫他，脸又红了，连忙别过金端，一声不响地跟着孟才师傅走。他知道张太雷同志是党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见过面，因此心情十分激动，像那年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同志约他见面时的心情一样。两个人上了楼，走到他刚才在那里喝凉开水的地方，张太雷站在窗前等候他们。他看张太雷同志，约莫三十岁的年纪，脸孔长得又英俊、又严肃。身上穿着草黄色呢子的中山装，戴着没有框子的眼镜，又黑、又亮的头发从左边分开。宽阔的前额下面，有一双深沉而明亮的眼睛。鼻子和嘴唇的线条，都刻画出这个人的性格是多么的端正、热情和刚强。周炳不知道应该怎样行礼，就把步枪放在地上，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直挺挺地站在他的面前。张太雷走到他身边，对他醇厚地微笑着，说：
　　“哦，一个人背了两根枪，不累么？——很好，工人家庭出身，高中学生，身体很棒，很好，很好！——你能不能够谈一谈，你为什么要参加暴动？”
　　他这几句话是用广州话说的。他的广州话说得很不错，就是稍微带一点上海话的口音。周炳觉着自己很喜欢这个人，就使唤不很熟练，但也还听得懂的“国语”回答道：
　　“我么？我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张太雷扭回头，坚持说着广州话，对孟才师傅说：
　　“你看国民党做得多绝！把这样一个好后生逼得无路可走！”然后又转过来对周炳说：“好了，从今天起，全世界的路都让你自由自在地走，你喜欢怎样走就怎样走！现在，你临时给这里帮帮忙。这里缺一个忠实可靠的通讯员，你就来做这个事情，怎么样？不要以为这不是直接的战斗，不要以为这是无关轻重的工作，相反，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革命者的特性，是什么地方需要他，他就到什么地方去。你会骑自行车么？”
　　周炳点头答应道：“我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很高兴做不论什么工作，张太雷同志！”
　　张太雷说：“这就好，这就好。等一下也许调你去做别的工作，你也应该同样高兴。这才是世界主人翁的态度。”说完就走了出去。这里周炳和孟才师傅两个人立刻就动手搬开那张绿绒面子的大写字台，把它从窗子前面搬到一个墙角落里。刚搬好，张太雷和一大群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些人里面，有教导团团长叶剑英，红军总司令叶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领导警卫团起义的蔡申熙和陶铸，广州市的市委书记吴毅，还有苏维埃政府的肃反委员杨殷，司法委员陈郁，秘书长恽代英等等，有许多都是周炳不认识的。张太雷看见他两个把写字台搬到墙角落里，就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周炳回答道：“那里不好。那里有流弹。”张太雷回顾众人，心情爽朗地大笑着，说：“你们看咱这个通讯员多么有意思！敌人的枪口哪一天不对着咱们的胸膛？如今咱们倒躲起流弹来了！”叶剑英同志走到周炳身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说：
　　“会动脑筋。好材料！你这么年轻就参加革命，比我们幸福多了！”
　　张太雷说：“周炳，你到楼下会议厅去收拾收拾。咱们得开一个会。”
　　周炳和孟才师傅下了楼。孟才接过了周炳的两支步枪，不知道上哪儿去给他弄来了一支驳壳枪，说：“把这个挂上。这才像一个通讯员呢！”周炳挂上了驳壳枪，就动手收拾会议厅。他首先洒了水，拿扫帚和畚箕把整个宽敞的大厅扫了，把那张躺倒在地上的长方桌子扶起来。桌子很大，很重，他花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它扶起来。做完这件事，他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他一面拿袖子擦汗，一面自己对自己说：“哦，好热的冬天！心里面都冒出火来了！”随后，他就动手去摆好那十来把东倒西歪的圈手藤椅，又用衣袖去把那些铺满灰尘的藤椅子擦得干净明亮。张太雷叫人拿了一张很大的广州地图来给他，他就跑到从前一个什么科的办公室里，找出许多图画钉子，把那幅半间房子大的地图钉在墙上。这回把他热得连蓝布夹袄都脱了下来，甚至连里面的背心都湿透了。做完了这些，已经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他看看这会议厅，摇摇头，觉着不得样子，觉着不论怎么说，也表示不出这是一个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会议厅。于是他又跑到从前另外一个什么科的办公室里，找出一块很大的白台布，和一些江西制造的瓷壶、瓷杯，在长桌子上摆设起来。那块白台布揉得到处都是皱纹，他嫌不对眼儿，又用手掌在台布上使劲地压，打算把它熨平。他想这里马上就要开始讨论极其重大、极其庄严的事情，讨论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的事情，讨论到世世代代的人的幸福的事情，于是他就用创造一个艺术品的虔诚而兴奋的心情，来收拾这个宽敞的会议厅，任何最琐碎、最平凡的事情这时候都显得极其有意义。收拾完了，他就重新穿起厚蓝布夹袄，挂起驳壳枪，然后又扎起红领带，把大厅里所有的电灯都扭亮了，才到厨房去烧开水去。等到他把开水烧好送来，太阳已经照到会议桌上，会议是早就开始了。他看见张太雷、杨殷、周文雍、陈郁、恽代英这些人围着长桌，坐在圈手藤椅上；叶挺、叶剑英、陶铸这几个人站在地图旁边。他悄悄地把盛满开水的大马口铁水壶放下，就从大厅里退了出来。恰好碰上警卫班长带着几个值勤的警卫员布置岗哨，他就和他们四处跑了一转。回来之后，看见会议还没有散，他就着手把会议厅旁边的那些办公室，一个一个地收拾起来，不让自己空闲着，他把那些歪歪倒倒的柜子、架子、桌子、椅子都扶了起来，把满地的公文、印鉴、文具、纸张都拾起来，整理成一堆堆、一迭迭，然后又扫掉那些破烂的玻璃、瓷器，揩净到处泼洒的浆糊、墨水。快把四间办公室都收拾完了，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道：

　　“通讯员！通讯员！”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想起是喊自己，连忙答应着，扔下抹布，跑到会议厅门口。原来是恽代英秘书长要他到学宫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去送一封信。这以后的三个钟头，他就骑在自行车上，满城地跑，东边到了东山，南边到了长堤，西边到了黄沙，北边到了观音山。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只是精力饱满地跑着，不停地跑着。原来想着当武装起义成功以后要办的许多事儿，现在都记不得了，好像都没有什么重要性了。看见他这种两眼发愣，横冲直撞的样子，每一个人都要发笑。——这种笑里面，包皮含着惊讶、赞叹、疼爱、戏弄种种复杂的意思。有一次，海员出身的中队长简发和交通队长何添，张太雷同志的汽车司机陈能，正站在工农民主政府的大门口抽烟。简发跟何添运了许多步枪回来，刚刚卸完车；陈能驾驶的那部敞篷汽车出了点小毛病，也刚刚修理好。周炳骑着自行车从里面冲出来，几乎连人带车，撞在他们三个人身上。自行车摔倒了，周炳飞身跳在一旁，却被陈能一把逮住，拿手上的黑渍往他脸上涂抹。周炳央求道：“大哥，对不起。让我走吧，我这就要赶到‘普兴印刷厂’去呢！”陈能还是不放手，说：“普兴印刷厂有多远？来得及！”何添也凑趣儿说：“要放你容易，只要你演一出戏给咱们看！”周炳答应了演戏，陈能才把他放走了。他走了之后，陈能赞叹地说：“唉，说实在的，你在一万个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这样雄壮，又这样漂亮的男人！”简发向他提议道：“我跟你两个人来编一出戏好不好，陈能？我们就编何添从前怎样在医院里把周文雍抢救出来的故事，你看怎么样？”何添说：“那有什么好编的？倒不如编你自己去‘大安’酒米铺子运手榴弹的故事，更惊险得多了！”陈能说：“编哪个故事都好，也得枪声停了才成！”正说着，观音山那边传来了紧密的枪声，像烧爆仗一样。长堤那边又传来了国民党军舰的大炮声。炮声过后，南关的什么地方起火了，火烟冲上半空中，久久不散。
　　周炳赶到普兴印刷厂，那里正忙着一边赶印《红旗日报》，一边赶印工农民主政府的布告、宣言和传单。周炳看着那种紧张忙乱的景象，看得发了呆，心中十分欢喜。但是令他更加欢喜的，是他在这里无意中却碰见了他二哥周榕。他一把抓住周榕，说：“二哥，我从公安局的监牢里放出了一个人，他叫做金端。他还问起你呢！”周榕也高兴极了，说：“你放了金端，那太好了。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革命家。你要是再看见他，告诉他我在这里。”正说着，从周榕的后面走来了四个人，为首的是省港罢工工人，后来在普兴印刷厂做工的古滔，跟着的是在南关当印刷工人的关杰，最后是南关区家的两个表弟，区细和区卓。周炳问关杰道：“你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关杰诚恳谨慎地说：“他们说要找人帮忙，古大叔就把我叫来了。”周炳又问区细和区卓道：“你两个小把戏，怎么不呆在家里，却到处乱蹦？”区细反唇相讥道：“我十八岁，他十三岁，我们比你小了多少？你到处跑得，我们跑不得！”区卓也说：“我作了临时工，还摇印刷机呢！你气死？”这几个人正在高兴，想不到从周炳身后，又走进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大家和他们打招呼，周炳回身一看，原来男的是他的表哥杨承辉，女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却不认得。不等别人问，杨承辉却先说了：“你们都在这里，好极了！我也来搞宣传工作，加入你们一伙儿。这位是宣传队的小队长：傅翠华。她是橡胶厂的女工，今年春天被敌人抓进监牢，刚才恢复了自由，爹娘都找不到，无家可归了！”傅翠华听到“无家可归”四个字，眼圈又红了起来。大家和她相见过了，又安慰了她一番。周炳忽然拍着手掌，又兴奋、又激动地说：

　　“美妙呀美妙！自己人都碰到一块儿了！这个世界该是咱们的了！”
　　周榕告诫他道：“世界倒是咱们的。只是要美妙，还得下大工夫呢！”
　　周炳把带来的文件交给印刷厂，又把一些另外的文件带回去。走到工农民主政府门口，马路上又是东西、又是人，挤得水泄不通，他只好跳下来，推着自行车走。这时候，大门口的马路两旁和对面人行道上，都站满了徒手的工人，等候领枪。那身躯矮胖的周文雍和身材高大的司法委员陈郁，在工人当中穿来穿去地走着。在马路当中，摆满了汽车、大炮和马匹。枪声在很远的地方忽紧忽慢、断断续续地响着，时不时有一两颗子弹在天空中吱吱地飞过。工农红军正在南关、西村和长堤一带消灭残余的敌人。周炳挤挤撞撞地设法挨近周文雍的身边，问他道：“周同志，我有几个做工时候的好朋友，我叫他们也来领枪好不好？”周文雍郑重其事地回答道：“赤卫队的人越多越好！怎么不好呢？你叫他们到工人代表大会去登记吧。登记好了之后，一道上这里来领枪。”周炳高高兴兴地回到工农民主政府里面，向恽代英秘书长交了差，就打算到南关去找他那几个好朋友，动员他们来参加赤卫队。恰好这时候恽代英秘书长又交给他一个新任务，要他去搞一些吃的东西，于是他又骑上自行车，发出滋滋的声音，飞快地冲出大门口。这回在大门口，他却碰上他的表姐区苏，正在和一个年纪比她大些，约莫有二十六、七岁的女同志谈话。区苏那白净瘦削的脸上，如今也叫红领带映照得通红，显得很健康。那位女同志是一个临时的护士，周炳认得她，名字叫做梁俊芳。她原来是香港的糖厂女工，在北伐军里当过护士，今天从监牢里出来之后，才知道太夫已经在三个月前被国民党杀害，她的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两岁的儿子都不知下落了，当时周炳的自行车一直铲到区苏的身边，突然煞住。区苏吓得往旁边跳，到看出是他，就骂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冒失鬼！”梁俊芳不管这些，一直拽住她的袖子，问她要米，说伤员要喝米汤，没有米不行。周炳调皮道：“区苏表姐是管穿皮鞋的，你怎么问她要米？区苏表姐，恭喜你当了解粮官！我也当了解粮官呢，我跟你比赛吧！”说完就跳上自行车，拼命按着铃，冲出大门外去了。
　　他先到南关一家蒸粉店找到马有，打听清楚哪家字号有米，哪家字号有面，就又去找清道夫陶华和裁缝师傅邵煜，最后去找手车修理工人丘照。丘照的父亲是个人力车工人，在今天清晨起义的时候牺牲了，他正在十分悲痛，听大家说是要参加赤卫队，脱下木屐，换上布鞋就走，周炳领着马有、陶华、邵煜、丘照四个人，拉上一辆大板车，装满了白米，浩浩荡荡地投奔工农民主政府，要去参加赤卫队。周炳还一路走，一路想法子动员了很多的饼干、面包皮、鸡蛋糕之类的东西，准备拿回去送给在工农民主政府里和在红军总司令部担当责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