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庄周的父亲庄明离休前一直是整个“上层建筑”的负责人，许多人背后不无揶揄地叫他“教父”。庄周与李咪婚后并没有重新开辟一个小窝，他们一直住在橡树路，住在庄明的楼上。这是一幢灰色楼房，看上去很旧了。它处于整个橡树路的心脏地带，一二百年前就是这样：洋房，大树，教堂，洁白的木栅栏和碧绿的草地。那时这些式样独特的楼房之间，动不动就晃出一个大鼻子，成为这座城市的西洋景。外国人走了，另一些达官贵人、一些金融家和大富豪又在这儿安营扎寨。军阀也来了，背枪的人其实来得更早，因为据说没有他们外国人连窝儿也不会挪呢。再后来又是战争，又是外国人、又是富豪和达官贵人。就这样轮换了许多茬，一百多年就过去了。一百多年里橡树路上住过的人脾气差异巨大，性格迥然不同，一代与另一代、一茬与另一茬，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他们对橡树路的嗜好却是一样的。这儿树木茂盛，房屋疏朗，空地很多。一幢幢灰楼从外面看模样新异，尽管陈旧，但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洋人手笔，随处都透着一股难言的安逸和奢华。没有办法，无论风雨怎么洗涤和摧残，就是不能改变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腐臭气息。用革命的办法，比如冷酷的非常手段，也还是收效甚微。在最愤怒的年代里，有人就提出砍掉大树用作建设的倡议，结果只干了一个星期就住手了，这儿仍然还遗留下许多橡树。还有人发了更大的脾气，让人一口气拆掉了一座教堂、几幢特别招眼的房子——可惜没有进行得彻底也被制止了。看来仍然有人喜欢异国情调，处心积虑地保留过去的痕迹。果然，所有的胜利者都先后住进了橡树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儿终成陌生之地，让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有许多年，通向橡树路的所有路口都有岗楼哨所；后来虽然开禁，但区内最重要的一些院落仍然是封闭的。庄明就住在一个封闭的区内，这也是大家平时不愿到庄周家串门的原因。庄周住在父亲的楼内，他们一家三口占据了二楼东边三间，还有一个大客厅——我记得客厅里铺了一块漂亮的驼色地毯。
　　庄明长得细瘦，严厉，高个子。而庄周即便在外形上也明显地区别于父亲：壮实，中等偏上的个子。我很少到这里来，即便有事要来，也尽量是快来快走。我那时最怕在一楼的走廊里遇到庄明两口子。没有办法，我总是害怕与一些重权在握的人物相处，横竖都不得劲儿。权力常常会把人变成陌生的东西，又冷又硬，就像污泥里的石头。庄明和我的岳父差不多，眼瞅着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家伙：目光、肌肉、牙齿，都硬邦邦的。我亲眼见他有一次吃牛肉，牛肉做得不太烂，别人正皱眉头，他放进嘴里却是一阵从容的咀嚼。在他眼里，所有来找儿子的人只不过是寻个借口与老子取得联系罢了。所以当我和庄周待在客厅时，总是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李咪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丰满匀称，神气特异，鼻子翘得很高，眼窝也深，眉毛长得很怪，整个是一副狐狸脸。漂亮可爱是不必说了，尽管整个人显得太小了点。她平常就像丈夫的尾巴，里里外外总跟在茁壮的庄周后面。在街头，在朋友当中，所有人都要不由自主地多看他们两眼。庄周一说起李咪总是这样的口气：“那个小家伙”；再不就说：“我那个小爱人儿”……李咪能以最快的速度跟一切生人熟稔起来，并且像对待家人一样把气氛搞得极其融洽。她踮起脚尖拍打客人的肩膀，拍打着，这样那样，说东道西，非常自然，毫无拘束。她整个人显得那么随和，亲切而又妥帖，使人很快就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庄周自从那个黑色九月之后就变了。李咪不停地抱怨。她是一个离不开丈夫的人，庄周如果回来晚了，或者是在外面开会停留一两天，她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
　　以前的庄周只是忙。他不仅要组织各种活动，送往迎来，还有内部管理、下面几个委员会的工作，一大摊子。最让人头疼的是财政部门对所有的委员会都大幅削减经费，这一下全乱了套。这个年头干什么都需要钱，一个几十人编制的单位，本来每年财政上给的钱除了人头费所剩无几，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庄周不得不把一大部分精力用来弄钱，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取名为“创收部”。创收部的人都是很有办法的小伙子或姑娘，一个个夏天穿着圆领衫、牛仔裤，戴着变色眼镜，驾车在闹市区和郊区来复窜奔。他们腰上挎着传呼机，手抓便携电话，在乱轰轰的城市里遥相呼应。庄周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只有几个朋友知道他有多苦。他不愿发出牢骚，可一旦发出，那就是快要支撑不住了。有一次他说：“我平均一分钟得罪一个人！”
　　开始我不明白，因为在我眼里，由于他父亲的缘故，文教界的老老少少都跟他有深厚的关系；后来才知道，像所有“浮出水面”的人物一样，他的对手其实也多得很，有的直接就是从橡树路出来的子弟。
　　庄周平时极其收敛、谦恭，不得不做许多极不愿做的事。有人写了几篇东西、画了几幅画，就缠着庄周开讨论会、举办“个展”。庄周因为对艺术酷爱，对这类人物当中的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这样的人，在这座城市里往往都是程度不同的倒霉蛋。庄周要伸开两手保护他们，并且永远嫌自己的两臂不够长。他不求父亲，因为父亲对他和他的这些朋友从来存有偏见，而且年龄愈大偏见愈深。除了庄明，在文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吕南老。吕南老平时深居简出，影响力却无法低估。庄明离职后，吕南老身边的人更加神气活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最嫉恨庄周，外号叫“乌头”。乌头年近五十，会画几笔画，擅长与别人“合作”。这个人几年来做梦都想取代庄周，处心积虑地接近吕南老。在历经诸多周折之后，乌头终于结识了吕南老的外甥“山颉”。此人是一个机关的处长，素有两大嗜好：字画和女人。乌头恰好在两方面都能满足山颉，两人于是成了“铁哥们”。山颉常为乌头的事去求吕南老，如果不能得手，就直接去找另一些头儿，每次都暗示是“舅舅的意思”……乌头依靠山颉，几年时间升为副局长，又开始琢磨其他。他发誓说：这辈子就是什么都不干，也要把官做到“三至四品”！

　　有一个人越来越让庄周操心了。
　　这个人就是画家桤林。桤林本来在艺委会下边的一个刊物做美术编辑，不久前才调到画院。桤林从心里感谢庄周，因为正是庄周力排众议才把他调过去。许多人认为要当一个专业画家，桤林的年纪还小了点儿。他是从边远山区考到这座城市的，由于学业突出，毕业后就留在了城里。他前后换了三四个单位，最后才在一个刊物落下脚来。他现在是专业画家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据说在几十年的画院历史上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桤林长得细细高高，头发很长，有时又剪得差不多成了光秃。他不是故意这样，因为除了画画，他对一切都无心无绪，几乎从来不懂得照料自己。他画油画，一天到晚关在密室中，差不多达到了疯迷状态。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梦也想不到会得罪乌头。起因是为参加一个大型展览的事：乌头千方百计要使自己的画作入选，结果却是桤林被挑中。乌头先是串通评委们重来一遍，没成，就逼桤林自己撤回作品。桤林还没有来得及照他说的去做，选送的画已经被拿走了——这一下乌头心底起火，一拍桌子说：桤林这小子完了。
　　从此桤林真的麻烦不断，干什么都不顺。接下去的几年中，桤林几乎每年都有一二次受挫：作品只要参加展览或刊出，立刻会招来严厉批评，而且调子高得吓人。最后许多人都不知桤林为什么成了个“敏感人物”。除此之外，每隔一段时间还会莫名其妙地吹来一股冷风，说桤林生活或其他方面又出事了，不得了啦，上边又要追查了；结果有时真的就有厚厚的“批件”转下来。虽然每次查下来都是无聊的瞎忙，但还是有不少人害怕。桤林作画的地方经常有人光顾，这些人像是很有来历，拿着一个小本子，翻翻记记，嘴里的大雪茄像一根*一样翘着，差点都要触到桤林的脸上了。他们把他十几年前的习作都找出来了，所有的*素描都挑选编号。有一个脸上满是横肉的家伙从兜里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支红笔，在这些画的胸部和两腿之间都狠狠地打上了大叉。桤林开始愣着，后来再也忍不住，一下子扑在了自己的画上。几个人一齐按住了他，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厉声说：“正给你造册呢，害怕了？别急，小婬棍。”桤林被他的凶相吓呆了。

　　因为有人不停地骚扰，画室显然成了最可怕的地方。桤林不得不舍下一切，在深冬里躲到了朋友一间没有暖气的小屋子里。他在这儿瑟瑟打抖，半是因为严寒，半是因为害怕。他在倾听恐惧的消息——什么动静也没有。但他知道，除非是这个春天早些来到，不然再也无法工作了。那间曾给他无限欢乐的小小密室如今就是囚室，他不敢走近那儿半步。而在这个冷窖里，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就这样，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严冬，在一个挺好的春天的早晨，他蹑手蹑脚地回到了那个画室，开门一看，里面除了一团破纸，就是跑来窜去的耗子。二十多年的心血啊，几乎全不见了。
　　也就在这个春天，桤林被呜呜嚎叫的警车抓走了，罪名是搜出了许多*品，是一个流氓集团的重要成员……
　　整整有一年多的时间他都给关在看守所。九月的枪声响过了，满城死寂，庄周却在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将他救出。
　　他好不容易出来了，可是人也废了：既不能画画也不能参加展出，像个傻子一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到那间小屋，一头倒在那团破纸上就睡着了。最奇怪的是，他竟然避而不见自己的大恩人庄周，总是设法躲开他。
　　有一天桤林走着，一抬头看到了一个机关的牌子，就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冲进去。那天正好是山颉值班，他立刻指示保卫处的几个人：把这个疯子扔出去。结果桤林先是被推搡，后来就跟门卫厮打起来。最后桤林不仅受了伤，而且还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押走……
　　还是庄周反复交涉才放了人。可是放回的人仍然不理庄周，自己在那间小屋里待了很久，庄周敲门、喊，他都不应。后来桤林找到单位的领导说：“我不想在这儿了，我想回老家去。我想妈妈了。”领导说那你回去看看老人家吧……
　　对庄周来说，比桤林麻烦十倍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委员会下属十几个部门，动不动就有人来查，一会儿账目出了问题，一会儿又是税务和审计找来了。所有这些都得他出面应付。每到一些节令，各协会还要作出许多配合性的选题计划，要有“动作”，这方面只要稍有疏失就会有人质问……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每次他在外边出了一点事儿，回到家里立刻就会受到父亲的一顿训斥，说他简直是丢脸，“我现在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人家对你当然不像过去那么迁就；这也好，公事公办……”
　　庄周知道，他不能向任何人解释什么，包皮括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