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中午吃过饭之后，周榕夹了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急急忙忙地走进陈家的矮铁门。花圃里的花开得正欢，那魔爪花的香味嗅着分外浓郁。陈家的使妈阿财正在楼下客厅门口打扫，见了他，就冷冰冰地问道：“阿榕，你来干什么？”他一听就愕然站住了。阿财既不像平时那样和他打招呼、问好，又不像平时那样称呼他“二姑爷”，那种明显的、没有礼貌的态度令他吃惊。他有点胆怯地回答道：“来找二姑。她在家么？”阿财扭歪脸，说：“不知道。你自己看去吧！”周榕急急忙忙跳上楼梯，因为心里面还有别的事，就把阿财忘掉了。到了三楼的前书房，陈文娣正在看报，陈文婷在看一本厚厚的小说，陈文婕不在家。陈文娣对周榕说：“看你洋洋得意，是不是阿炳有信来了？大姐夫真奇怪，自从来过一封信之后，就没再见过一个字。”陈文婷也说：“二姐夫，你看叫人不挂到心烂？”周榕说：“不关这些事。我送一篇好文章来。”她两个都问什么文章，什么题目。周榕捧起那本书，念那题目道：“《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她们问他是谁写的，他又回答道：
　　“毛泽东。”两姊妹互相询问了一下认不认得这个作者，就要求周榕念那篇文章。他接着从头念起那篇文章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直念了三十分钟，才把文章念完了。他合上书本，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在回味那书中的道理。那两姊妹都瞪着眼睛，呆呆地对着天花板出神。后来还是陈文婷首先苏醒过来，说：“这就奇怪。一个社会好好的，有家庭，有亲戚，有朋友，怎么一下了就能划成四分五裂！阶级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能看得见么？”周榕笑着摇头道：“叫我说，也说不清楚。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在工厂里看得见，在街道上好像看不见。平时好像看得模模糊糊，有起大事情来，就看得比较清楚。大约是时隐时现的东西。”陈文婷耸耸肩膀道：“不明白。”周榕望着陈文娣，她就说了：“我看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哲学，本身就是不好懂的。不过咱们也来从实际方面看一看：你说，你是什么阶级？我是什么阶级？”周榕和平地、驯良地笑着。陈文婷替他回答道：“二姐，你真傻。你问这个不是平白吃亏？他自然捞了个无产阶级。”陈文娣说：“那么我呢？”周榕仍然没开腔。陈文婷又说：“那还用问？我说二姐夫不怀好意的。你自然是个买办阶级！”陈文娣说：“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就可以了吧！”周榕站起来说：“我不过拿来给你们研究研究，怎么就认真起来了。我到交际部去了，阿婷，你去不去？”陈文婷说不去。陈文娣要把那本书留下看一看，周榕把书放下，就走了。
　　那天下午，陈文娣把那本书带着去上班，在写字楼里面把那篇文章看了又看，捉摸了又捉摸。下班的时候，她带着一颗失望的、疲倦的心，回到家里。陈文婷又把那本书抢了去看。吃过晚饭之后，两姊妹就躲上三楼书房，低声细气地谈论起来。陈文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嗐，自由，自由，多少人为你而死，你又欺骗了多少人！”陈文婷茫然问道：“为什么？难道自由是错的么？难道它不是又美丽又崇高的么？”姐姐说：“是呀。怎么不是？不过那只是一个崇高、美丽的幻影。谁要真的去追求这个幻影，他就会受到痛苦的折磨。我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人，像一匹染黑了的布，想重新变白，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现在不知多么羡慕那些盲婚的姊妹。她们的生活过得多么平静和幸福！”妹妹抗声说：“二姐，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又有职业，又有恋人，是得到了独立和自由的！多少困在封建牢笼里的姊妹，都拿羡慕和惊奇的眼光望着你，希望变成你一样，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天也好！你自己，为什么反而变得庸俗起来？”姐姐并不觉着激动，还是平静地继续说：“庸俗？是的。我现在一点也不讨厌这样的评价。当初，如果有人侵犯一下我的神圣的自由，不许我跟男子们来往，现在不是要好得多么？可就是没有！大家都尊重我的自由，这才把我害得这样惨！”陈文婷觉着闷热，觉着烦躁，觉着心惊肉跳，她从座位里跳起来，拿扇子啪啦啪啦乱扇，窗外的暮色仿佛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陈文娣平静地坐着，全不动弹，好像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她也就不着急了似的。突然之间，妹妹尖声叫道：“二姐，你害怕贫穷了？你害怕流言了，你害怕你们要变成政治上的敌人了？你为什么这样怯懦？”姐姐坦白承认道：“对，都对。在你面前，我装什么假？你也清楚，我们结婚已经半年了，但是我们连个窝儿也没搭起来。经济情况是一下子改变不了的。社会上对我们另眼相看，也不是一下子改变得了的。政治上的事情，我更加胆战心惊。你不能不懂得：政治是多么冷酷无情的呵！”妹妹充满同情地说：“是呀！就是那些阶级斗争的邪说把他迷住了。他自以为看见了真理，就会胆大妄为。说不定哪一天，我打赌，他就会有充足的胆量宣布我们是他的敌人。他敢的！他做得出来的！”姐姐擦去脸上的汗，说：“可不！那就是悲剧的顶点。那位姓毛的先生如果早半年把真相告诉我们，事情就会完全两样。现在可是迟了，迟了，迟了。”妹妹突然坚定地站住了，张开鼻孔，翘起嘴唇，斩钉截铁地宣言道：“不，不，还不迟！他要把我们当做敌人，我们就把他俘虏过来！”整个书房来了长长的一段沉默。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陈文婷好像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得过于肯定了一点，就坐下来，顺手拿起一张纸片撕着，扯着，把它扯成碎片。街上，叫卖绿豆沙的小贩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后来，她又满怀心事地说：“二姐，你看我和阿炳的事情会变成怎么样？我们差一点就超过友谊的界限了。”陈文娣还是没精打采地回答道：“依我看来，你的相法过于天真。天真，是危险的。”陈文婷努着嘴问：“你指我对于周榕的想法，还是对于周炳的想法？”姐姐说：“对两个人的想法都过于天真。”妹妹不服气地再问道：“你不支持我跟阿炳恋爱么？”陈文娣甩了一下手道：“是的。我不支持。我应该成为你的前车之鉴！”听见姐姐说得这么决绝，陈文婷再没话可说了。为了这句话，她整整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不久，陈文雄当了兴昌洋行经理，在玉醪春请客，何守仁也去了。这天到的，大多是穿西装的客人，像什么总经理，协理，经理，司理，代理这一类理字号的人物。他们聪明漂亮，谈话很多，喝酒很少。大家有礼貌、有节制地尽欢而散的时候，陈文雄向何守仁提议不坐车子，慢慢散步回家。在路上，何守仁十分感慨地说：“雄哥，你算是在社会上露出头角来了。”陈文雄谦逊地说：“这算得什么，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出身就是了。你呢，你所谋的差事也有点眉目了么？”何守仁愤愤不平地拿鼻子哼了一声道：“不要提了。提起来卑鄙龌龊，令人发指。想不到咱们在学校满腔热情，天真纯洁，一出校门，就跟这些混账东西为伍！”陈文雄安慰他道：“改造社会也只是耐着性子，慢慢儿干就是了。你性急，拿它怎么办？”何守仁说：“不管怎么说，我是羡慕你们这一行。你们这一行是公公道道，明来明去，讲道德，讲规矩，讲信用的！”陈文雄说：“这倒是真的。在规矩、信用、道德、人格这些方面，外国人比咱们中国人更加考究。你比方拿我来讲，我搞过两次罢工，叫公司受过相当大的损失，但是公司还是把我提升了经理。这种气量，这种风度，你在中国找得出来么？”何守仁点头附和道：“不错。这真叫做中国不亡无天理！”陈文雄得意地笑着说：“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讲的话呀？”何守仁大笑起来，陈文雄也跟着大笑起来。

　　又过不几天，何守仁的差事也发表了，是广州市教育局里面的一个科长。这又是一件大事情。左邻右里都说，今年的吉星都拱照了三家巷。何守仁在“西园”酒家请客，那规模，那排场，都在陈文雄之上。到的人除了穿西装、理字号之外，还有穿长衫马褂的书香世家，还有穿中山装、戴金丝眼镜的官场新贵，真是华洋并茂，中西媲美。那些人吃起来、喝起来都豪迈大方，没有一点小家气。酒席散了之后，何守仁和陈文雄缓步回家，在何家的大客厅里，重新泡上两盅碧螺春细茶，一直谈到天亮。这一天晚上，何守仁和陈文雄两个人，重新订下了生死莫逆之交。他们谈到了政治，道德，人生理想；评论了所有他们认识的人，所有他们经历的事；对于何守仁的“独身主义”，谈得特别详细。他们发现了彼此之间都是第一次倾吐出肺腑之言，而且几乎找不到什么不相同的见解。曙光微露的时候，何守仁拜托陈文雄秘密地向周家的人打听一个叫做金端的行踪不明的人的下落，说局长很重视这件事，看样子好像还是上峰发下来查问的，陈文雄也一口答应下来了，才分手而别，各自准备上班。
　　三天之后的一个黄昏，晚饭刚吃过不久，陈文雄走上三楼，在东北角的前书房里找着了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都出去了，只她一个人在家。陈文雄提议道：“一个人闷在这里干什么？我们看电影去吧！”陈文娣懒洋洋地摇头道：“你跟嫂嫂去吧，我懒得动。”陈文雄问：“阿榕呢，没上咱家来么？”陈文娣说：“没来过。不知在家不在。好像说罢工委员会有事。”陈文雄笑着说：“罢什么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早就不兴了，瓦解了，不存在了！”说着，走到北窗前面，从打开的窗口往下望，望见周家的前院，也望见周家的头房，还望见周榕正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在埋头埋脑地写着什么。下面黑得快，已经扭亮了电灯了。陈文雄又说：“他哪里也没有去，你来看一看，敢情是躲在家里做诗呢！”陈文娣坐着不动，也不答话。陈文雄随手也扭亮了电灯，走过来他二妹身旁坐下，试探着说：“这两天看见了守仁没有？他做了教育局的科长了。平心而论，他这个人到底是不错的。咱们对他是过分了一点。”陈文娣冷冷地说：“咱们对他有什么过分？我不喜欢装模作样，口不对心的人，不管他是科长还是总长！”陈文雄摊开一只手说：“看！现在离开五四运动已经七、八年了，你还是当时那股劲儿，尽说些傻话，尖尖酸酸的，有鲁迅的味道！我老实告诉你吧：守仁如今还坚持他的独身主义呢！这自然是个笑话。他是坚持给你看的。他还爱着你！”陈文娣的雍容华贵的脸叫痛苦给扭歪了。那棕红色的、椭圆形的脸蛋变成了纸一样的苍白。她尖着嗓子叫了一声：“大哥！”就离开座位，跑到东窗前面，望着下面的三家巷出神。陈文雄也站起来，跟着走到窗前，站在他妹子旁边往下望，很久都没有开腔。三家巷的黄昏，像平常一个样。长长的石头凳子，茂盛的枇杷树，矮小的白兰花，昏暗的电灯，碧绿的青草，都还是熟悉的老样子。只是这时候静悄悄的，望不见个人影儿。陈文娣知道他在旁边，也不望他一望，只是恳求地说：“大哥，别再说了吧。你已经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了！”陈文雄奸诈地微笑着，说：“那就请你原谅吧。我的本意并不是那样。我只是说了几句实在话。”这时候，区桃的姐姐区苏突然从官塘街转进了三家巷，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周家大门口，那皮拖鞋打在白麻石道上，踢达踢达地响。陈文娣不高兴地说：“你看她劲头那么大，不知是不是中了头彩！”陈文雄安慰她道：“算了吧，你也不必看得过于眼紧，反正他们是藕断丝连的。”兄妹俩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就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陈文雄又说：“我有一件事，是一个朋友托我打听的，你替我问问阿榕好不好？”陈文娣漫不经心地说：“什么事？”陈文雄说：“是这样的：有一个朋友要打听一个叫做金端的人的下落。这个金端好像不是广东人。是哪里人，什么职业，多高多矮，都不清楚。有人说阿榕认识他。他现在干什么，住在哪里，你给我打听一下好不好？”陈文娣见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就干脆拒绝了他道：“我不管你们这些闲事。你们是换帖兄弟，你自己问他去！”这样，又坐了一会儿，陈文雄就起身下楼去了。

　　这里剩下了陈文娣一个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谈心既没有人，看书又看不进去。她几次走到北窗前面，站在那里往下望。见下面周榕的房间里灯火辉煌。区苏坐在窗台下，他坐在书桌后面，两个人有说有笑，十分融洽。他们到底谈些什么，仔细听，也听不清楚。只是他们的清脆的笑声，有时从那小院子里直冲上来，好像胡椒冲上了她的眉心一样。满天的繁星都像是不怀好意地在窥探着她，使得她烦恼不安达到了极点。好容易，等到区苏走了，她才气嘟嘟地跑下楼，进了周家大门，一直走进周榕所住的头房里。周榕很诚恳地接待了她，问她：“没有出去么？怎么这样晚？”陈文娣说：“晚么？你也还没睡呢！”周榕说：“是呀。刚才区苏来坐一会儿。……呵，我想起来了，那本书你看完了没有，你有什么心得？人家还催着我还呢。”陈文娣说：“这会儿不谈那个问题。我想向你打听一下：你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个叫做金端的人么？他是什么地方人，做什么的，住在哪里？”周榕有点愕然了。他想不到陈文娣会问起这个人。他把陈文娣的脸孔端端详详地看了又看，连她那左眼皮上的小疤痕也看了个够，一面自己在考虑，是告诉她认识好，还是告诉她不认识好。后来他说：“你问这么个人干么？”陈文娣负气地说：“不许问么？不许问我就不问。原来你对我还是保守了那么些秘密！”周榕说：“不是秘密。是人家叫我不要说的。告诉你吧；金端是个共产党员。好像是上海人。没有固定职业，也不知道住在哪儿。告诉你不打紧，你可不能告诉别人！”陈文娣笑起来了，说：“我还当谁呢！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秘密？我又能去告诉谁呢？好吧，不谈这个了，谈一谈咱俩自己的生活吧！”周榕也笑起来了。说：“是呀，这才是正经。我坦白对你说，自从你毅然摆脱一切，同我结合以来，我只是感到无边的快乐和幸福，其他都没考虑过呢！”陈文娣的脸突然变成紧绷绷的了。她说：“昨天没考虑，今天就应该考虑了。”周榕还是不假思索地指了一指后面的二房，说：“既然如此，你搬到从前阿泉的房间来住好不好？”不要说他这句话的本身叫陈文娣觉着不受用，就是他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已经够叫她生气。他俩默默无言地对着坐了一会儿，陈文娣就赌气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