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作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竟厚颜无耻得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日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囿于那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有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毋需再借助堀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其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总算好歹逐渐磨练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悸动的心。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解消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解消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悒郁凄惨，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的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它原来与那个时候的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至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了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美味无比的寿司店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