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神圣同盟
　　当拿破仑最终被流放圣赫拿岛，那些屡战屡败于这位“可恶的科西嘉人”手下的欧洲统治者们便齐聚维也纳，试图消除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多项变革。
　　华尔兹与小步舞
　　欧洲各国的皇帝国王、公爵首相、特命全权大臣以及一般的大使总督主教们，还有紧随他们身后的大群秘书、仆役和听差，他们的工作日程曾因可怕的科西嘉人的突然重返（如今，他只能整日在圣赫拿岛的烈日下昏昏欲睡了）而被粗暴打断。现在，他们纷纷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为适当地庆祝胜利，举行了各种晚餐会、花园酒会和舞会。在舞会上，追逐潮流的人士跳起了令人吃惊的新式“华尔兹”舞，引起了那些仍在怀念小步舞时代的女士先生们的窃窃非议。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处于惶恐不安的引退状态。当危险终于过去，谈起革命期间所遭受的种种痛苦与磨难，他们不免洋洋洒洒、振振有辞，有着满腹的苦水想要倾吐。他们期望捞回损失在可恶的雅各宾党人手里的每一个子儿。这些不值一提的野蛮革命者居然敢处死上帝所封的国王，还自作主张地废除假发，拿巴黎贫民窟的破烂马裤来取代凡尔赛宫廷式样优雅的短裤。
　　你们一定会觉得滑稽，因为我竟会提到这样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不过，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就是由一长串荒唐可笑的议程构成的。有关“短裤与长裤”的问题吸引了与会代表们长达数月之久的兴趣，相形之下，萨克森的未来安排或西班牙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反倒成了无甚紧要的细枝末节。普鲁士国王陛下走得最远，他特意定制了一条短裤，以便向公众显示陛下对一切革命事物的极度蔑视。
　　另一位德国君主在表现他对革命的仇恨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严正颁布了一条敕令：凡是在那位法国篡位者统治期间缴纳过税款的属民，必须重新向自己的合法统治者缴纳这些税款。因为当他们在遭受科西嘉魔王的无情摆布时，他们的国王正在遥远的角落里默默地爱着他们。就这样，维也纳会议上的荒唐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直到有人气得喘不过气来，疾呼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老百姓为什么不抗议、不反抗呢？”是啊，为什么不反抗呢？因为人民已经被战争和革命弄得精疲力竭。他们完全绝望了，根本不在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者由谁在哪里及如何统治他们。只要能得到和平，就谢天谢地了。战争、革命、改革这些字眼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使他们感到疲惫和厌倦。
　　上世纪80年代，人人都曾围着自由之树欢舞。王公们热情拥抱他们的厨子，公爵夫人拉着她们的仆役跳起了卡马尼奥拉舞（法国革命期间流行的舞蹈）。他们真诚的相信，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纪元已经降临这个充满邪恶的人世，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伴随新纪元而来的，是造访他们客厅的革命委员，以及跟随他身后的十几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他们占满了客厅的沙发，坐在主人的餐桌前大吃大喝。等造访已毕，革命委员返回巴黎向政府报告，“被解放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热情接受法国人民奉献给友好邻居们的自由宪法时，他们还顺手牵走了主人家传的银制餐具。
　　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叫“波拿巴”或“邦拿巴”的青年军官将枪口对准暴民，镇压了巴黎发生的最后一阵革命骚乱，他们不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了安宁，牺牲一点自由、平等、博爱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没过多久，这位“波拿巴”或“邦拿巴”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三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又作了唯一的执政，最后终于变成法兰西皇帝。由于他比此前的任何统治者都更为强大、更有效率，他的手难免伸的很长，管得过宽，毫不怜悯地压迫着他可怜的属民们。他强征他们的男孩子入伍，他把他们漂亮的女儿嫁给手下的将军，他
　　夺走他们的油画古董去充实私藏。他将欧洲变成一个大兵营，牺牲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性命。
　　现在，他终于被送到大西洋里的圣赫拿孤岛。人们（除了少数职业军人）只剩一个愿望：让他们不受打扰地安静过日子。曾几何时，他们被允许自治，选举自己的市长、市议员和法官，可这套体制在实践中却惨告失败。新统治者不仅毫无经验，且言行放肆，在旧伤之上，又添了许多新创。出于纯粹的绝望，人们转向旧制度的代理人。他们说，“你们像过去一样统治我们吧。告诉我们欠你多少钱，我们照单全付。其它的请高抬贵手，我们正忙于修复自由时期的创伤。”
　　操纵维也纳会议的大人物们，他们当然会尽力满足人们期求和平、安宁的渴望。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神圣同盟的缔结。它使警察机构变成国家事务的主要力量。对那些胆敢对国家政策提出任何批评的人士，动辄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欧洲终于得到了和平，然而是笼罩在墓地之上的死气沉沉的和平。
　　维也纳三巨头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是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代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梅特涅首相及前奥顿地区主教塔莱朗。在历次法国政府危机四伏的动荡中，塔莱朗完全凭自己的精明狡猾，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现在他代表法国来到奥地利首都，试图尽可能地挽救遭拿破仑涂炭的千疮百孔的法国。就像打油诗里描写的快活青年对旁人的白眼浑然不觉，塔莱朗这位不速之客闯到了宴会上开心地吃喝说笑，仿佛他真是被邀请的上宾。事实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不久之后，他便大摇大摆地坐上了主位，用他妙趣横生的故事为嘉宾们助兴，以自己的迷人风度赢得了大家伙儿的好感。
　　在他抵达维也纳的前一天，塔莱朗了解到盟国已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妄图吞并波兰的俄国和想要占领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方是想制止兼并的奥地利与英国。但无论让普鲁士还是俄国获得主宰欧洲的霸主地位，都会有损于英奥两国的利益。塔莱朗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和骑墙做法，游刃于两派之间。由于他的努力，法国人民得以免遭其他欧洲人在王室手下所受的十年压迫。他在会议上争辩道，法国人民的作为其实是毫无选择的，是“科西嘉恶魔”强迫他们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现在篡位者已一去不返，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塔莱朗请求说，“给他一次机会吧！”而盟国正乐于看到一位合法君主端坐在革命国家的王位上，便慨然让步了。波旁王朝终于得到机会，并加以过于充分的利用，以至15年后被再度赶下台。
　　维也纳三巨头中的另一位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首席制定者，全名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温斯堡亲王。正如其名所显示的，他是一位大庄园主，风度翩翩的漂亮绅士，家财亿万且能干异常。不过，他属于与城市和农庄里挥汗如雨的平民大众相隔一千英里的那个封闭社会的产儿。青年时代，梅特涅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正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地，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中心。在梅特涅的忧伤记忆里，青年时代愉快的社交生活被粗暴打断了，一大群才能平平的市民被突然召去从事他们并不胜任的工作，暴民们通宵欢庆以谋杀无辜生命所换来的新自由的曙光。可梅特涅却没能看到人民大众的真挚热情，他也没看到当妇女和儿童将面包和水塞给衣衫槛楼的国民自卫军，目送他们穿过城市，去前线为法兰西祖国光荣献身时，他们眼里所闪烁的希望和神采。
　　大革命的一切给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留下的只是满心厌恶。它太野蛮，太不文明。如果真的需要一场战斗，那也应该由穿着漂亮制服的年轻人，骑上装配精致鞍具的高头大马，冲过田野去体面的厮杀。可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发散恶臭的军营，把流浪汉一夜之间提拔为将军，这不仅愚蠢，而且邪恶。他常常会对在数不清的奥地利大小公爵们轮流提供的小型晚餐会上遇到的法国外交官说，“看看吧，你们那些精致的思想都带来了什么？你们喊着要自由、平等、博爱，可最终得到的是拿破仑。如果你们不胡思乱想，满足现行制度，你们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多少啊！”随后，他就会阐述自己那套关于“维持稳定”的政见。他竭力宣扬重返大革命前旧制度的正常状态，那时人人幸福，也没人胡说什么“天赋人权或人人生而平等”。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意志坚强、才能卓越，极善说服他人，因此他也成了一切革命思想最危险的敌人。梅特涅一直活到1859年，他亲眼目睹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将自己苦心炮制的政策扫进历史垃圾堆，遭到彻底的失败。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变成了全欧洲最招憎恨的家伙，好几次面临被愤怒的市民私刑处死的危险。不过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正确有益的事情。
　　他一直相信，比之危险的自由，人民宁愿要和平。他则尽己所能将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赐予了他们。公正地看，我们不得不说他所全力构建的世界和平是相当成功的。列强们有40年时间没自相残杀，紧掐对方的脖子。直到1854年，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为争夺克里米亚爆发了一场大战，和平局面才被打破。这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创纪录的。
　　这个“华尔兹”会议上的第三位英雄是亚历山大皇帝。他是在其祖母，著名的凯瑟琳女皇的宫中长大的。除了这位精明的老妇人教给他将俄罗斯的荣耀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有一位瑞士籍的私人教师，一位伏尔泰和卢梭的狂热崇拜者。教师极力向他的幼小心灵灌输热爱全人类的思想。这样，待亚历山大长大后，他的身上奇怪地混台了自私的暴君与感伤的革命者两种气质，使他常常陷于自我冲突的痛苦之中。在他疯癫的父亲保罗一世在位期间，亚历山大倍受屈辱。他被迫亲眼目睹了拿破仑战场上的大屠杀，俄军凄惨的溃败。后来他时来运转，他的军队为盟国赢得了胜利。俄罗斯从荒僻的边陲之国摇身而为欧洲的救世主，这个伟大民族的沙皇也被奉为神明。人们指望他医治世间的所有创伤。

　　可亚历山大本人却不够聪明。他不像塔莱朗和梅特涅那样深谙人性，对外交这一奇妙的游戏，也玩得不够精熟。当然，亚历山大爱慕虚荣（在某些情形下谁又能不爱呢），喜欢群众的掌声与欢呼。很快，他便成为维也纳会议主要的“焦点和吸引力的源泉”，而梅特涅、塔莱朗、卡斯雷尔
　　（精明干练的英国代表）则悄悄绕桌而坐，一边惬意地呷着匈牙利甜酒，一边决定着具体该做的事情。他们需要俄国，因此对亚历山大毕恭毕敬。不过亚历山大本人越少参与实质性工作，他们就越高兴。他们甚至对亚历山大提出的组织“神圣同盟”的计划大加赞同，好让他全心投入，自己则可以放手处理紧急的事情。
　　亚历山大喜欢社交，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晚会，会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些场台，沙皇显得既轻松又快活。不过他的性格中还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努力想忘掉某些难以忘却的事情。801年3月23日夜，他焦急地坐在彼得堡圣米歇尔宫的一间房间里，等待着他父亲退位的消息。可保罗拒绝签署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员强塞到他桌前的文件。官员们一怒之下，用围巾缠住老沙皇的脖子，将他活活勒死了。随后他们下楼去告诉亚历山大，他已经成为了所有俄罗斯国土的皇帝。
　　亚历山大生性敏感，这个恐怖夜晚的记忆一直纠缠在他脑海，挥之不去。他曾经在法国哲学家们的伟大思想中受过熏陶，这些人相信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类的理性。不过，单单理性并不足以解脱处于心灵困境中的沙皇。他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感觉到形形色色的形象和声音从他身边飘过。他试图找到一条途径，使自己不安的良心平静下来。他变得异常虔诚，对神秘主义发生了兴趣。神秘主义即对神秘和未知世界的奇特崇拜和热爱，它的渊源与底比斯、巴比伦的神庙一样久远。
　　神秘的女先知
　　大革命期间过度膨胀、过度焦灼的情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性格。经历了20年恐惧与焦虑折磨的男男女女，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每听到门铃声响，他们会惊跳起来。因为这响声可能意味着，他们唯一的儿子“光荣战死”了。革命期间所大肆宣扬的“兄弟之爱”或“自由”等等观念，在饱受痛苦煎熬的农民耳里，无非是一些意义空洞的口号。他们愿抓住任何能救其脱离苦海的东西，使他们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在痛苦与悲伤中，他们轻易让一大帮骗子得了手。这些人伪装成先知的样子，四处传播他们从《启示录》的某些晦涩章节里挖出来的新奇教义。
　　1814年，己多次占卜问灵的亚历山大听说了一个新的女先知的事情。据说她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正敦促人们及早悔悟。此人就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这位俄国女人的丈夫是保罗沙皇时代的一名外交官。有关她的年龄和声誉，议论纷纷，可都不确定。听说她把丈夫的钱财挥霍一空，还因种种桃色事件，使他颜面尽失。她过着异常轻佻放荡的生活，最终身心崩溃，一度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后来，因目睹一位朋友的突然死亡，她皈依了宗教，从此厌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她向一位鞋匠仟悔自己从前的罪恶。这位鞋匠是一位虔诚的摩拉维亚兄弟会成员，也是被1415年的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处以火刑的老宗教改革家胡斯的信徒。
　　接下来的十年，克吕德纳呆在德国，一心一意地从事劝说王公贵族们“皈依”宗教的工作。感化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皇帝，使他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这是男爵夫人平生最大的志愿。而亚历山大正处忧伤之中，任何能给他一线慰藉的人，他都乐意听听他们的开解。会面很快被安排妥了。1815年6月4日傍晚，男爵夫人被带进沙皇的营帐。她第一眼看见这位大人物时，他正在读自己随身携带的《圣经》。我们搞不清楚男爵夫人究竟对亚历山大说了些什么。可当她三小时后离开时，陛下满面泪容，发誓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宁”。从那天开始，男爵夫人便成了沙皇忠实的伙伴及灵魂的导师。她随他去巴黎，然后又到维也纳。当亚历山大不出席舞会的时候，他就参加克吕德纳夫人的祈祷会。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给你们讲述这个离奇的故事？难道19世纪的种种社会变革不比一个精神失衡的女人的生涯更具重要性吗？忘掉这个女人不是更好吗？当然是这样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己经有够多的历史书，它们能精确而详尽地告诉你那些历史大事。而我希望你们从历史中了解到比一连串的历史事实稍微多一些的东西。我要你们带着一颗毫无偏见的心灵去接近历史、触摸历史，绝不要仅仅满足于“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这样简单的陈述。去发掘隐藏在每个行为下面的动机，而后你对世界的了解就会更上一层，你也将更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归根结底，这才是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两个不幸男女的共同作品
　　我不希望你把“神圣同盟”仅仅视为1815年签署，现在勉强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早被废弃和遗忘的一纸空文。它也许己被遗忘，可它绝非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毫无影响。神圣同盟直接导致了门罗主义的产生，而门罗主义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有着显著的关联。所以，我希望你们了解这一文件如何碰巧出现，以及隐藏在这一重申基督教对责任的忠诚奉献的宣言背后的真实动机。
　　一个是遭受了可怕精神打击，试图抚平灵魂不安的不幸男子，另一个是虚度半生，容颜尽毁，只能靠自命为一种新奇教义的先知来满足虚荣心与欲望的野心勃勃的女人，他们俩的古怪结合造就了“神圣同盟”。它是两个不幸男女的共同作品。这些细节并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如今才由我泄
　　露出来的。像卡斯雷尔、梅特涅、塔莱朗这等清醒理智的人物，他们当然知道这位多愁善感的男爵夫人能力有限。梅特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打发回德国，给神通广大的帝国警察局首脑写一纸便条就能解决问题。
　　可法国、英国、奥地利正需要俄罗斯的善意，他们不敢触怒亚历山大。他们容忍这位愚蠢的老女人，因为他们不得不克制自己的脾气。虽然他们全都认为神圣同盟是纯粹的胡说八道，甚至不值得为它浪费纸张，可当沙皇向他们朗诵以《圣经》为基础创作的《人类皆兄弟》的潦草初稿时，他们只能耐心地倾听。这是创建神圣同盟试图达到的目的，签字国必须申明“在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及处理与别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时，应以神圣宗教的诫条，即基督的公正、仁慈、和平为唯一指导。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且应对各国的议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作为加强人类制度，改进人类缺陷的唯一途径，体现在政府行动的各个步骤中。”尔后，他们还相互承诺，将保持联合，“本着一种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彼此以同胞相待，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相互施以援手。”等等等等。
　　最后，虽一个字也没读懂，奥地利皇帝还是在“神圣同盟”誓约上签署了自己的大名。法国的波旁王室也签了字，时势使它非常需要拿破仑旧敌的友谊。普鲁士国王也加入了，他迫切希望亚历山大支持他的“大普鲁士”计划。当然，受俄国摆布的所有欧洲小国都签了字，它们别无选择。英国拒绝签字，因为卡斯雷尔认为该条约不过是一些空话。教皇没有签字，他对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来插手他的事务感到甚为愤恨。土耳其苏丹当然没签，因为他对盟约上说的东西一无所知。
　　而欧洲的老百姓不久后就不得不正视这一条约的存在。隐藏在神圣同盟一大堆空洞词句背后的，是梅特涅纠集起来的五国盟军。这些军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们的存在无疑在警告世人，欧洲的和平是不容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搅扰的。这些自由主义者被视为乔装打扮的雅各宾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欧洲重返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欧洲人对1812、1813、1814和1815年的伟大解放战争的热情开始慢慢消逝，随之而来的是对幸福生活的真诚企盼。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士兵也希望和平，他们变成了和平的宣讲者。
　　不过，人们并不需要神圣同盟和列强会议赐予他们的那种和平。他们惊呼自己被欺骗，被出卖了。可他们小心翼翼，以免自己的话传到秘密警察的耳里。对革命的反动是成功的。策划这一反动的人真诚相信其作为有益于人类富扯。可动机虽然良好，一样难以忍受。它不仅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痛苦，而且大大阻碍了政治改革的正常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