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称呼他们为“一家人”。
　　——里尔克
　　卡利普的妻子离开他的那天早晨，卡利普爬楼梯走上位于旧城巴比黎的大楼，前往他的办公室。他把刚刚看过的报纸夹在腋下，心里想着多年前他掉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的绿色钢珠笔，那个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得了腮腺炎，他们的母亲带他们去乘船郊游。这天晚上，当他审视如梦留给他的道别信时，他发现桌上那支如梦拿来写信的绿色钢珠笔，跟掉进水里的那支一模一样。二十六年前，耶拉看见卡利普很喜欢这支笔，就借给了他。后来，耶拉得知笔丢了，从船上失手掉入海里，在听完卡利普描述落水的位置后，耶拉说：“其实它并没有丢，因为我们知道它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哪个地方。”卡利普在走进办公室前刚好读完了耶拉的“灾难之日”专栏，他很惊讶，耶拉虽然写到他从口袋拿出钢珠笔，刮掉黑色凯迪拉克车窗上开心果绿的苔藓，却没有提到这只遗失的笔。毕竟，耶拉特别喜欢留意年代久远的巧合——比如说，他会想像在博斯普鲁斯山谷的泥泞中，找到刻着奥林帕斯山的拜占庭钱币和奥林帕斯汽水瓶的盖子——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放入他的专栏中。不过，如果真的像耶拉最近一次的访谈所言，自己的记忆力已经退化，当然就另当别论。“当记忆的花园逐渐荒芜，”他们最近几次聚会时，有一次耶拉这么说，“一个人会开始珍爱最后残存的花草。为了不让它们枯萎，我从早到晚灌溉浇水，悉心照料。因为怕忘记，我回想，再回想。”
　　卡利普曾听耶拉说过，梅里伯伯前往巴黎一年后，也就是瓦西夫抱着鱼缸出现那年，父亲和爷爷来到梅里伯伯位于巴比黎的法律事务所，把他所有的数据和家具装进一辆马车，费力拖回尼尚塔石，然后全部塞进顶楼的公寓里。多年后，梅里伯伯带着美丽的新妻子和如梦从摩洛哥回国，先是在伊兹密尔与岳父共同经营干果事业，结果宣告破产，接着家族成员禁止他接管药品和插手蜜饯商店，以免家族事业也毁在他手里，于是，他决定重回法律这一行。他把同一批家具搬回他的新办公室，希望能给客户好印象。后来，某天夜里，当耶拉又笑又气地回忆起过去种种时，他告诉卡利普和如梦，当年搬家具上顶楼的其中一位门房，二十年后他也搬了冰箱和钢琴，而中间经历的岁月除了让他秃头之外，更让他练就了一身搬运高难度物件的好功夫。
　　在瓦西夫递给那位门房一杯水并仔细观察他的二十一年后，这间办公室和旧家具转给了卡利普，理由为何，大家的解释都不同：根据卡利普父亲的说法，梅里伯伯没有替他的客户攻击对手，反而攻击他的客户；而卡利普的母亲，在她变得衰老而行动不便后告诉他，梅里伯伯根本看不懂法院记录和起诉状，他把它们当餐厅菜单和渡船时刻表来读；根据如梦的说法，她亲爱的爸爸已经猜到他的女儿和侄儿日后会结婚，因此他才愿意把自己的法律事务所交给卡利普，虽然他当时仍只是他的侄儿，尚未成为女婿。所以如今，卡利普拥有几幅西方法学家的秃头肖像，他们的名字和声誉早已被人遗忘；几张头戴土耳其毡帽的教师照片，他们半个世纪前曾任教于法律学院；古老的诉讼文件，牵涉这些案件的法官、原告和被告早已不在人世；一张耶拉晚上用来念书、他母亲早上用来描衣服版型的书桌；桌子的一角，有一台结实的黑色电话，它除了是沟通的工具，看起来更像一台笨重而无用的战时仪器。
　　电话的铃声响得吓人，有时候还会自顾自响起。黝黑的话筒重得像小哑铃，每当拨号时，它会传来尖锐的呻吟，像是从卡拉廓伊到卡迪廓伊的渡船头的老旧旋转门在吱吱作响。有时候它会随意接通号码，不管拨出去的号码是什么。
　　当他拨家里的号码并发现如梦真的接了时，他吓了一跳：“你醒了?”他很高兴如梦不再漫游于她个人记忆的幽闭花园，而是处于大家熟知的世界。他眼前浮现出放置电话的桌子、零乱的房间、如梦的姿势。“你看了我留在桌上的报纸吗?耶拉又写了些好玩的东西。”“还没。”如梦说，“现在几点。”“你很晚才睡，对不对?”卡利普说。“你自己弄了早餐。”如梦说。“我不想吵醒你。”卡利普说，“你梦见什么了吗?”“昨天半夜我在走廊里看到一只蟑螂，”如梦说，她平板单调的声音像是收音机里的播报员，警告水手小心在黑海发现的一枚水雷，不过接着她又焦虑地说，“在厨房门口和走廊的暖气炉之间……两点的时候……很大一只。”沉默。“要我马上坐出租车回家吗?”卡利普说。“拉下窗帘后房子变得更恐怖了。”如梦说。“今天晚上想去看电影吗?”卡利普说，“去皇宫戏院?我们回家前可以顺道去找耶拉。”如梦打了一个呵欠，“我好困。”“去睡吧。”卡利普说。他们一起陷入沉默。卡利普依稀听见如梦又打了一个呵欠，然后他挂上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当卡利普一次又一次回想这段电话对谈时，他不能确定自己真正听见的谈话内容究竟有多少，更别说依稀的呵欠声了。似乎每次他回想起如梦的话都是不同的版本，他不禁半信半疑地想：“好像与我说话的人不是如梦，而是别人。”他想像自己被这个人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认为，如梦确实说了他所听见的那些话，而在挂上电话之后，慢慢转变成别人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如梦。通过他的新角色，他不断重组他以为自己听见或记得的内容。以前有一阵子，卡利普连听见自己的声音都觉得是别人的，那时他就很清楚，当两个人在电话的两头对话时，他们可以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过此刻，为了寻找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他怪罪都是这台老电话机的错：一整天，这蠢物响个不停，逼他一直接电话。
　　和如梦讲完话后，卡利普先是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控告房东的房客。然后他接到一个打错的电话。在易斯肯德打来之前，他又接了两个拨错的号码。接着，某个知道他“与耶拉先生有关”的人打来，向他要耶拉的电话号码。之后他又接了几个电话，一个父亲想拯救因政治因素入狱的儿子，还有一位五金商人想知道为什么在判决之前必须先贿赂法官。最后易斯肯德打来，因为他也想找耶拉。
　　易斯肯德和卡利普是高中同学，但自从高中以来就没再联络，他很快地简述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恭喜他和如梦结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坚持说他早知道“这件事终究会发生”。现在他是一家广告代理商的制作人，他想替耶拉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人牵线，那家公司正在做一个关于土耳其的节目。“他们想现场访问一个像耶拉这样过去三十年来始终参与土耳其时事的专栏作家。”他接着赘述各种细节，解释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已经采访过哪些政治家、企业家和劳工团体，但仍坚持想见耶拉，因为他们觉得他最有意思。“别担心，”卡利普说，“我会很快帮你联络上他。”他很高兴找到一个理由打电话给耶拉。“我觉得报社的人这几天一直在敷衍我，”易斯肯德说，“所以我才打电话请你帮忙。这两天耶拉都不在报社，想必发生了什么事。”众人皆知，耶拉有时候会失踪几天，躲进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几个藏身处，这些地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耶拉从来不给人，不过卡利普确信自己找得到他。“别担心，”他重复一遍，“我会很快帮你联络上他。”
　　他联络不到他。一整天，每次他打电话去公寓或《民族日报》办公室时，他都幻想改变自己的声音，伪装成别人对耶拉说话。（他都想好了，他打算学以前如梦、耶拉和卡利普晚上围坐聆听的广播剧里的声音，模仿读者与仰慕者说：“当然了，我支持你，老兄!”）然而，每次他打到报社，同一个秘书总给他相同的答案：“耶拉还没进来。”挂在话筒上一整天，卡利普只有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成功地骗倒了一个人。
　　傍晚时他打电话给荷蕾姑姑，心想她应该知道耶拉的行踪。她邀他回去吃晚餐，“卡利普和如梦也会来。”她再一次把卡利普的声音误认为耶拉。“有什么差别?”明白自己搞错后，荷蕾姑姑说，“你们都是我粗心大意的小鬼，你们几个全都一样。我也正想打电话给你。”她先是责骂他没有时常保持联络，语气如同在斥责她的猫咪“煤炭”抓坏家具，然后她吩咐他来晚餐的路上先去一趟阿拉丁商店，替瓦西夫的金鱼带点饲料回来——他的鱼只吃欧洲进口的饲料，而这些东西阿拉丁只卖给固定的顾客。
　　“你看过他今天的专栏了吗?”卡利普问。
　　“谁的，阿拉丁的?”他的姑姑照例冷冷地说，“没!我们买《民族日报》是要给你伯伯玩填字游戏，给瓦西夫剪上面的文章玩，并不是为了看耶拉的专栏、替我们侄儿的堕落感到遗憾。”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自己打电话邀请如梦，”卡利普说，“我实在没那个时间。”
　　“你可别忘了!”荷蕾姑姑说，提醒他晚餐的时间和他的任务。接着她逐一列举家庭聚餐的成员，这份名单就和晚餐菜单一样永远一成不变。她像个播报员，慎重宣布一场足球赛双方队员的姓名，刻意吸引听众：“你母亲、你的苏珊伯母、你的梅里伯伯、耶拉——如果他出现的话——当然还有你父亲、‘煤炭’和瓦西夫，以及你的荷蕾姑姑。”她一路念下来，中间没有夹杂她的咯咯笑声。念完名单后她说：“我正在替你做肉馅千层酥。”她挂断电话。
　　卡利普才挂上，电话又响了起来，他茫然地望着它，想起过去的一段往事：荷蕾姑姑本来已经准备好要结婚了，但到了最后一刻婚礼告吹。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想不起刚刚还在他脑中的准新郎的怪名字。为了避免自己的头脑习于健忘，他告诉自己：“除非我想起刚才已经到嘴边的名字，不然我不接电话。”电话响了七声后才停下来。当再度响起时，卡利普正在回忆准新郎带着叔叔和大哥来家里提亲的情形——发生在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的前一年。电话又停了，当它下一次响起时，天已经暗了，办公室里的家具变得灰蒙蒙的。卡利普还是想不出他的名字，但他不寒而栗地记起他当天穿的怪异鞋子。那人脸上有一颗感染东方疖[1]皮肤病的一种，流行于中东与北非国家。[1]而长出的疣。“这些人是阿拉伯人吗?”爷爷想知道，“荷蕾，你真的想嫁给阿拉伯人吗，嗯?你和他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偶然碰到，就这么一回事!晚上七点左右，卡利普离开空无一人的办公大楼，在路灯下阅读一位想改名的客户的文件，这时他才想起准新郎的怪名字。当他走向开往尼尚塔石的共乘小巴站牌时，他心里想，这个世界实在太广大了，塞不进任何一个人的记忆库里。当他朝位于尼尚塔石的公寓楼走去时，他心想，人类从各种偶然中淬取意义……
　　公寓楼坐落在尼尚塔石的一条僻巷里。荷蕾姑姑、瓦西夫和艾斯玛太太住在其中一户，梅里伯伯和苏珊伯母（之前还有如梦）住在另一户。或许别人不会称它为僻巷，因为毕竟它离大马路、阿拉丁商店还有街角的警察局只隔三条街，走路五分钟就到。但是，如今居住在僻巷公寓里的亲戚们，以前曾在大马路上的“城市之心”公寓远远地看着这栋僻巷公寓的转变——从泥土地变成灌溉菜园，变成碎石子路，之后又改成柏油路——而始终没多加留意。对他们而言，他们建造了公寓楼房的大马路是最最有趣的了，其他没有一条路可堪作为尼尚塔石的中心。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地理世界相辅相成，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们心里就已认定“城市之心”公寓处于中心的位置[1]伊斯坦布尔市大致上由金角湾分隔成旧城和新城。西侧是古老的旧城，许多知名古迹都在此，如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室内大市场、皇宫等。东侧则为新城，现代化新建筑多聚集于此，如佩拉宫饭店、贝尤鲁区以及“城市之心”公寓等。旧城与新城中间由加拉塔桥和阿塔图克桥连接，所以书中常会见到主角在此走来走去。“城市之心”位于尼尚塔石，是新城东北方一个现代繁华的高级区城。[1]，即使他们隐约察觉迹象，知道他们最后会把房子逐层卖掉，搬离这栋荷蕾姑姑所谓“睥睨全尼尚塔石”的大楼，并退居到别处几间寒酸的出租公寓里。等他们搬进这栋位于他们内心忧郁角落的荒凉楼房后，最初几年他们总是把“僻巷”二字挂在嘴边，也许是为了夸大他们遭遇的不幸，借此互相怪罪，仿佛抓住一个绝不会失误的大好机会。穆哈默德·沙必特·贝（爷爷）过世前三年，他从“城市之心”公寓搬进僻巷住宅的第一天，坐在丝绒扶手椅上望街道——如今这张椅子在新的公寓里，以新的角度面向窗户，不过，它仍以旧角度（好像在旧房子里）面对摆放收音机的笨重支架——大概是受到搬运家具的马车前面那匹瘦巴巴的老马所启发，他说：“是吧，我们下马，改骑驴。很好，祝好运!”然后他扭开收音机。收音机上面，已经摆上了狗的雕像，趴在针织的布垫上睡觉。
　　那是十八年前的事。此刻，晚上八点，商店全都打烊了，只剩下花店、干果店和阿拉丁商店还开着。一阵轻柔的雪水从天而降，穿透漫天的汽车废气和火炉煤灰，渗过空气中的煤炭和硫磺气味。然而，当卡利普看见公寓里的老旧灯光时，他心中有一股感觉，仿佛关于这栋楼房和公寓的记忆远超过十八年。重点不在于巷道的宽度，或新楼房的名称（他们从来不曾使用），也不是它的位置，而是他们好像自从远古以来就一直住在彼此的楼上楼下。卡利普爬上始终散发同一股气味的楼梯（根据耶拉风靡一时的专栏，他分析这股气味混合了公寓楼房楼梯间的臭味、湿水泥味、发霉味、油炸味和洋葱味），他脑中闪过等一下他预期会出现的景象和场面，像个不耐烦的读者般，迅速翻过他熟读多次的一本书：
　　现在是八点，我将会看到梅里伯伯坐在爷爷的旧扶手椅上，重读他从楼上带下来的报纸，感觉好像他在楼上还没看过似的，似乎“同样的新闻在楼上看和在楼下看相信会有不同的解释”，或者似乎“我可以趁瓦西夫把它们剪下来之前再看一遍”。我想像那双可怜的拖鞋，挂在我伯伯躁动不安的双脚尖端，一整天啪啪作响，它正以童年时的强烈烦躁和不耐烦朝我痛苦地大喊：“我好无聊，得做点什么；我好无聊，得做点什么。”我将会听见艾斯玛太太的声音，荷蕾姑姑为了不让任何人妨碍自己尽情炸酥饼，把她赶出厨房，所以她只好到外面来摆餐桌，她嘴里叼着无滤嘴的宝服烟（比起以前的叶尼·哈门烟，味道差远了），一边问房间里的人：“今天晚上几个人吃饭?”好像她真的不知道答案而其他人知道似的。我将会察觉苏珊伯母和梅里伯伯之间的沉默，他们分别坐在收音机两旁，就像爷爷和奶奶以前那样，对面是爸和妈。过一阵子，苏珊伯母会充满希望地转向艾斯玛太太，问道：“今晚耶拉会来吗，艾斯玛太太?”然后梅里伯伯会一如往常地接口：“他从来不懂得多花一点脑筋，从来不会。”然后爸爸很得意自己比梅里伯伯来得中庸且有责任感，有能力为侄儿辩护，他会愉快地宣布自己读了耶拉最新一篇专栏。单单替侄儿反驳自己的哥哥他还觉得不够得意，接着，他会在我面前刻意炫耀，提出一些适当的“正面”评论，赞美耶拉的文章探讨了国家问题和生活危机。
　　要是耶拉在场，听见这一席话，他一定会马上反唇相讥。我看见妈妈点头表示赞同（妈，至少你别卷进这是非!），并附和爸爸（因为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替耶拉辩护，以为解释“不过他其实心地善良”便可化解梅里伯伯的愤怒）。我也将忍不住白费力气地问：“你们读过他今天的专栏了吗?”深知他们就算再花一百年，也无法像我一样了解并喜爱耶拉的文章。接着我会听见梅里伯伯说，尽管很可能他手上的报纸正好翻到有耶拉专栏的那一页，“今天几号?”或“他们现在要他每天写，是吗?没有，我没看到!”然后爸会说：“不过我不欣赏他对总理骂脏话。”而妈会丢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算我们不认同作者的意见，我们也必须尊重他的人格。”让人搞不清她是在替总理、爸爸还是耶拉辩护。受到现场模棱两可的气氛的激励，苏珊伯母会提起香烟和烟草的话题：“他对邪恶、无神论与烟草的看法，让我想起法国人。”接着，我会趁梅里伯伯和艾斯玛太太惯常的口角升温之前离开房间。仍旧不确定到底要替多少人摆碗盘的艾斯玛太太，抓住桌布的两角一挥一甩，像铺一张大床单似的，让桌布的另一端飞起来，然后隔着嘴里吐出的烟雾望着桌布落下来，平整利落。“艾斯玛太太，你知不知道你的烟加重我的气喘!”“那么，你自己先戒烟啊，梅里先生!”厨房里一片雾气迷蒙，充满面团、融化的白奶酪和油炸的气味，看起来像是有个巫婆正费力用她的大锅煮魔法药（她用布盖着头免得头发沾油）。忙着炸千层酥的荷蕾姑姑会说：“别让别人看到。”然后猛然往我嘴里塞一块热腾腾的千层酥，好像在贿赂我，要我给她特别的关怀、爱，甚至一个吻。当疼痛的泪珠滚下我的眼眶时，她会问：“太烫了?”而我甚至说不出“太烫啦!”我将离开厨房，走进爷爷奶奶的房间。他们曾在这个房间里，裹着蓝色棉被，度过无数失眠的夜晚，我和如梦曾一起坐在蓝棉被上，听奶奶教我们绘画、数学和阅读。他们死后，瓦西夫与他宝贝的金鱼搬进了这间房。我将在这儿看到瓦西夫和如梦，两个人盯着金鱼瞧，或是翻阅瓦西夫的剪报收藏，而我会加入他们。一如往常，如梦和我会像小时候那样好一阵子不讲话，仿佛刻意掩盖瓦西夫又聋又哑的事实，然后用我们自己发明的手语比划交谈，为瓦西夫演出一幕我们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的老电影。或者，如果我们这几个星期都没有看到任何值得回放的电影，我们就会从总是让瓦西夫兴奋莫名的《歌剧魅影》中选一场戏，巨细无遗地扮演，好像我们才刚看过似的。过一会儿，比任何人都容易受感动的瓦西夫转身到一旁，或是回到他的宝贝金鱼旁边，留下如梦和我四目相视。那时我将会问你，自从今天早上我就没再见到的你，自从昨天晚上我就没再面对面说话的你，“你好吗?”而你，一如往常，回答：“噢，还好。”我会停顿一下，仔细思索你话语中有意无意的弦外之音，藏起自己空虚脑海中的翻腾思绪。这一次，也许，我会假装自己不知道你并没有在翻译你说总有一天会进行的悬疑小说，反而一整天慵懒地翻阅那些我始终没有能力阅读的旧书，我会问：“你今天做了什么?”我将会问你：“如梦，你今天做了什么?”

　　耶拉曾在另一个专栏里写道，小巷公寓楼的天井里弥漫着睡意、大蒜、霉菌、石灰水、煤炭和油炸的气味，和之前的配方稍有出入。按门铃前，卡利普心想：我要问如梦，今天傍晚打了三个电话给我的人是不是她。
　　荷蕾姑姑打开门，问道：“怎么!如梦在哪儿?”
　　“她还没来吗?”卡利普说，“你没打电话给她吗?”
　　“我打了，可是没人接。”荷蕾姑姑说，“所以我以为你会告诉她。”
　　“也许她在楼上，在她父亲家。”卡利普说。
　　“你伯伯和其他人都已经在楼下了。”荷蕾姑姑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她一定在家里，”卡利普断言，“我马上回家找她来。”
　　“你的电话一直没人接。”荷蕾姑姑说，但卡利普已经转身走下阶梯。
　　“好吧，可是快一点。”荷蕾姑姑说，“艾斯玛太太已经开始炸你的肉馅千层酥了。”
　　冷风夹杂湿雪，把他穿了九年的风衣（耶拉另一篇专栏的主题）吹得劈啪飞扬。卡利普一路疾走。他早已算好了，如果他不走大马路，而是沿着小巷，经过打烊的杂货店、仍在工作的戴眼镜裁缝、守门人的宿舍以及可口可乐和尼龙丝袜的黯淡霓虹广告，那么，从他姑姑和伯伯的公寓到他自己的住家需要花十二分钟。如果他回来的时候也走同样的马路和人行道（裁缝拿了一根新线穿针，同一块布料依然还在他的膝盖上），一趟下来总共要二十六分钟。
　　当卡利普回来时，他告诉开门的苏珊伯母以及餐桌前的其他人，如梦感冒了，而且因为服用了太多抗生素（她把所有抽屉里找得到的药全吞了），所以一直昏睡。虽然她听见了电话铃声，可是头昏脑涨没办法起身接电话，也没有食欲，她躺在病床上问候大家。他明白他的话将激起餐桌前众人的想像（可怜的如梦卧病在床），他也猜到他将引发一场口舌骚动：众人口沫横飞七嘴八舌地提起药房柜台后面卖的抗生素名称，盘尼西林、咳嗽糖浆和喉片、血管扩张剂、感冒专用止痛药，不仅如此，大家仿佛在谈论甜点上的奶油似的，还加上必须与它们同时搭配服用的维他命品牌名称，并转译为土耳其文发音，在子音之间加入额外的元音，更不忘补充这些药品的服用方法。若是在别的时候，这场创意发音和业余用药的庆典或许能带给卡利普乐趣，像是阅读一首好诗，然而，他满脑子全是如梦卧病在床的画面，甚至过了一会儿后，他再也无法分辨自己脑海中孕育的画面，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想像的。生病的如梦一只脚露在棉被外，她的细发夹散落在床上，这些大概是真实的景象，可是其他画面，比如说，披散在枕上的头发、一盒盒药品、玻璃杯、水瓶以及床头桌上的书本，则来自别处（来自电影，或是那些翻译得很糟的小说——她阅读它们的速度就好像囫囵吞咽阿拉丁商店买的开心果），是从学习和模仿中得来的影像。稍后，当卡利普简短地响应他们“热心”的询问时，至少他也不忘特别花费心力，努力学习一位推理小说侦探的聚精会神，试图去区别真实的和想像的如梦景象。
　　是的（当众人就座用餐时），如梦应该已经睡了。不，她不饿，所以苏珊伯母不需要为她煮汤。而且她说不想给那个医生看病，他满口大蒜味，医疗箱臭得像间制革厂。没有，她这个月也还没有去看牙医。的确，如梦几乎足不出户，每天都关在公寓里。然而，不对，她今天一整天都没出门。你在马路上碰巧遇到她?想必是她出去了一下但没告诉卡利普，不对，她说了。所以，你是在哪里遇到她的?她一定是出门到布料行的针线专柜去买一些紫纽扣，路过清真寺。当然，她跟他讲过了。她一定是在冰冷的户外受了风寒。她又咳嗽又抽烟，一整包皮。没错，她的脸白得像纸一样。噢，没有，卡利普没有察觉自己的脸色也是如此苍白，他也不知道何时他和如梦才会停止这么不健康的生活。
　　外套。纽扣。开水壶。等这场家族质询结束后，卡利普发现自己脑中冒出这三个词，但他并没有太过惊讶。耶拉在一篇专栏中以巴洛克式夸张的愤怒写道，潜意识并非源于我们本身，而是产生自西方世界里华而不实的小说，以及他们电影中我们始终学不像的英雄（那时，耶拉刚看完《夏日痴魂》，影片中，伊丽莎白·泰勒一直无法理解蒙哥马利·克里夫心中的“黑暗角落”）。当卡利普发现原来耶拉的私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座图书馆和博物馆后，他回想起自己以前读过一些译文经过删修、充斥色情细节的心理书籍，然后才逐渐明白，耶拉在文章里从潜意识的观点解释一切，甚至包皮括我们可悲的生活。而这吓人又不可思议的潜意识，又被耶拉称为黑暗秘境。
　　他正打算转移话题，以“在耶拉今天的专栏里……”作为开场，不过他突然想到另一件事，于是脱口而出：“荷蕾姑姑，我忘了去阿拉丁的店。”这时，艾斯玛太太小心翼翼地端出甜点，仿佛捧着摇篮里的橘色婴儿，大家开始轮流在甜点上撒碎胡桃。以前他们家族开的糖果店留下了一个研磨钵，现在被用来捣碎胡桃，然而在二十五年前，卡利普和如梦发现，若拿一支汤匙柄敲打这只研磨钵的边缘，它会发出像教堂钟响的声音：叮当!“拿个东西让它停下来，叮叮，好像基督教的教堂司事。”老天，怎么会如此难以下咽!因为碎核桃肉不够众人分，所以当紫碗传到荷蕾姑姑面前时，她很熟练地略过自己（我并不想要），等每个人都传完之后，她还是瞥了空碗底一眼。接着她突然开始咒骂起一个昔日的商业对手，她不只怪罪对方造成眼前的食物缩减，甚至认为所有的收入短少都是那人的责任：她打算去警察局告发他。事实上，他们全都很惧怕警察局，好像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幽魂。耶拉曾在一篇专栏中写道，我们潜意识里的黑暗角落其实就是警察局，专栏刊登之后，局里派来了一位警察，传唤他去检察官办公室做笔录。
　　电话响起，卡利普的父亲接起电话，语气严肃。警察局打来的，卡利普心想。他爸爸一边讲电话，一边面无表情地环顾四周（为了自我安慰，他们选择了与“城市之心”公寓一样的壁纸：常春藤叶片间点缀着绿色纽扣），凝视着坐在餐桌前的众人（梅里伯伯一阵咳嗽突发，耳聋的瓦西夫似乎在侧耳倾听电话内容，卡利普母亲的头发经过一再重染之后，终于变成了漂亮的苏珊伯母头发的颜色）。卡利普也和大家一样，聆听着只有一半的对话，努力猜测另一头是什么人。
　　“不，没在这里，没来。”他爸爸说，“请问你是哪位?谢谢……我是叔叔……不，可惜，今晚没和我们在一起。”
　　有人在找如梦，卡利普想。
　　“有人在找耶拉。”他爸爸挂断电话后说。他似乎颇开心，“一位年长的女士，仰慕者，这位贵妇人很喜爱他的某篇专栏。她想和他联系，问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
　　“哪一篇专栏?”卡利普问。
　　“你知道吗?荷蕾，”他爸爸说，“奇怪的是，她听起来声音跟你很像。”
　　“我的声音听起来当然像一位年长女士，这很正常，”荷蕾姑姑说，她猪肝色的脖子陡然伸长，像只鹅似的。“不过我的声音跟她一点也不像。”
　　“怎么说不像?”
　　“你以为是贵妇人的那个人今天早上也打来过，”荷蕾姑姑说，“与其说她的声音像贵妇，还不如说是一个巫婆努力装出贵妇的声音。或许根本是个男人，在模仿年长女人的声音。”

　　那么，这位年长的贵妇人是从哪儿得到这里的电话号码呢?卡利普的爸爸想知道。荷蕾问过她吗?
　　“没有，”荷蕾姑姑说，“我觉得没必要。自从耶拉开始在专栏里宣扬家丑，他好像写的是一群摔跤选手还是什么，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再感到惊讶。所以我想，也许他在另一篇借嘲笑我们以取悦读者的专栏中，公布了我们的电话号码。不但如此，当我想起我们已故的双亲有多么担心他时，我慢慢明白，如今关于耶拉的事情惟一还能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得知他这些年来恨我们的原因——而不是他透露我们的电话号码给读者消遣。”
　　“他恨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平息咳嗽的梅里伯伯说，胜利地点起烟。“当共产党发现他们不能成功之后，便想发动一场土耳其禁卫步兵式的激进革命。因此，他以他的专栏为工具，想实现他们的梦想。”
　　“不，”荷蕾姑姑说，“这么说太夸张了。”
　　“如梦告诉我的，我知道。”梅里伯伯说，他笑了几声，没有咳嗽。“他之所以自修法文，是因为他被未来的前景冲昏了头，以为自己将来能在这个土耳其禁卫步兵式的激进组织里，担任外交首长或是驻法大使。一开始，我甚至还很高兴我这个从来学不会外语、跟一群乌合之众混掉了青春岁月的儿子，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学习法文。可是，当他越做越过火之后，我便不准如梦与他见面。”“根本没这回事，梅里。”苏珊伯母说，“如梦和耶拉一直见面，彼此关心，相亲相爱如同亲兄妹，仿佛他们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当然有这回事，只可惜我晚了一步。”梅里伯伯说，“当他发现诱惑不了土耳其人民和军队后，他便诱惑自己的妹妹。所以如梦才会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要不是因为我这个女婿卡利普，拉她离开游击队暴徒的温床、害虫的巢穴，现在的如梦天晓得在什么鬼地方，而不是待在家里睡觉。”
　　卡利普盯着指甲，心想所有的人都在想像可怜的如梦卧病在床。他怀疑梅里伯伯是否会在这段每两三个月就要列举一次的指控中，增添一点新意。
　　“如梦本来很可能进监牢的，毕竟她不像耶拉那么谨慎。”梅里伯伯说，无视周围众人的“真主保佑!”，激动之余，他继续列举罪状：“然后，如梦很可能会跟着耶拉混入帮派。可怜的如梦说不定会开始结交贝尤鲁的流氓、海洛因毒贩、赌场黑道、吸可卡因的白俄罗斯人，以及所有耶拉假借采访名义而渗透加入的颓废败类。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女儿跟一群下流人渣厮混，像是来这里寻找肮脏乐子的英国人、热衷摔跤选手与摔跤报道的同性恋者、在澡堂里聚众婬乐的美国荡妇、假艺术家、在欧洲连妓女都当不上更别说演电影的本地明星、因为违命犯上或侵吞公款而被踢出军队的退役军官、嗓子因为梅毒而哑掉的男装歌手、想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贫民窟少女。叫她吃一点‘衣思垂朵米辛’。”他挤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药名，结束谈话。
　　“什么?”卡利普说。
　　“抗感冒的特效药，配上‘贝咳赞’一起吃。每隔六小时吃一次。现在几点?你想她醒了吗?”
　　苏珊伯母说如梦现在大概还在睡。卡利普又想到其他人心里一定都在想：如梦躺在床上睡觉。
　　“才不是!”艾斯玛太太说。她正小心地收起可悲的桌布，尽管奶奶不准许，但受到爷爷的坏习惯影响，大家都把桌布拿来当餐巾擦嘴巴。“不，我不会让我的耶拉在这间屋子里受到排挤。我的耶拉如今是个名人了。”
　　根据梅里伯伯的说法，他五十五岁的儿子，因为自以为了不起，根本懒得来探望他七十五岁的父亲。他不愿意透露自己住在伊斯坦布尔哪间公寓里，不想让他父亲或家里任何人找到他，甚至包皮括总是马上原谅他的荷蕾姑姑。他不仅隐瞒电话号码，还拔掉电话插头。卡利普很怕梅里伯伯会挤出几滴假眼泪，出于习惯而不是悲伤。然而相反，他做出了卡利普所害怕的另一件事：梅里伯伯又再次重申，不理会两人之间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他一直很希望能有个像卡利普这样的儿子——理智、成熟、安静，而不是像耶拉那样。
　　二十二年前（也就是，当耶拉是他现在的年龄时），那时的卡利普不但高得尴尬，两只手臂在举手投足间更显得笨拙得难堪，当他初次听见梅里伯伯的这段话时，他以为有可能成真，他想像自己或许可以每天与苏珊伯母、梅里伯伯和如梦共进晚餐，逃离爸妈饭桌上无色无味的晚餐——每次坐在餐桌前吃饭时，大家都会望向四周墙壁外某个无限延伸的点（妈：有中午吃剩的冷蔬菜，要不要?卡利普：不了，我才不要。妈：你呢?爸：我什么?）。除此之外，他还想到其他令他头晕目眩的事：每个星期天当他上楼找如梦玩时（“秘密通道”、“看不见”），偶尔他脑中会闪过一个念头，假设美丽的苏珊伯母——他偷看到她身穿蓝色睡衣，虽然难得才有一次——是他的母亲（好得多）；梅里伯伯——他的非洲冒险和法律故事令他心神向往——是他的父亲（好得多）；而与他同龄的如梦，则是他的双胞胎妹妹（想到这里，思索着可怕的结论，他迟疑地打住了。）
　　等餐桌收拾好之后，卡利普说英国广播电视台的人正在寻找耶拉，可是一直没找到。然而，这段话并未如他预期地重新点燃大家的喋喋不休，讨论关于耶拉不为人知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也没有激起大家的众说纷纭，猜测他在全伊斯坦布尔有几间公寓，又可能位于哪里。有人说外面下雪了。于是，大家起身离开餐桌，在坐进各自熟悉的舒服椅子前，他们用手背拨开窗帘，透过黑暗寒冷的窗户，望着薄雪飘落的僻巷。寂静，干净的新雪（耶拉曾经在《古老斋戒月夜》中摹写过同样的场景，但目的偏向讥嘲，而不是为了与读者分享怀旧感伤!）。卡利普随瓦西夫走回他的房间。
　　瓦西夫坐在大床上，卡利普在他对面。瓦西夫双手在肩膀上晃动着，然后用手指耙了耙自己的一头白发：如梦呢?卡利普拿拳头敲敲胸膛，咳了几声：她生病咳嗽。接着，他把脑袋一侧，趴在他用双臂迭成的枕头上：她躺着休息。瓦西夫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大纸箱：过去五十年来他所搜集的杂志剪报集锦，很可能是最精华的部分。卡利普在他身旁坐下。仿佛如梦坐在另一边，仿佛她指着某些内容，他们开心大笑。他们检视着从箱子里随意抽出的照片：著名足球选手油滑的笑容，二十年前，他脸上涂满泡沫为一家刮胡霜代言广告，后来有一次他以头部阻挡一记角球，结果脑溢血死了；伊拉克领导人卡塞姆将军的尸体，一场军事政变后，他一身制服倒卧血泊；有名的西西里广场谋杀案的现场模拟（“一名上校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被人戴绿帽长达二十年，妒火中烧，他花了好几天跟踪婬乱记者和年轻妻子的座车，最后开枪射杀车子里的两人。”如梦会用她广播剧的声音说）；还有孟德雷斯总理饶过一头献祭给他的骆驼，照片里，记者耶拉与骆驼在他身后，眼睛望向别处。正当卡利普准备起身回家时，他不经意地从瓦西夫的箱子里抽出两篇耶拉的专栏，吸引了他的注意：《阿拉丁的店》与《刽子手与哭泣的脸》。正好可以在一个注定失眠的夜里阅读!他不需要对瓦西夫比划太久，就借到了文章。后来，当他推辞掉艾斯玛太太端来的咖啡时，大伙也都很体谅：显然“我太太生病在家”的表情深深烙在他脸上。他站在敞开的大门口与众人道别。就连梅里伯伯也说：“当然了，他应该回家去。”荷蕾姑姑弯下腰来，抱起从积雪街道溜回来的猫咪“煤炭”，屋子里传来更多叮咛的声音：“告诉她，快点好起来，叫她快点好起来。向如梦转达我们的爱，转达我们的爱给如梦!”
　　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巧遇戴眼镜的裁缝，他正把店门口的遮板拉下来。在悬着小冰柱的街灯的光晕下，他们互相打招呼，接着一起走。“我太晚了，”裁缝说，或许是为了打破雪夜的深邃宁静，“太太在家里，等着。”“冷。”卡利普回话。倾听着脚下积雪的嘎扎声响，他们并肩行走，直到抵达街角卡利普的公寓楼，仰头可见楼上角落的卧室窗户，透出幽微的床头灯光。一会儿一阵雪飘落，一会儿一片漆黑。
　　客厅的灯是昏暗的，和卡利普离开时一样，走廊的灯仍亮着。一进屋，卡利普便把开水壶拿到炉子上加热，脱下风衣和夹克，挂起来，然后走进卧房，在幽暗的灯光中换掉湿袜子。他在餐桌边坐下，重读一遍如梦留给他的道别信。用绿色钢珠笔所写的信，内容比他记忆中还短：十九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