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有一位舞台设计家，名叫威利·埃利斯。他同时又是一个在大西洋两岸富豪中享有盛誉的室内装饰家；诺勒猜想，人们雇用他常常是因为他有着暴躁的脾气和演说家的才能，而往往忽视了他天生就要的搞室内装饰的本领。
　　诺勒本人曾与威利合作过四次。他每次都发誓自己是最后一次和他共事了，然而每次他都清楚地知道还会有下一次的合作。
　　事实上，诺勒特别喜欢威利。这个爱冲动的英国人不仅仅技术好、为人聪明，而且，当他冷静下来后非常善于思考，称得上是位舞台设计天才。同诺勒打过交道的许多同行中，没有一个人对设计史的钻研比得上威利广博。所以，抛开他性格中容易冲动的一面，威利又是个很有情趣的人。
　　多年来，他俩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诺勒来伦敦总要抽时间去拜访威利。这次他原以为停留时间少，恐怕见不到威利了。
　　此时此刻，他感到非常需要威利的帮助。他通过伦敦一个问讯处查到了威利的电话号码，拨了他的电话。
　　“诺勒，我的朋友，你神经是不是出了点故障？除了那些讨厌的叽叽喳喳的鸟儿和马路清洁工，这时候还没人起床呢。”
　　“我遇到麻烦了，威利。需要你帮忙。”
　　诺勒现在呆的那个小村庄对埃利斯来说并不陌生。他答应立即前去相助。
　　三十分钟后，威利就赶到了，嘴里不停地骂着路上遇到的都是些白痴。
　　诺勒上了他的车，握住了威利伸出的手，同时也止住了他那富有特色的辱骂。
　　“你怎么搞得浑身上下这个样子？闻起来一股酒吧女招待的胳肢窝味儿。快打开车窗！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诺勒简要叙述了事情经过。没提具体人，也没讲任何细节。接着他说：“我必须去巴黎，可有人想阻止我。跟你说，我没干错事，更没干违法的勾当。除此之外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的情况了。”
　　“错和对是相对而言的，对不对？至于违法嘛，一般是属于专门论述的题目或是高水平律师涉及的范畴。我能不能设想你引起了一位可爱的女士和她愤怒的丈夫的纠纷？”
　　“太好了。你完全可以这样设想。”
　　“这样一来，我也不至于受牵连。说说看，究竟是什么防碍你去机场乘下一航班去巴黎呢？”
　　“我的衣服、皮箱和护照都在伦敦一家旅馆里。如果我到那儿去取，想阻止我的人就会发现我。”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这伙人还挺厉害哪。”
　　“可不是。”
　　“这事好办，我去旅馆取东西，结账。若说你是我在索霍贫民窟发现的一个任性的殖民地居民，难道会有人来跟我争这种特权吗？”
　　“大概服务台那儿会出点麻烦。”
　　“我想象不出会有什么麻烦。我付的钱是王国的硬通货。你再给我写个便条儿：他们可以核对笔迹嘛。”
　　“但愿你说得都对。不过，我还想到一个问题，那些想找到我的人一定跟旅馆服务员取得了联系。他们可能会死乞白赖地打听出我在哪儿才让你取走东西。”
　　“那我就告诉他们，”威利笑着说，“我把咱们呆的村庄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就说这是你下一个落脚点。”
　　“什么？”
　　“这事儿包皮在我身上了。对了，汽车仪表板的小贮藏柜里还有点科隆香水，看在上帝的面上，快往身上洒点儿。”
　　埃利斯让洗衣店来人取走了被威士忌浸透的衣服，并要求他午后送回来。他随即离开舍尔西公寓，前往贝尔格莱维亚旅馆。
　　诺勒洗过澡，刮了脸，把脏衣服放在门外的篮子里，接着给出租汽车公司拨了个电话。他解释了为什么不能亲自去爱尔德维特汽车修配站取车。因为英军方谍报部五处的人一定在那儿守候，如若他开起车来，英国人定会穷追不舍。
　　出租汽车公司不情愿代劳，但舍此又无其它办法。如果想要车，只得公司出面去取。诺勒向他们表示了歉意，再三申明情况实在紧急，账单可以寄到他在纽约的办公室。
　　他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英国才行。无容置疑，军方谍报部五处的人会监视所有机场和通过海峡的一切过往船只的。他想，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买一张去巴黎的机票，然后夹在众多的旅客中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不管运气如何，他都要在英军方谍报部五处获悉他离开英国之前到达奥利机场。好在飞往巴黎的短程航班很多，海关检查也不甚严格。另一个办法是买两张机票：一张去阿姆斯特丹，另一张去巴黎。他从荷兰航空公司检票口进入机场，再以什么借口从机场候机室外跑到飞往巴黎的班机的起飞地点。让威利带着行李在那儿等他。

　　诺勒想的算是什么呢？行动方案？逃身之计？还是同谋诡计？总之，他现在无异于一个没有犯罪行为的罪犯，一个不能讲真话的人。因为讲明了真相就意味着极大的危险。
　　他的心口窝又疼了，疼得大汗淋漓。他感到了虚弱，有点头晕。于是穿着威利的浴衣倒在长沙发上，闭上双目。此时，他脑海里又浮现出柯立清温馨白皙的肌肤和那张在飞机上见过的面孔。他仿佛清楚地听到了喊叫声。随后，就在充耳的喊叫声中入睡了。
　　他突然醒来，觉得似有人站在旁边瞧着他。他不禁一惊，急忙翻身坐起。原来是威利站在他身旁。他这才如释负重地舒了口气。
　　“看来你已经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连上帝也对你身上的味儿满意多了。”
　　“拿到我的东西了吗？”
　　“拿到了。你的担心是对的。他们非常急于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交完钱，经理出来了。他的一举一动就象个警方代理人。后来，也许是被我唬住了，他的怒气才平息下来。他还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就是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
　　“我现在这个地方的？”
　　“对。恐怕你的坏名声不那么容易变好，除非你动手术换换心脏。实际上，这是骑士桥一家医院的号码，它没有得到国家卫生部的正式营业执照。这所医院主要医治性病。那儿有个医生跟我很热。”
　　“你太过分了。”诺勒说着站了起来，“我的东西在哪儿？”
　　“在客用，我原以为你想换换环境。”
　　“多谢了。“诺勒说完朝客房门门走去。
　　“哎，你认识布诺凡托拉吗？”
　　诺勒停住脚步，点点头说，“认识。”想起自己曾在里斯本机场给桑姆拍过三封海底电报，落款的地址是伦敦贝尔格莱继亚旅馆。于是又叮问一句：“他来过电话吗？”
　　“来过好几次。我猜一定有急事。旅馆服务员说，电话是从库腊索岛打来的。”
　　“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诺勒说，“我必须和他取得联系，电话费记在我账上。”
　　五分钟后，电话里传来了桑姆刺耳的声音。在此之前五秒钟，诺勒意识到继续要求桑姆工程师替他撤谎是很难为他的。
　　“麦尔斯一点也没闲逛荡，诺勒。他跟我说他发出了一份要你返回纽约的法庭传令。考虑到他们都是美国人，麦尔斯准备将它直接发到当事人手里。麦尔斯知道他们不能强迫你回来，但他说你受到通缉这件事瞒不过他们。诺勒，这事有些棘手。因为哪家主顾的工资单上也没你的名字。”
　　“他说为什么了吗？”
　　“他只说你那儿有他们需要的情报。”
　　诺勒想，自己如能赶到巴黎，他希望布诺凡托拉能与他联系上。但给他留下具体地址似乎不大妥当，这会给他增加负担。于是便说：“听我说，桑姆，今天晚上我要离开这儿去巴黎。香榭里大街上有一家美国邮件传递办事处，如果有什么事就往那儿给我发电报。”
　　“如果麦尔斯再打电话来，你看我该怎么说？我可不想再毫无准备，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就说你跟我联系上了，把他正千方百计找我的事告诉我了。告诉麦尔斯，就说我答应尽快和他联系上。你就知道这些。”诺勒停了停，接着又说，“还可以告诉他我必须去趟欧洲，不过，不要主动讲这话。如果他再逼得紧，可以把美国邮件传递办事处的地址告诉他，我可以通过电话得到信件。”
　　“还有件事要跟你说。”桑姆有些笨嘴拙舌。“你妈妈也来过电话。对她撒谎，我真感到自己是在犯罪。诺勒，你不该跟你妈妈撒谎。”
　　诺勒听罢微微一笑。这位桑姆先生一生的奔波曲折也未能使他改变意大利人的本性。想到这儿，他问道，“我妈妈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
　　“前天晚上。她讲话真象个贵妇人。我对她说希望转天能接到你的电话。所以，我从昨天早上就开始给你挂电话
　　“我到巴黎后结我妈妈打个电话。还有别的事吗？”
　　“这些还不够吗？”
　　“够多的了。过几天我再跟你联系。不过，你也知道有事该往哪儿给我发报。”
　　“好吧。如果你妈妈再来电话，我也把这个通讯地址告诉她。”
　　“如果方便的话。谢谢你，桑姆。非常感激你的帮助。”
　　诺勒放下电话，发现威利·挨利斯早巳进了厨房并打开了收音机。威利是个有绅土风度的人，这是他的特点之一。
　　诺勒在电话机旁坐了片刻，想理一理事情的头绪。妈妈打电话给桑姆询问他，这并不奇怪。自从两周前的那个星期六早晨分别之后诺勒还一直没有机会跟母亲通话呢。

　　对麦尔斯可得刮目相看。赫克洛夫特不把这个侦探当作常人看待：他没有面孔也没声音。然而，麦尔斯却得出了某种结论，并且对此结论十分自信，他把诺勒同英国航空公司伦敦到纽约的591班机上发生的导致三人死亡的谋杀案联系在一起。而且死死抓住此事不放。如此下去，他就能制造出诺勒难以自我解脱的难题。换句话说，他可以要求国际警察的合作。一旦麦尔斯这样做了，人们的注意力就会一下子集中到他这位已摆脱众人干系的英国公民身上。
　　日内瓦密约对这种注意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可能因此而面临毁灭的威胁。唯一的办法是把麦尔斯稳住。可是，采取什么法子呢？
　　他这片陌生的森林里市满了陷阱。他的每一个自卫本能都在力劝他撤回去。完成日内瓦密约的使命需要一个远比他更狡猾、更有经验的人，然而，他却不能打退堂鼓。狼穴的残存者决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自己也从心底里不愿那样做。他仿佛看到漆黑的森林里出现了一张脸，这张脸渐渐清晰起来。他必须还他父亲的本来面目。在这个过程中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曾经有一位极度痛苦的人，他以足够的勇气和洞察力认识到有罪就该赎罪。并且，他英明地确保他的信条至今还那么富有生机。
　　诺勒走到厨房见埃利斯正在洗涤槽边洗茶杯，便说：“威利，咱们去机场吧。过两个星期我再来取那些衣服。”
　　埃利斯转过身，眼含关切的神情。
　　“我还能为你节省些时间。”他边说边从一个架子上拿下一个瓷制大口瓶。“你需要些法国货币，到那儿兑换可能不会那么方便。我每两个月就去法国旅行一趟，这是为去那儿准备的，有满满一瓶，你需要多少就拿吧。”
　　“谢谢了。”诺勒接过瓶子，瞧着威利那高高卷起的袖管下健壮有力的双臂。看样子他能把人一扯两半。这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深深印在诺勒的脑海里了。
　　为阻止诺勒而进行的一系列疯狂活动从希恩罗机场开始，到奥利机场又加剧了。
　　诺勒在伦敦买了一张荷兰航空公司的去阿姆斯持丹的机票。他这样他的根据是英车方谍报部五处已将他提供的假情报核实并且信以为真了。当他从荷兰航空公司入口处进入机场后又向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快跑去时，一个穿雨衣的人正迷惑不解地、吃惊地望着他。此时，在一架飞往巴黎的满载旅客的班机前，威利正手持另一张机票等族他。
　　奥利机场入境手续简便，只是队排得很长。乘等候之机，诺勒仔细观察着呆在海关检查站附近的一堆堆的人群，他还能看到通往候机厅转门处的情景，转门外有两个人，这一下子引起了诺勒的注意，也许是他们脸上那阴沉的表情引起的吧，因为接送亲朋好友的人决不会这样闷闷不乐。只见那两个人正平静地谈论着什么，两双眼睛却紧盯住从海关出来的每一个人。其中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一张小而光滑的纸。那是不是一张照片呢？
　　没错儿，正是诺勒的照片。
　　他们不会是狼穴的人，因为狼穴的人一眼便能识别出他。况且，狼穴也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行事。看来，英军方谍报部五处已和巴黎特工人员取得了联系，这两个人在此己恭候他多时了。
　　“先生，您的护照。”海关工作人员按常规在诺勒护照上盖了章。他拎起行李朝出口走去，仿佛正在走向一个不可逃避的陷阱。
　　自动门慢慢沿向两侧。见到诺勒，那两个人立即转过身去。显然他们不打算走近他，而是准备……跟踪他。
　　一切都明白了，诺勒费尽心机想出的不过是个很不高明的计策。
　　候机室里人群熙攘。正前方挂着一块指示牌，上写：国内航线。
　　法国国内航线有定期航班飞往祖国各地。这种穿梭般的短程运输非常使利。下列城市编在以下一条航线里占去了三个格：鲁昂——勒阿弗尔——卡昂……奥尔良——勒芒——图尔——第戎——里昂——马赛。
　　诺勒迅速与那两人擦身而过，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径直来到阅内航线售票口，排在只有四个人的队尾。
　　轮到诺勒买票时，他先询问了有关飞往地中海和马赛等南线班机的情况，说是要在不同时间起飞的客机中加以选择。
　　服务员告诉他，从奥列到地中游的班机在下列五个城市降落：勒芒、南特、波尔多、图卢兹和马赛。正好在法国西南部划了一条弧线。
　　勒芒，到达勒芒需要飞四十分钟。从勒芒再驱车去马赛估计要三到三个半小时。现在是差二十分四点。
　　“我就坐这班飞机吧，”诺勒说，“正好在预定时间到马赛。”

　　“对不起，先生，去马赛有直达班机。”
　　“有人到机场接我，早到也没用。”
　　“那就随您啰。我看看还有没有座位。飞机再过十二分钟就起飞了。”
　　五分钟后，诺勒已经站在通往停机坪的大门口了。他面前摊开着一份《先驱论坛报》，眼睛却越过报纸向那两个表情严肃的英国人望去。其中的一个人正在同一位年轻的小姐谈话。这位小姐恰是刚才卖给诺勒机票的服务员。
　　十五分钟后，飞机起飞了。诺勒接连两次慢慢穿过坐席通道去盥洗室，边走边观察机舱里的乘客。他刚才见到的两个英国人都不在飞机上，也未发现任何人对他有丝毫兴趣。
　　到了勒芒，他心里数着下飞机的人数。一共七个。所有旅客都下完了，填补他们座位的人开始上飞机了。
　　诺勒从行李架上抓起自己的东西，奔到机舱口。他沿金属梯走下来，迅速进入候机大厅，站在一扇窗户前。
　　飞机上再没下来人，也没有人盯他的梢。
　　他看了看表，差十七分五点。他不知是否还来得及和贺尔汀·冯·泰波尔取样联系，但他想到既然他有贺尔汀的姓名和工作地点，不妨打个电话给她。他走到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间，心里感激威利想得周到，那个大口瓶里的法国货币马上派上用场了。
　　他用简单的法语对话务员说，“请问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的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这位小姐英语讲得比一般美国铅克萨斯州的人还要好。她告诉诺勒，丹尼森小姐正上班，她办公室没有电话。不过，他若稍等一下，会有人喊她来接电话的。
　　贺尔汀·冯·泰波尔讲起话来和她姐姐一样掺杂着葡萄牙语的怪调，但她俩讲话方式不同。贺尔汀讲话也带点回音，但没有犹豫不决的停顿。他还能清楚地忆起柯立清说话的声调。贺尔汀·冯·泰波尔，也就是丹尼森小姐，显然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来对付这个美国人。
　　“为什么非要我见您呢？赫克洛夫特先生，我又不认识你。”
　　“话相信我，我要和您谈的事情很紧急。”
　　“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紧急情况数不胜数，早就烦透了。”
　　“以前那些都不能和这次的相比，它们不是一回事。”
　　“您怎么找到我的？”
　　“有人……在美国，一些你不认识的人把您的工作单位告诉了我。他们说您虽然登记了住处，可是不住在那儿。我只得往您的工作单位打电话。”
　　“他们对我这么感兴趣？连住处都调查了？”
　　“是的。这是我要告诉您的所有情况的一部分。”
　　“现在就把其它情况告诉我吧。”
　　“不行，不能在电话里讲。”
　　对方沉默了。待她再开口时，话音变了，显然有些害怕。“你究竟为什么想见我？我们之间会有什么要紧事？”
　　“这事关系到您的家庭，也关系到我的家庭。我见到过您姐姐，也花了不少力气找您哥哥。”
　　“我有一年多没跟他们通电话了。”贺尔汀·丹尼森打断他，“我帮不了您的忙。”
　　“我要谈的事追溯到三十年前。”
　　“我不想听。”
　　“它涉及到一笔钱，一笔数目很大的钱。”
　　“我的钱够花，生活没有困难。我需要的是……”
　　“这不单是给您一个人的，”诺勒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而是为了全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
　　对方又不吭声了。然后，她口气温和地问：“是不是关系到……关系到人们又要恢复战争？”
　　“对。”诺勒闹不清她是否被说服了。
　　“我们可以见面。”贺尔汀答道。
　　“我们是否能这样安排……我们——”他不知如何措词才不致吓坏了她。
　　“不要让那些监视我们的人发现，对吗？”
　　“对。有什么办法吗？”
　　“这方面我有经验，按我说的做好了。您现在何处？”
　　“勒芒机场。我打算租辆车开到巴黎。这大概要用两、三个小时。”
　　“好。到巴黎后把车存到一个修理厂，然后坐出租汽车到蒙马特大街的献心教堂。进去后一直往里走，走到尽头找到路易第九的祭坛。点着一枝蜡烛放到烛台上。接着，再取下放到另一个烛台上。这时你会见到一个人，他会带你到座落在广场高处的一家咖啡馆。您会在那儿得到指教。”
　　“干嘛煞费苦心搞这么复杂？我们能不能就在一个酒吧或者饭馆见面？”
　　“这不单是为了您的安全，也是为了我的安全，诺勒先生。如果我们发现您不是您自我声称的那样，不是只身一人，我就不会见您。我会在今夜离开巴黎到您无法找到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