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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回唱 - 第四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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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进了卧室,好几天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以往,她偶尔会拉过一把椅子,放到楼上卧室的窗边,坐在那儿,吸着香烟,一只脚摇晃着,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她不讲话。她不换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头。可这一次,她连饭也不吃了。异常的态势引起了瓦赫达提先生异常的警觉。
  第四天,有人敲响了大门。我去开门,是位个子很高的老人,穿着精熨细烫的西装,闪闪发亮的乐福鞋。他看上去仪表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为他站在那儿,犹如泰山压顶,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双手握着锃亮的拐棍,仿佛那是一支权杖。他一个字还没说,我就已经感到,此人必已习惯了发号施令。
  “听说我女儿过得不痛快。”他说。
  这位一准就是老太爷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是的,老爷。我想您说得很对。”我说。
  “那就靠边站,年轻人。”他从我身边扬长而过。
  我在花园里忙碌,把一大块木头劈成柴火。从干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卧室的窗口。只见老爷子就在屋里,朝妮拉弯着腰,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脸上,是人们那种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阵妖风重重地摔了一下门。
  那天晚上,她吃了饭。
  几天之后,妮拉把我叫进房里,说她要开个派对。瓦赫达提先生结婚之前,家里即使举办过派对,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进来之后,每个月都要办两三次。派对前一天,妮拉会给我具体指示,要我准备开胃品和饭食,我便开车去市场,一一采办。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从未买过,瓦赫达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与宗教无关,只是他厌恶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却对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们戏称为“药房”,到那儿偷偷摸摸买一瓶“药”的花销,可以赶得上我两个月的工钱。为这种事跑腿带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受,虽然是在参与犯罪活动,但是,取悦妮拉的需要总是压倒了一切。
  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们也开派对,庆祝结婚或是举行割礼,活动要分成两个房子进行,一处给女人们,另一处给我们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对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块的。大多数女人都像妮拉那样穿衣打扮,胳膊整条整条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们吸烟。她们还喝酒,杯子半满着,有的无色,有的是红色,或者暗红,装的都是烈酒。她们说笑话,哈哈大笑,还随随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着娶这屋子里别的女人呢。我端着小盘的波拉尼烙饼和卢拉烤肉串,在烟雾缭绕的一个个房间,一堆堆客人间穿行。此时电唱机里播放着唱片,不是阿富汗音乐,而是妮拉所说的什么“爵士”。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赏这种音乐。在我听来,钢琴叮叮当当地乱弹,喇叭怪腔怪调地号丧,实在是又乱又不和谐。可是妮拉喜欢这个,我老听到她跟客人们说,这张唱片一定要听,那张唱片不听不行。整个晚上,她都杯不离手,举杯的次数之多,远远超过品尝我上的饭菜。
  瓦赫达提先生对客人热情有限,只是做个样子,应酬一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角落里,脸上带着一种冷淡的表情,转动着手里的一杯苏打水,有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笑一笑,依旧闭口不言。等到客人们开始要求妮拉朗诵诗作的时候,他便像往常一样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这都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她开始朗诵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不必走远的工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侧耳倾听。妮拉的诗和我从小所知的大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阿富汗人热爱诗歌,就算最没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兹、海亚姆或萨迪的诗篇。您还记得吗,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说过,您有多么热爱阿富汗人。我问您为什么,您大笑着回答:因为就连你们的涂鸦艺术家,也把鲁米往墙上喷。
  可是,妮拉的诗违背了传统。它们不遵从格律,表现的也不是常见的事物,比如树啊,春天的花啊,夜莺一类的鸟啊。妮拉写的是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也不是鲁米或哈菲兹笔下那种苏菲式的思慕,而是肉体上的爱。她写情人们在枕边私语,互相抚摸。她写肉体上的享乐。我从来没从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我站在那儿,听着妮拉略带沙哑的声音飘过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烧得通红,想像着她在读给我听,我俩才是诗中的情侣,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会打破这种迷醉的状态,然后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赶快跑开。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读的诗让我猝不及防。它写的是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们死于寒冬的婴儿。客人们好像非常喜欢这首诗,不停地点头称道,屋里到处都能听见赞赏的低语,当妮拉从纸上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热情地鼓掌欢呼。我的感觉却是惊愕与失望,因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来宾的娱乐。有种感觉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遭到了难以说清,却已伤人的背叛。
  派对之后过了两天,妮拉说她要去买一个新的手提包皮。瓦赫达提先生正在餐桌边读报纸,桌上是我给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汤和馕。
  “你需要什么吗,苏莱曼?”妮拉问。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
  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皮。”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jepensequetuesmonseul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
  瓦赫达提先生终于松了口,我对此并不吃惊,妮拉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我随即通知了萨布尔,并且提出开车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丽。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宁愿步行,送女儿到喀布尔来,又为什么允许阿卜杜拉同行。也许他想和女儿多待哪怕一点点时间,也许他想通过旅途中的艰辛来赎罪,也许这只是出于萨布尔的自尊,不想和买走他女儿的人同车。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了,他们仨,满身风尘,按照事先的约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们,去瓦赫达提家的时候,尽力作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替孩子们着想。对自己的命运,对很快就要拉开的可怕一幕,孩子们还浑然不觉。
  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现,它偏偏还是出现了。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细靡遗地回忆这一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记忆重现,我仍然觉得格外揪心。怎么能忘掉呢?那两个无助的孩子是我带去的,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单纯,最无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突如其来的感情重创。我抱着帕丽跑开的时候,她趴在我肩膀上,惊慌失措,小脚乱踢,尖声叫着: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挣脱父亲的阻拦。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两只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声来。这一幕至今让我无法释怀。这么多年过去了,马科斯先生,我仍然无法释怀。
  帕丽当时还不到四岁,虽然年纪不大,却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对她的影响。比如,人们告诉她,不要再叫我纳比卡卡了,就叫纳比④。要是她叫错了,便会有人,包皮括我在内,和颜悦色地加以纠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俩之间再无亲属关系。我成了她的厨子纳比,司机纳比。妮拉成了“妈芒”⑤,瓦赫达提先生成了“爸爸”⑤。妮拉开始教她法语,她自己的母亲就是说法语的。
  瓦赫达提先生对帕丽的冷淡反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泪汪汪、忧心忡忡、思乡切切的小帕丽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丽便加入了我们早晨的散步活动。瓦赫达提先生把她放进童车,我们散步的时候,他便推着她,在附近到处转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车方向盘后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让她按喇叭,而他笑眯眯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个木匠,让他给帕丽打了一张有三个抽屉,带脚轮的床,一个装玩具的大枫木箱,还有一个小小的,矮矮的衣橱。他把这些家具都放进帕丽的房间,那屋里刷成了黄色,因为他发现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有一天,我瞅见他盘着腿坐在衣橱前,帕丽待在他旁边,看他用出色的技艺,往橱门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这应该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内心得到了释放,马科斯先生,我跟您说,那么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画呀画呀,可这还是头一回,我亲眼见到他的作品。

  帕丽的出现还有一个作用:她让瓦赫达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觉。对帕丽的感情将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现在他们顿顿在一起吃饭了。他们带着帕丽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园,相挨着,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给他们上茶的时候,经常发现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给帕丽读童话书,让孩子斜倚在他俩腿上。每过去一天,帕丽就多忘记一点,忘记她过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们。
  我没有料到,帕丽的到来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我退到了后台。马科斯先生,请别对我过于苛求,别忘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承认,我也有过希望,有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蠢行。我终究只是妮拉做母亲的工具。我发现了她不快乐的病根,给了她一剂解药。那么我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情人呢?我想说的是,马科斯先生,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但这倒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想,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我们俩,面对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等待着某个奇迹的降临。
  我没有预见到自己会逐渐隐身。此时,妮拉的时间都用在帕丽身上了。上课,游戏,小睡,散步,继续做游戏。我们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边。要是她俩正在搭积木,或是玩拼图,那么妮拉几乎注意不到我给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好像心有旁属,总想长话短说,早早收场。在车里,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此,尽管很不光彩,可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外甥女产生了一丝怨恨。
  瓦赫达提夫妇和帕丽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们登门,也不允许和她有任何联系。帕丽搬来与瓦赫达提夫妇共同生活之后不久,我有一天开车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时候,我带了些小礼物,给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儿子伊克巴尔,那时他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萨布尔直截了当地说:“礼物你已经送了,现在你该走了。”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鲁。
  “你当然明白。”他说,“以后也别再强迫自己过来看我们了。”
  他说得对,我确实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我的登门拜访已经变得尴尬,紧张,甚至会导致一触即发的争吵。此时坐下来一块喝个茶,聊聊天气或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经十分别扭。我们假装一切如常,萨布尔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管有什么理由,说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萨布尔不想再看见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马科斯先生,在这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永远地改变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种烦人的、逗得青蛙乱叫的雨,而是一种磨磨叽叽的毛毛雨,整个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园丁扎希德在那儿,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倚着耙子嚷嚷:就冲这破天气,天怎么还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窝棚,不想听他胡说八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大房里传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冲过后园,跑向大屋。她的声音出自楼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见妮拉躲在角落里,背靠着墙,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说,手却没有从嘴上拿开。
  瓦赫达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脸上没了血色,歪扭着,头发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我还惊恐地看到,一条哈喇子正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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