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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眼睛能分辨十五六种不同浓淡的灰色,电脑图像处理机在分析指纹时,能分辨256种不同深浅的灰色,真是奇妙无比。然而,更奇妙的还有人类的心脏、大脑和灵魂,它们能分辨无数种感情的、心理的、道德的细微差别。从最阴暗可怕的,到最纯洁可爱的。这个“光谱”的两个极端,我从未见过,但处于两极之间的,我见过不少。
事实上,人在性情方面与变色龙在颜色方面一样反复多变。
哈德雷堡这儿的人与我过去在其他许多地方任职时见到的人一样,并不比他们更美丽或更丑陋。但是,安坎贝尔无疑很不一般。假设我在她生前见到她,假设我受命来调查发生在哈德雷堡这里的事情,我努力想象自己会如何与她交谈。我想,我会认识到我面对的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勾引男人的女人,而是一个特别坚强,但却身不由己的鲜明个性。我也想到,我可能会告诉她,无论怎样去伤害别人,都不会使自己变得坚强,而只会给每一个人增加痛苦。
我想我不至于会像比尔-肯特那样不能自拔,但也不敢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因此,我不想对肯特进行评判。肯特自己评判了自己。他看到自己变成了什么模样,发现自己洁净有序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另一个自我。他恐惧万分,一枪彻底了结了自己。
飞机库里现在挤满了宪兵、联邦调查局人员和医务人员,还有那些滞留在哈德雷堡的司法人员。他们原以为这儿已没事可干了。
我对考尔-塞夫尔说:“尸体处理完之后,将地毯和家具打扫干净,然后把安所有的家当都打包给坎贝尔夫妇托运到密歇根去。他们会需要女儿的东西的。”
“好。”他又说:“我不想说肯特什么,不过,除了我之外,他给每个人都省去了许多麻烦。”
“他是个好样的军人。”
我转身,走到机库的尽头,经过一个联邦调查局人员的身旁。他试图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假装没看见,径直出门来到外面的太阳底下。
卡尔和辛西娅站在一辆救护车旁谈着话。我从他们身旁走过,直往我的追光牌汽车走去。卡尔赶上我,对我说:“对这个结局,我不能说感到满意。”
我没答理他。
他又说:“辛西娅好像认为你当时知道他要那么做。”
“卡尔,出了偏差可不能怪到我头上。”
“没人怪你。”
“听上去似乎是那么回事。”
“可是,你也许能预料到,你可以把他的枪——”
“上校,老实跟你说,我不仅预料到了,而且还鼓励他这么做。我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自尊。这一点,她知道,你也知道。”
卡尔不承认,因为这不是他想听到或想知道的。虽然守则中没有这样一条,但是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军队中,给一个玷辱了自己尊严的军官提供机会、鼓励他勇敢自杀的做法历来都是受人称道的光荣传统。但这种做法在我们这儿一直不受欢迎,在别处现在也逐渐不再流行了。然后,这种观点渗透到了每个军官的潜意识之中。如果让我选择,一方面是军事法庭审判我强xx、谋杀和性犯罪,另一方面是只要拿起那支38口径的手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自己,那我可能会选择后一种简便方法。但我无法想象自己处于比尔-肯特那样的境地。话说回来,比尔-肯特在几个月前也想象不到自己会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
卡尔在说着什么,但我没注意听。最后,我听到他说:“辛西娅很难受,她的身子还在抖个不停。”
“这职业就是这样。”事实上,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在你面前让自己的脑袋开花的。肯特应该要求离开一会儿,然后到男厕所去采取行功。可他打碎了自己的脑壳,让脑浆、头骨和血水溅得四处都是。辛西娅的脸上也溅到了一些。我对卡尔说:“我在越南曾被溅了一身。”其实,有一次是一个脑袋砸了我的头。我又说了句颇有帮助的话:“用肥皂洗洗就干净了。”
卡尔一脸怒气,厉声责备我:“布伦纳先生,这一点儿也不滑稽。”
“我可以走了吗?”
“请吧。”
我转过身,打开车门,然后对卡尔说:“请转告森希尔女士,她丈夫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让她给他回电话。”我钻进我的车,发动了起来,离开了这儿。
不到15分钟,我就回到了军官招待所。我脱下礼服,发现衬衫上有一块血渍。我脱下衣服,洗了洗脸和手,换上运动裤,然后把辛西娅摆放出来的物品收起来。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把行李拿到楼下。
我结了账,付了一笔不多的服务费,但因为我在墙上涂画的那幅图,我得在损坏认赔单上签名,日后再找我支付赔偿费。我真爱军队。内务值班军士帮我把包放进车里。他问我:“你把案子解决了?”
“是的。”
“谁干的?”
“大家干的。”我把最后一个包扔在车后座上,关上后门,坐进驾驶座。值班军士问我:“森希尔女士也要结账吗?”
“不知道。”
“要不要留一个邮件转寄地址?”
“不用。没人知道我来这里,只是短期逗留。”我发动汽车,穿过基地中心,往北到了宪兵队大门,出了门驶上维多利街。
我开车经过安-坎贝尔的住处,然后来到州际公路,上了一条往北去的车道。我在磁带舱放上一盘威利-纳尔逊的盒带,舒服地靠着椅背,往前开去。天亮前我就能赶到弗吉尼亚,还能赶上早班军用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机把我送到哪里都无所谓,只要离开美国大陆就行。
我的军人生涯已结束,这无所谓。这件事,在我去哈德雷堡之前就知道了。我没有后悔,没有犹豫,没有抱怨。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奉献了,或者成了多余的人,那我们就离开;或者,如果我们愚钝了,人家就会请我们离开。这不必伤心。最重要的是使命,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服从于使命。手册中就是这么写的。
也许在走之前,我该跟辛西娅说几句话,但是这对谁也不会有好处。军人的生活是瞬息多变的,经常来去匆匆。种种关系,无论有多么亲密,无论有多么热烈,都不过是暂时的。人们通常不说“再见”,而说“路上见”或者“以后见”。
不过,这一回,我是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我感到选择这个时候离开军队对我正合适。我应该放下刀枪,脱下戎装了。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有点荒废了,更不用说沉重了。我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入伍的。那时,军队忙于在亚洲进行大规模的陆战。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远远超过了国家的两年义务服役期,在军中已风风雨雨度过了漫长的20年。20年来,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翻天覆地了。军队现在忙着送你走:“谢谢你付出的一切,干得很好,我们赢了,走的时候请把灯熄掉。”
很好。就是这么回事。这不会是一场永不结束的战争,虽然有时候看似如此;这也不是为了给在其他方面没有前途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虽然有时候也确实如此。
在世界和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美国国旗将不再高高飘扬。战斗部队将要解散,他们的战旗与刀枪要一起入库。也许有一天,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也要关闭。确实,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说真的,我很高兴看到新时代的到来,更高兴的是,我不必与它打交道。
我们这一代人,我想,深深地打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过去的那些事件对当今的现实不再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的价值观对当今现实也不再有什么意义。因此,正如辛西娅曾对我暗示过的,即使我们的确还有不少战斗力,也已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物了,就像过去的骑兵队伍一样。干得不错,谢谢。拿一半薪水,祝你好运。
20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曾有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依然像我曾经生活过的那样去生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经历。
威利正在唱《我心中的佐治亚》。我换了盘巴迪-霍利的带子。
我喜欢开车,尤其喜欢开车离开一个地方,虽然我知道,离开一个地方,也就意味着接近另一个地方,但我自己从来不这么看,我总是离开。
一辆警车出现在我的后视镜里。我检查了一下车速,发现只超速了10英里,而在佐治亚,这意味着阻碍车流。
那家伙打开红色闪光灯,招呼我过去。我把车开到路边上停下,坐在车里。
那警官走下车,来到我的窗口。我摇下车窗,发现他原来是米德兰的警察。我说:“这儿离你的老本营远了点儿,不是吗?”
“请把驾驶执照和汽车注册证给我,先生。”
我把两样东西拿给他看了。他说:“先生,我们在下一个出口掉头,然后你跟我回米德兰去。”
“为什么?”
“不知道。从无线电话中接到的命令。”
“亚德利局长的命令?”
“是的,先生,是他的命令。”
“如果我拒绝呢?”
“那我就只好把你铐起来了。随你挑吧。”
“有第三种可能吗?”
“没有,先生。”
“好吧。”我又开上了公路,警车跟在我后面。我们在立交路口掉转车头,往南向米德兰开去。
我们在镇西口的一个出口换了道。我跟着他来到镇上的废物回收中心。过去人们一向称它为垃圾场。
他的车在焚化炉边刹住了。我在他后面停下来,跨出车门。
伯特-亚德利站在一条宽大的传送带旁,看着人们从一辆卡车上把东西卸下来,送上传送带。
我也站在边上看着,看着安-坎贝尔地下卧室的物品被火焰吞没。
亚德利翻弄着一堆一次成像照片。他只朝我看了一眼,说:“嗯,伙计,看看这个。你看那个胖家伙,那是我。再看看那个小子,你知道他是谁?”他将一沓照片扔上传送带,然后从脚边捡起一摞录像带,也扔到传送带上。“我想我们还有个约会吧。你就这样让我一个人干这堆活?你也帮一把,伙计。”
于是,我帮他把家具、性生活用具、衣物之类的扔上传送带。他说:“我是说话算数的,伙计。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找当然相信你。你是警察。”
“对。这星期简直乱套了。嘿,你知道吗?葬礼上我一直在哭。”
“我没注意。”
“是在心里哭。葬礼上许多家伙心里都在哭。嘿,电脑软盘那玩意儿,你处理掉了吗?”
“是我亲自烧毁的。”
“是吗?不会有那类流言蜚语在外面流传了,是不是?”
“是的。大家又都成正人君子了。”
“直到下一回。”他哈哈大笑,把一只黑色皮面罩投掷到传送带上。“上帝保佑,我们现在都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包括安。”
我没回答。
他说:“嘿,比尔的事我听说了,我很难过。”
“我也是。”
“也许他们俩现在正在天国的珍珠门旁谈话。”他朝焚化炉内看了一眼,“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
“完了吗,局长?”
我朝四周看看。“差不多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看了看,然后递给我:“纪念品。”
这是一张安-坎贝尔的正面裸体照。她站在地下室的床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床上蹦跳。她的头发飞扬着,两腿分开,双臂伸展,满脸笑容。
亚德利说:“她是个女人味很浓的女人,但我从来弄不懂她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你了解她吗?”
“不,但是我想,她让我了解了我们男人自己,有些是我们不愿了解的。”说着,我把照片扔上传送带,转身朝我的追光牌汽车走去。
亚德利喊道:“你保重!”
“你也保重,局长。向你的家人问好。”
我打开车门。亚德利又喊道:“差点忘了,你的女朋友——是她告诉我你会从州际公路往北去的。”
我从车顶上望着他。
他说:“她要我向你道别,说她在路上见你。”
“谢谢。”我上了车,离开了垃圾场。我拐向右边,从原路去州际公路。路的两旁都是仓库和轻工企业,是个脏乱差的地区,与我此刻的心情恰好相配。
路上,一辆红色野马牌汽车赶上了我。我们一起上了州际公路。她与我一起,开过了那个往西去本宁堡的路口。她本该走那条路。
我把车开上路肩,停下来。她也开上路肩。我们走下车,站在车旁,两人之间相距有10英尺。她下身着蓝色牛仔裤,上身是白色T恤衫,脚蹬一双跑鞋。我想起我们是两代人。我对她说:“你错过路口了。”
“但不能错过时机。”
“你没对我说实话。”
“这……是的。但是,假如我告诉你,我还跟他住在一起,但我正在认真考虑要结束这一切,你又会怎么说?”
“我会告诉你,等你把这些办妥之后,再给我打电话。”
“你瞧,你太被动了。”
“我不会抢人家的老婆。”
旁边开过一辆巨大的双轮拖车。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什么?”
“在布鲁塞尔你也是这样!”
“从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比利时的首都。”
“巴拿马怎么样?”
“我是想让你主动采取行动。”
“你说谎了。”
“对。我干吗费这个心?”
一个州警察开车过来,停在我们边上。他走下车来,碰了碰帽子向辛西娅致意,问她:“一切都好吧,女士?”
“不好。这个男人是白痴。”
他看着我:“你有什么问题,伙计?”
“她在跟踪我。”
他又回头看着辛西娅。
辛西娅对我说:“如果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待了3天,然后竟不辞而别,你会怎么想?”
“这个……那太不像话了……”
“我碰都没碰她。我们只是共用一个洗澡间。”
“哦……这……”
“他邀请我周末到弗吉尼亚他的家里,但又始终不把电话号码或地址留给我。”
那州警察看着我:“这是真的?”
我对他说:“我刚发现她还有个丈夫。”
警察点点头:“可不要惹这种麻烦。”
辛西娅问他:“你不认为一个男人应该努力去争取他希望得到的?”
“当然应该。”
我说:“她丈夫也会的。他甚至想杀了我。”
“那可要当心了。”
“我可不怕他。”辛西娅说,“我正打算去本宁堡告诉他,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州警察对她说:“你要小心点儿。”
“让他把电话号码给我。”
“这个……我不……”他转向我,“你干脆把电话号码告诉她不就得了?我们都可以不必站在这儿晒太阳了。”
“好吧,你有铅笔吗?”
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便条本和铅笔,我把电话号码和地址告诉他。他撕下纸,递给辛西娅:“给你,女士。现在,我们都上车吧。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不好?”
我走向我的追光,辛西娅走向她的野马。她回头对我说:“星期六。”
我朝她挥挥手,上了车,往北开去。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她的车绕着路中心分界处转了个违反交通法规的U形弯,然后就朝那个去本宁堡的路口驶去。
被动?保罗-布伦纳,福尔斯彻奇的猛虎,被动?我把车开上外车道,往左急转,然后穿过一片灌木丛,绕过中心分界处,掉转车头,开上往南的车道:“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被动。”
我在通往本宁堡的公路上赶上了辛西娅。一路上我们俩始终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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