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张欣武自述）
　　1998年2月中旬，婷儿和欧鹏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当他们还在大西洋上空飞行，拉瑞的报喜邮件已经抢先一步飞到了成都外国语学校。婷儿他们一到家，报社的记者就连夜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成都晚报》在头版用大红标题登出了《蓉城中学生访美载誉归来》，其它媒体也争相报道。不论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是一般市民，都认为他们在美国的出色表现给中国青少年争了光，也给家乡人民争了光。
　　欧鹏和婷儿在积极配合媒体的同时，心里却急得够呛：这次访美足足用掉了1个月呀！高三和高二的同学们，在高考的峭壁上又攀登了一大截了。他们得集中精力尽快赶上。拉瑞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挑战？
　　1998年6月，婷儿正忙着高中会考时，收到拉瑞的电子邮件，他以惯常的简洁方式，开门见山地说：
　　“艾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知哥伦比亚和威尔斯利都有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全额奖学金，当然，他们只接受最棒的中国学生。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直接申请到美国大学读本科？”
　　很明显，婷儿到底愿不愿意到美国读书，拉瑞还没有把握，因为在美国的C－SPAN电视台答听众热线的时候，婷儿是惟—一个表示不打算到美国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在婷儿访美之前，我们全家曾经商量过对婷儿读大学的设想，大家一致的看法，都觉得在研究生阶段再出国更合适。在C－SPAN，婷儿回答的，就是当初的这个设想。正因为如此，拉瑞感到有必要先征询一下婷儿的意见。
　　对拉瑞的这个邮件，婷儿还是重申了原来的设想，并好奇地问：你认为我有多大的把握竞争美国名校的全额奖学金？
　　很快，拉瑞又来了一封邮件。拉瑞说：“竞争的成败不取决于我的推荐信，而在于你有多优秀。不过，我以前推荐的两名学生，被录取后表现得都很出色，因此，我的推荐在学校方面应该有点信用。但这不是有绝对把握的事，这种竞争总是有些不确定的因素。”接着，拉瑞进一步分析了婷儿在中国和美国读大学的利和弊。他毫不含糊地认为，婷儿如果能直接申请到美国大学读本科，显然更有利于将来的发展。他觉得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冒险。不过拉瑞毕竟是个执业多年的律师，职业习惯使他没有把这个结论强加给婷儿，而是希望婷儿认真考虑他的建议。
　　当时婷儿才满17岁，做什么决定，都还需要监护人的同意。所以拉瑞也没有忽略从法律的角度让婷儿征求父母的意见。
　　得知拉瑞的来信内容后，我们3个人先都兴奋了一阵—一我们觉得，拉瑞的态度又一次证实了婷儿的发展潜力。接着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到美国读书，毕竟是关系到一生成败的重大安排，不仔细权衡利弊，不能轻率做决定。况且它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太多太多。一旦确定出国读书，婷儿现有的整个生活安排都需要做出大调整，这就像一辆飞驰的汽车想转急弯一样困难。
　　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托福考试成绩。
　　除了其他各方面的优秀表现之外，拉瑞对托福成绩也很重视，他给婷儿提出的标准是要考到640分一一想得到美国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就得考到这么多。这可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如果托福考得不好，或者其他方面达不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尔斯利学院的要求怎么办？拉瑞也没忘了加上他的看法：如果不能被第一流的大学录取，就不如不到美国读书。
　　拉瑞爱惜人才，那份无私就像洋雷锋，心情的殷切和执著也一点不亚于中国的伯乐。不过，拉瑞也像很多美国人一样，做事极看重效率和成果。他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也需要抓紧时间，多做几件有价值的事情。婷儿要是无法证明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拉瑞也只好遗憾地把她从自己的名单上划掉。
　　由于在此之前，婷儿和我们都把出国读书看成是大学本科读完后的事，以至婷儿除了学校安排的英语课之外，从来没有专门为考托福做过一点准备。
　　临阵磨枪，很容易变成败兆。在临近高三的门坎前，时间贵如黄金，仓促上阵考托福，能考出好成绩吗？
　　拉瑞的建议，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次考验一－不合格，就别“上岗”！艰难的抉择：是否到美国读大学？
　　在是否申请美国大学的问题上，婷儿和我们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使我们决定不下来的原因，正是时间不足。
　　婷儿马上就要读高三了。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高三，用该校历届毕业生们的话来说，是一场“人生的洗礼”。不少往届的高三毕业生都说，正是由于经历了一年的艰苦拼搏，才让他们自豪地宣称，人生没有什么苦是他们吃不下来的。高三学习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学校的作息制度， 要求每一名学生从早上 6： 3O就要到操场参加早锻炼。紧接着，每天的紧张学习任务就像压路机似的，轰隆轰隆地碾将过来、除了午饭后和晚饭后短暂的休息之外，学习一直要持续到晚上10：30。
　　晚自习结束之后，学生们还要自觉开“夜车”。11年寒窗苦读，马上就是最后一战了，都互相较着劲儿，你看书看到12：00，我就要做题做到凌晨1：00才肯罢手。
　　这样一来，睡觉不足就成了普遍问题。婷儿高三的时候加上中午打个旽的时间，平均每天能睡上6个小时就不错了。
　　如果婷儿决定申请美国大学，立刻就全面临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局面。学校的任务，一个字也不能少，这意味着每天要在早上6：15起床，午夜12：00睡觉。另一方面，要填写的美国大学申请表，堆在一起差不多将近一尺厚，同样也是一个字不能少。那又会在几点钟才能睡觉？
　　拉瑞只推荐婷儿申请名牌大学，而名牌大学即使在美国，也是供不应求的。竞争的主要对手将是那些早就在摩拳擦掌的美国优秀中学生。访问美国期间，婷儿亲眼看到了美国学生准备参加“高考”的方式—一由于美国中学都是学完一门课，就结业一门课，不像中国把6年的功课集中到一起“秋后算账”。早在11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二，美国中学生就已经相当轻松了。他们只要参加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的“学者资质考试”（SATI），就有资格申请读大学。婷儿跟美国学生竞争，就像一名举着杠铃的运动员，与一群轻装的短跑运动员赛跑一样，从态势上看就很不利，不能保证成功。
　　所以国内高考，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这历来是兵家大忌。
　　是否申请美国大学，成了婷儿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此时的婷儿已经比以前成熟多了，她知道做重要决定的方法。
　　还在初中阶段，我们就多次教过婷儿：面临重要抉择时，务必“集思广议”。她牢牢记住了这套方法。她善于遇事先开“家庭会”，让我们各抒己见。等把方方面面的利弊都抖了个底朝天，她再最后拍板。用这个办法，她不止一次解决过棘手的事，尝到了“借脑’的甜头。
　　我们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虽然没有很快做决定，但思路却逐渐变清晰了——
　　由于家庭财力的原因，只能考虑申请美国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即使是能得到美国方面的半奖，也不能考虑，因为剩下的学费对我们来说，仍然无法承受。
　　1998年，哈佛学费为21342美元，加上房费、书本费、健康保险、日常生活服务费等等，总额是33250美元。这还不包括长达3个月的暑假生活费用。其他美国大学也大同小异。哥伦比亚大学这年收费33296美元，比哈佛还高。普林斯顿收费33O40美元，布朗大学稍低，也要交31950美元。它们任何一家每年收费的1／4，都会使大多数中国工薪族裹足不前。
　　我们不想让婷儿到美国去打工挣学费，面对沉重的生存压力，又处在身体疲劳和学习紧张的夹磨中，怎么可能把知识学扎实？何况还有安全隐患。
　　况且，婷儿也非常看重国内大学，就在国内考一所好大学读完本科也不错。国内名牌大学扎实的学风，同样能为婷儿一生打好基础。为了避免两头落空，国内高考不能放弃！
　　几经商讨，渐渐地形成了一致意见一－在现有条件下，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激发婷儿的潜能，把一分钟掰成几分钟来用。另一方面，爸爸和妈妈也要全力以赴，当好“后勤”’。
　　如果时间还不够怎么办？那就适当降低国内高考目标，放弃北大，必要时准备接受二流大学。这对婷儿是个痛苦的决定，一想到可能会失去读北大的机会，她甚至流下了眼泪。
　　付出这些代价的目的，就是要对那些世界一流大学、那些似乎不可企及的目标发起一次冲击。即让失败了，也要败得一生无憾！
　　颖一一美国名校的中国女孩
　　6月底，拉瑞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告诉婷儿一个新的消息：
　　颖，一位威尔斯利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将要到成都做暑假实习。拉瑞希望，她能在语言和其他方面给婷儿提供帮助。
　　不久，婷儿接到了一个女孩的电话，声音甜甜的，一口挺标准的普通话。这就是刚从美国抵达成都的颖。颖希望尽快跟婷儿见面。
　　我们要婷儿邀请颖到家里来作客，希望这位远离父母的女孩能多感受到一点关爱之情。
　　几天之后的一个周末，颖来了。年龄跟婷儿差不多大，个子高高，面容清秀，是那种一眼之下，就让人感到清纯无邪的女孩。
　　颖从小学五年级起，就随父母移居美国，后来又加入了美国籍。无论是用中国标准，还是用美国标准来看，颖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孩。她到美国的时候是11岁，短短的9年时间里，她从英语ABC开始，迅速把美国绝大多数的同龄女孩远远甩在了身后，考进了这所每年招生仅500多人的顶尖级美国女子学院。
　　如果不说英语，仅从外貌上，不容易看出颖从小在美国长大。她坐在那里微笑着，更像是邻居家的乖乖女。
　　有不少中国人出国之后，由于长期不说中国话，不仅口音会出现变化，而且在说中国话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卡壳”的现象。可是颖的普通话讲得非常流利、自然。她自诉我们，她在美国经常看中文报刊，所以中文一点也没有丢。
　　在颖的身后，我能想象到她的父母一－尽管移居异国，仍然怀着对故土深深的眷恋，而且非常明智地使颖在融入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保留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热爱。实际上，这种同时熟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孩子，将会比那些“比美国人还美国人”的华人子弟有更大的发展余地。
　　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有兴趣地观察到，她跟一般中国女孩有一点明显区别——目光不同。
　　大多数中国女孩跟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面对认识不久的人，极少有目不转睛注视着对方的习惯。但颖谈话时常常专注地直视对方，一点也没有目光的游移。这是西方人常见的习惯。而且她的目光既直率又坦诚，让人从目光的交流中，就能很快了解她。
　　颖和婷儿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每到周末，婷儿从学校一回家，就给颖打电话，约好时间，邀请颖到我们家来。有时，颖也会打电话过来，很直爽地问：“我到你们家来玩，好吗？”“长春藤联校”和“超级微型学院”
　　颖向婷儿推荐了一批美国大学，清一色都是一流学校。仔细看这些学校的名气和条件，只觉得每一所都让人怦然心动。
　　颖跟婷儿接触以后，了解了婷儿的实力，觉得婷儿有能力问津这些大学。
　　大体上颖推荐的大学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著名的长春藤联核 （IvyLeague），以哈佛大学为首。另一类是被美国人称为“超级微型学院”（SuperMinicolleges）的一批最有名的文理学院。
　　美国的“长春藤联校”，或称“长春藤大学”，是美国东北部开发最早的地区的一批最负盛名的大学，一共有8所，即：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在它们的校园里，有许多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建成的古老校舍，红砖的墙壁上爬满了浓密的长春藤，于是“长春藤”就成了它们的代称。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这8所大学无一例外地总是被排在最高的“明星级大学”的行列。

　　“文理学院”（LiteralArtsCollege），在美国是指那些只有文、理两科的学院。而美国人所说的“超级微型学院”（SuPerMinicolleges），则专指美国东北部地区几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小型文理学院、如威尔斯利学院、安姆赫斯特学院等等。
　　“微型”，是说它们的规模都很小，其中，蒙特豪里尤克学院，目前的在校学生只有2054人，全部是女生。威尔斯利学院只有2300人，也都是女生。安姆赫斯特学院是男女合校，规模更小，只有区区1600名学生。
　　“超级”，则是说它们的档次都相当高。尽管它们规模都不大，也都没有设立研究生院。但由于它们都在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里建立了极好的学术声誉，师资力量非常强，在它们的教授中，同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泰斗级的人物。它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大都能考入出色的研究生院，或是找到颇不错的工作。所以它们在美国历来是美国的尖子学生竞相角逐的目标。
　　颖建议婷儿也去申请几所“超级微型学院”。
　　颖问婷儿推荐的大学中，首先是她正在就读的威尔斯利学院。该校历来是美国公认最好的、带有贵族色彩的女子学院。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就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当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之所以能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到广泛的外援，就跟她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的履历和教养有很大关系。威尔斯利学院还出过不少名人，最近的一位，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莱特。
　　除了名气，该校还有许多吸引人之处：它对学生学业实行高标准的要求，使学生们普遍都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所实施的学术交流计划，使学生们有机会进入美国其他最好的大学去博采众家之长。与之交流的大学中，就包括美国的“清华大学”——MIT （麻省理工学院）。这对不满足于一般文科课程的婷儿，吸引力非常大。她希望自己的求学经历中，有一定程度的工科背景。
　　威廉姆斯学院，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名牌文理学院之一。它的教授中，从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之高，在美国的文理学院中也是数一数二。这所学院教授与学生的比例大约是1比1O，这使学生们即使在课堂外，也有大量时间同教授们一起切磋学问。这所学院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机会到国外和校外从事自己选择的研究计划，学生们开阔眼界的机会之多，可想而知。
　　达特茅斯学院在美国最棒的明星级大学中，被排到第8位。它的学水声誉被列为最高的五星级。拉瑞当年就是这所大学出来的。达特茅斯的老校长迪基为该校确立了放眼世界的传统，这对培养能在国际舞台上驰骋的人才非常有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该校的很多课程都有机会到国外去做研究。学哲学的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学戏剧的到英国伦敦，学生物的到中美洲和加勒比诸岛国，学亚洲研究的要到中国和日本。对世界的了解融合在学习的过程中。
　　哥伦比亚大学也是拉瑞建议申请的主要目标。在强手如林的美国众多大学中，它的排名和学术声誉一直都被排在最高的一档。它的校长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它的教授和毕业生中，诺贝尔奖桂冠获得者的人数，在美国各大学中名列前茅，有56人之多。由于它不同寻常的优越地位，它对生源的要求也极高。对海外学生，光是托福成绩，最低限度都要达到600分以上。如果想拿奖学金，各项要求之高，更是不难想象。
　　但是，所有这些大学中，没有哪一所对婷儿的吸引力能超过哈佛大学。富有魅力的哈佛
　　美国的《时代》周刊曾以“推动美国的25双手”为题，评选出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25位美国人。在入选的教授、科学家、宗教领袖、政治家、企业家、影业巨子等人物当中，哈佛大学的教授或毕业生就占了7人，超过了总数的四分之一。
　　哈佛的教育资源是得天独厚的。它的毕业生和教授，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比例最高的群体之一。
　　在各种学术领域的前沿，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实验室里，在叱咤风云的政坛上，在众多高科技产业、投资银行业... 无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以他们的活力和智慧，使他们所在的领域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能到哈佛大学读书，实在是一种殊荣，一种不寻常的幸运！婷儿若想得到这样的幸运，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精心准备，因为她将要与之一较高低的竞争对手们，都是美国和世界各地顶尖级的高中毕业生。
　　而婷儿当时最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报不报考哈佛大学呢？婷儿在犹豫。但是颖说：“如果不申请哈佛，你会后悔的。”于是，婷儿把哈佛大学也列进了申请名单中。拉瑞得知婷儿把申请范围从两所大学扩大到11所，而且还包括了哈佛，马上表示支持。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设想，已经由拉端的建议变成了婷儿自己的计划。
　　这既是一个令人咋舌的目标，也是一副沉甸甸的重担。
　　“借脑”与预测
　　为了争取时间，婷儿先发出了一批索要入学申请表的电子邮件，然后开始征求我们对这个初步名单的看法，以便拟定一个更妥当的名单，用成本较高的国际信件去索要入学申请表。
　　“你们觉得怎么样？”婷儿指着这份名单问。
　　“你呢？”婷儿的妈妈反问道，“你喜欢这里面的哪一所？”
　　“任何一所！”婷儿向往地回答，“能被这里面随便哪家录取，我都够满意的了。”
　　确实，能被其中的任何一所录取，都是足以令人自豪的。
　　我把名单反复看了好几遍，掂量着它们的分量。申请哪些大学，是事关婷儿一生前途的大事，需要有准确的预测。不论是估计得过高，还是过于保守，都会带来实际损失。
　　那么，婷儿有多大把握被这些学校录取呢？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对这个问题，我相信只要掌握了规律，对事物就有办法做出较准确的判断。古人常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一就连战争这样高度复杂的事物，都是可以事先判断胜负的。
　　我心里像放电影似的，十多年来的往事一件件从心底浮现出来。我仔细掂量了婷儿在课内课外的表现，还有那些并不体现在成绩单上，却是成功者必不可少的种种良好素质，心里渐渐觉得有底了。我认为颖对婷儿的评价是可信的。婷儿完全可以根据颖的这个大学名单去搏一搏。
　　事后证明，这份精心筛选的大学名单，对婷儿的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她报考的11所大学，大部分（大约70％）或者录取了婷儿，或者把婷儿列为候补录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考“托”的根基在哪里？
　　事情一旦决定，婷儿便说干就干。她面对的第一关，就是托福考试。婷儿的计划是一放假就开始准备托福。我的任务是帮婷儿报名。
　　7月2日下午，我提前下班赶到四川大学校园，中国国外考试协调处四川考试中心就在这里。到这里来参加托福、GRE等国外标准考试的考生，不仅来自四川，还有一些来自云南、贵州和西北地区。那一天我很悠闲，不慌不忙地在下午4点钟才来到报名地点。先是看了一下挨得最近的托福考试时间，8月8号的考试肯定来不及啦。第二场考试呢？还早，要等到10月24目呢。再仔细看报名的截止日期，吓了我一跳一一7月1日报名，7月2日截止报名。而今天，竟然就是7月2日，还差1个小时，就要截止了。这真是鬼使神差！
　　下一次托福考试的时间是在3个月之后——下一年的元月16日！等到那时再考，成绩就要到1999年3月份才能寄出来，这样一来，将会错过绝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允许的期限，其后果不仅是耽误整整一年时间，更大的可能，是婷儿将会被迫放弃去美国读本科的整个计划。
　　这件事是婷儿申请留学过程中的一次“险情”，回想起来，真让人有点后怕。它提醒我们，小事也不能疏忽。
　　报上了名，就忍不住想：婷儿的托福究竟会考得怎么样呢？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婷儿肯定能得到高分，因为语言潜能也是我们从婷儿小时候注意培养的目标。
　　婷儿的外语能力明显胜于一般人，学起来特别轻松，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婴幼儿阶段有意培养的结果。婴幼儿阶段的双语习惯，能够同时促进语言能力和智力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婷儿受过这种训练，在语言方面一直特别敏感，尽管在初中之前没有正式学过英语，但一进外语学校，就轻而易举进入了角色，并按照我们的要求，很快做到了“英语拔尖，口语流利自如”。另外，我们也十分了解成都外语学校的教学水平。该校学生掌握词汇量比普通中学的学生高出一倍以上，在此基础上，学校又十分重视听力和口语训练。而且从初一年级的学生上第一堂英语课开始，老师就要求学生们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6年下来，大多数学生说英语都能达到不假思索的地步。比那些需要先在脑子里把汉语翻译成英语的学生，显然强得多。婷儿又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考托福得高分当然不应该成问题。
　　同时，对婷儿英语水平的现状，我们也有不少机会耳闻目睹，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1998年初应邀访美期间，婷儿曾经到著名的威尔斯利学院访问过，并且坐进该校的课堂，听过美国的大学课程。在一节微观经济学课上完后，美国老师对这位中国中学生的听课情况特别关心，专门过来问婷儿：“艾米，我讲的课你听得懂吗？”
　　“是的，我听得懂。”婷儿答道。然后，她不慌不忙，把刚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要点用英语完整地复述了一遍。美国老师在惊讶之余，不禁连声称赞。
　　在华盛顿参观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婷儿曾经跟肯尼迪大法官探讨过一个在最高法院引起争论的民权方面的案例。给在场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她思维的敏捷和清晰，也包括了她几乎无懈可击的英语口语。这一点，后来被拉瑞反复提到。
　　另外，在拉瑞提出到美国读大学的建议之前的一个月，我们刚刚接待了一位美国兰登学校的宗教课老师一一我们的好朋友艾莉·约翰逊。艾莉的祖先是几百年前就开拓美国的早期英国移民。她说的英语是十分标准的美国东部口音。我从旁边观察了一阵，看着婷儿跟艾莉谈天说地，不时还开开玩笑，发觉她对那种十分生活化的、听起来含含糊糊的英语口语也十分适应。说英语的流畅程度，跟她说汉语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
　　尽管基础良好，婷儿对10月份拿下托福高分心里还是没底。
　　一方面是由于时间太仓促了，另外，词汇量离托福高分的要求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托福要想考好，词汇量应该达到8000——100O0。而婷儿在六七月份掌握的词汇量大约还在5000多的水平。两三个月里，拿下将近5000词汇，还要练得烂熟，难度大得吓人。
　　“你们觉得我能考到600多分吗？”婷儿问我们，口气显得不大自信，她毕竟还只有17岁，压在身上的担子确实太重了。
　　妈妈笑着给婷儿打气说：“现在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你要是考到600分，咱们就到馆子里去好好吃一顿，庆祝庆祝。”
　　迎战托福，苦干加巧干
　　暑假里，高二统一安排留校补课半个月。为了争取时间，我赶紧到外文书店帮婷儿买了一本专门扩大词汇量的书，让她先背起来再说。
　　7月中旬婷儿一放假，自己又到外文书店买来了几种她所能见到的最好的托福教材和磁带，争分夺秒地学了起来、她用了15天的时间来扩大单词量，然后到四川大学外国考试中心参加了托福模拟考试——一上次报名时，我同时给婷儿报了托福辅导班的名，这个辅导班的辅导方法只有一个：用过去的托福考卷进行模拟考试。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辅导。
　　第一次模拟考试结束后，婷儿调皮地拦住我说：“猜猜我的得分吧！”
　　“570。”我故意说低点。
　　“哈，错了！是613分！”接过婷儿递过来的得分清单，我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欣喜——这一下，我对留学的结果开始有数了！
　　这次摸底测验，婷儿还欣喜地发现，自己拥有一件“秘密武器”一－对有些尚不掌握的词汇，她能根据上下文的语境，猜个八九不离十。这是访问美国带来的又一个收获。访美期间，婷儿天天都泡在美式英语的汪洋大海里。她是个有心人，尽管参观访问十分紧张繁忙，仍然时时注意提高自己的美语能力。短短一个月，她不仅进一步熟悉了美国口音，而且学会了不少美式英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无意之中给考托福做了很好的铺垫。第二次模拟考试婷儿得到了620分，随后的两次模考都达到630分（满分677）。这离她开始备战托福，还不到20天。这个结果，使婷儿信心大增。

　　对婷儿托福模拟考的得分，我做了仔细的分析，我发现她最强的是专考听力的第一部分，很少有错。第二部分考的是结构和书面表达。这一部分的分数占整个托福满分的一半以上，婷儿丢分，大部分都是在这里。但是总的来说，丢分还不算多。如果突击一下有关的知识，还可以进一步减少失分。第三部分考阅读理解，又是婷儿的强项。
　　然而即将从北大毕业的李响告诉婷儿，正式考试一般会比模拟考试低10－3O分左右。婷儿要想考到拉瑞希望的640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婷儿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现有的托福教材都不实用，讲词汇多，讲语法多，可就是对托福实战讲得太少。学外语的实质，应该是实战重于理论，托福尤其如此。用这些教材准备托福，有点隔靴搔痒，怎能奏效？怎么办？婷儿思来想去，觉得应该换教材。可是哪儿有合适的教材呢？看来，还得去找北大的高材生——李响。
　　李响说，北京能买到不错的托福教材，北大很多学生都在用这种教材。妈妈立刻往北京打电话，把此事托付给了自己少女时代的密友——李苏芬。李苏芬的先生陆剑二话没说，马上撂下自己的事，开车直奔目标，用最快的速度买到了教材，火速寄了出来。
　　在等待新教材期间，婷儿毫不放松，争分夺秒地用老教材扩大自己的词汇量。一个多星期后，引颈以待的托福教材和配套的二十多盒磁带终于寄到了。
　　这下子，婷儿如虎添翼，进度更快了。
　　高三开学后，婷儿原想请假两个月自学英语，妈妈出面和校领导谈了几次，未被批准。学校是好意，主要是怕她两头落空，同时也不愿失去一位原计划冲刺北大的“状元苗子”。但校长们最终还是答应了，在临考前一个星期特许婷儿不上课。
　　班主任张惠琴老师在这一特殊时期给了婷儿特别的支持——特讲婷儿每天晚自习时在教师休息室准备托福，其他老师也在张老师的拜托下给予婷儿宝贵的理解和支持。婷儿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哪怕只有三五分钟，也要拿起托福教材看几眼，戴上耳机听一段。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晚自习是难得的整块时间，婷儿在张老师的办公桌上争分夺秒地学啊，练啊，自我模拟考试的最好成绩终于达到了670分。
　　求保险，“杀鸡用牛刀”
　　10月下旬转眼就到。按婷儿的实力，已经可以正式上“战场”了。
　　临考前，我陪婷儿去看考场。同批参加这次托福考试的，大约有五六千人，把川大的一个礼堂坐得满满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看起来都是本科毕业生，或者年龄更大。婷儿几乎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坐在这群人里面，显得很打眼。我们旁边是一位川大的研究生，胡子茬刮得发育，看上去很老练。他发现了婷儿这个“小字辈”，很好奇，跟她聊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问我：“你女儿这么小，就让她出国，放不放心？”
　　我笑着点点头说：“她还行。应该能对付！”
　　考试那天，妈妈陪婷儿一起去考试中心，以免路上遇到偶然事件使婷儿不能顺利到达考场。我们家习惯在重要的事情上加保险。
　　但是，考试结束后，婷儿带来的消息似乎不大好：“唉，可能没考好！”她委屈地噘着嘴说：“好倒霉呀！考试的程序跟模拟考试好多都不一样。害得我开头几题都没做好。第二部分开始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多年来，每门课考完之后，婷儿总是埋怨自己考得不好，这道题做得不理想，那道题可能出错了。我们知道，这是她做事求完美的表现。绝大部分情况下，考试结果出来后，往往都还不错。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这毕竟是一次关键考试，考得不好，将会满盘皆输。我们宁可相信这次托福没考好，也不能盲目乐观，把计划建立在不牢靠的沙滩上。
　　这次托福考试的成绩，最早也要到12月份，才能通过越洋电话查到。两个半月之后的下次托福考试，报名日期却近在4天之后。如果真考得不好，必须马上决定是否需要再考一次。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元月份再考一次吧？”婷儿犹豫地说、我知道她犹豫的是什么—一托福考试报名费每次是665元。婷儿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既想保留再考一次的机会，又不愿意让父母为她花这笔可能根本不需要花的钱。
　　“行！我再去给你报名。”我笑着同意了。尽管妈妈认为没必要，但还是支持婷儿“杀鸡用牛刀”。
　　在等待托福成绩的日子里，刘亦婷度过了她有生以来最忙碌、最艰苦的两个月。每天，在完成了学校非做不可的一切学习任务之后，剩下的分分秒秒——一短暂的课间、饭后、熄灯铃响过后的深夜...几乎都用到了申请工作上了。
　　各式各样的表格，多得似乎无穷无尽。一篇又一篇的Essay （作文、随笔），这一篇要500字，那一篇要300字，各种要求，变化无穷。字字句句都要反复斟酌，力求完美。
　　比如说：“假若你写了一本300页的自传，请提交第217页。”“假如你招生，要问问题，问什么问题？自己回答，字数不限。”“描述你对第一年大学生活的展望，你的存在将会怎样在校园里被知道？”“讨论一个对你而言重要且关心的个人、当地、国内和国际问题”... 校方希望通过精心设计的种种问题，达到“以与各种成绩、分数和客观资料不同的方式认识你”的目的，刘亦婷怎敢掉以轻心！那些日子里，婷儿经常夜里三四点钟才能上床睡觉，有时候累得在电脑前掉眼泪，但早上妈妈一叫，她仍会一轱辘爬起来赶到学校去上早自习。就这样，为了心中的梦想，她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不仅按计划完成了留学申请，而且以“全优”成绩结束了高中的学习，并在高考“一诊”中仍然名列前茅。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美国传来的托福成绩不多不少正是想要的640分。
　　帮婷儿查询托福考试成绩的是她在美国读研究生的表舅。主办托福考试的ETS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通了一个专门的查询电话。付10美元的查询费后，就可以通过打国际长途，提前得知结果。电话查询的时间刚到，热心的表勇就把ETS的电话拨通了。一问，把他高兴坏了——640分。
　　半个多月后，我到四川大学的考试中心去取婷儿的托福成绩通知，顺便问了考试中心的一位老师：“你们这儿托福能考到640的每次有多少？”
　　“很少。大概百分之一二的人吧！”那位老师答道。
　　在一群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当中，婷儿考出这样的成绩，干得真够漂亮的！
　　那位老师好奇地问我：“你的娃娃得好多分吗？”
　　“640！”我不无自豪地答道，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大局已定——我当时有了这样一个直觉。
　　值得庆幸的决定
　　在婷儿填表的先后顺序上，哈佛大学原来被排在最后。因为哈佛大学要填的表格实在是太多了。它所要求和建议你提供的材料，也超过其它所有大学。别的大学特别注明“不要寄成捆的获奖证书”、“不要寄录音带、录像带”... 哈佛却愿意接受你认为能证明你能力的各种东西。
　　当时，对其他已经选定的目标大学，申请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婷儿的运转速度已经由货车变成了赛车，只顾得上超速飞奔，顾不上停下来重新选择方向。偏偏哈佛大学的交表截止时间比哪家大学都早。随着时间流逝，哈佛大学的表格越来越没有希望排上号了。
　　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忍不住问婷儿：“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信心，已经决定不报哈佛大学了？”
　　婷儿说：“如果我报了哈佛，很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如果不报哈佛，我一定会遗憾一辈子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填表呢？”
　　“你看我哪有时间嘛！”婷儿委屈地说，“我每个星期只能在周六晚上回家才用得成电脑，就算我不洗澡、不睡觉，也填不完这么多表格呀！”说完又埋头忙她的去了。
　　是啊，妈妈想，现在决定胜败的不是干劲，而是时间。看来，光是由父母把她的生活琐事包下来还远远不够，还得另想办法，帮婷儿把赛车的油门踩到底。
　　如果婷儿能够每天晚上回来用几个小时电脑，第二天清早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我们家离外语学校并不近，不论是骑车还是赶公共汽车，单程都要一个小时以上。而且婷儿下晚自习之后，早就没有公共汽车了。在这样疲劳的情况下，骑车往返也不安全、怎么办？
　　妈妈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每天由妈妈坐出租车接送婷儿，这样，就可以每天多出至少4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来，而且非常安全。婷儿忍不住欢呼道：“妈妈简直是天才！”
　　妈妈又说：“所以还是应该报哈佛！这样增加的负担不能说很多，但是可能得到的收获，可就太大了！”
　　这话跟我的想法正好相合！我们固然对哈佛没有绝对把握，但凭婷儿的实力，希望还是相当大的。
　　婷儿觉得我们的想法很有道理，立刻欣然点头表示同意。在许多次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刻，尽管方案并不都是她自己提出，但她总是能敏锐抓住那个正确的答案，并漂亮地付诸实施。就连拉瑞，也经常称赞她的判断灵敏而准确。
　　这样一来，哈佛的表格材料，反而完成得最早。对婷儿的一生来说，申请哈佛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决定！爸爸妈妈的“秘密武器”
　　为什么我们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下定决心，支持婷儿走出一步“腹背受敌”的险棋？并且支持婷儿提前使用生父提供的在国内读本科的钱，用于申请留美的各项开支，而不怕“往水里丢钱”？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深知，婷儿具有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良好的身体素质。这是我们在她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她的一个重要素质。虽然当时，她还不能掂量出这种素质的重要价值。
　　那时我们就预见到，有朝一日，她必然会面临承受能力极限的考验。于是我们提前给她上完了这一课—一承受力极限训练。跳绳、捏冰、跑步、长距离游泳... 一次又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安排，都是有意让她经受各种身体和心理极限的锤炼锻打。于是不知不觉中，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婷儿渐渐有了一股强韧的承受力。一般孩子所不能忍受的身体和意志的重负，她都能习以为常。
　　同样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后勤保障能力”能帮助婷儿克敌制胜。
　　如同打仗一样，谁胜谁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打后勤保障能力。在婷儿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我们精心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后勤保障”措施，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否则，也许她运转不到一个月，就会疲惫不堪。放养有价值的人生追求。
　　婷儿能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后竟然还能以不寻常的高效率完成了申请美国大学的复杂程序，并取得成功。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听说这一点后，都感到非常惊讶。
　　的确，睡眠不足，是个大问题。有一个有名的动物对比实验，证明了睡眠甚至比食物都重要。一只兔子如果得不到任何食物，只给它喝水，大约可以维持将近半个月的生命。如果给它充足的食物，而得不到任何睡眠，每当它一想睡觉，就敲锣好鼓把它搞醒，那么熬不到一个星期，它就会死去。
　　可是，我们自信拿得出一套十分有效的科学措施，能帮婷儿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使疲劳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即使是一天只能睡3－4个小时，连续运转两三个月，也能保证她这根“弦”不致绷断！

　　这些措施尽管听起来简单，但它们综合到一起的效果，却是十分显著的。
　　第一个措施，是坚持体育锻炼，无论多累多乏，每天仍然要求婷儿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因为在学习最紧张的时候，承受压力最大的不是肌肉，而是大脑。要想让大脑减轻疲劳程度，就需要通过体育活动来松弛紧张的脑细胞，改换大脑兴奋点的区域。人类的大脑是一种奇特的“自动化设备”，当它疲劳过度，处在即将受到损害的边沿时，就会自动进入自我保护状态，就像电冰箱超负荷过热会自动停机一样。大脑的这种程序叫做“保护性抑制”。到了这一步，大脑会自动拒绝工作，于是，就啥欠连天，效率低下，昏昏欲睡，以便保护自己不受损伤。
　　婷儿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最紧张的阶段，每天都要跑步，课间就跑楼梯或练起蹲。动静结合，使大脑处于交替兴奋状态，避免了把“弦”绷断。
　　营养，是又一个有效的措施、如果把大脑比喻成汽车，营养物质就是发动机的燃料。这方面，我们多年来已经摸索到了不少规律，早已驾轻就熟。婷儿从小也在饮食方面养成了一套好习惯——一懂得按科学的营养需要吃饭。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当别的孩子可能点着菜名吃口味、吃花样的时候，婷儿就已经习惯于问：“我这顿饭吃什么蛋白质呀？”
　　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我们为婷儿精心安排了一套非常健脑的食谱，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非常容易消化，此外还有各种水果，全都洗净消毒，拿起来就能吃，又省时间又卫生。这套食谱，使婷儿的头脑始终营养充足，运转灵活。
　　另一个措施就是前面提到的“拿钱买时间”。原来为了培养婷儿的自立能力，上学放学一律坐公共汽车，每次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一律自己想办法带走。现在每天晚上妈妈到学校传达室等婷儿下晚自习，然后坐出租车赶回家。婷儿一上出租车就靠在妈妈肩膀上打旽。一次能睡15分钟，还节约了途中的45分钟。妈妈每次看着她累成这样，真是心疼。
　　不过，妈妈也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没有为婷儿的劳累而动摇决心。俗话说“慈不掌兵”，在孩子需要去“冲锋陷阵”的时候，只要不至于把弦绷断，我们从来不会屈从于内心的软弱和伤感、就是在这种精神的多年熏陶下，婷儿也养成了不轻易向任何困难屈服的性格。
　　此外，我们在这些年里，还找到了某些具有恢复疲劳动效的保健食品。通过自己的亲身试验，屡试不爽。据说马俊仁的弟子们屡屡创造长跑佳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马俊仁找到了恢复疲劳的鳖场良方。我们发现确实有些食品能显著减轻大脑疲劳，使人承受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体力和脑力消耗。这使婷儿在申请留学的过程中如虎添翼。
　　面谈，充满挑战的机遇
　　在哈佛大学的入学申请表上，有一个“是否希望面谈”的选项，婷儿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打了个钩一－她非常希望有机会跟哈佛的代表见见面，她相信哈佛选派的面谈人，一定会有一双慧眼。
　　不少美国大学都在招生指南中反复强调—－“建议面谈及访问校园”；“强烈建议面谈”，等等。对有经验的招生人员来说，短短半小时的面谈，有时可能比几十页的材料还能说明问题。
　　面谈人（Interviewer），是每次面谈时，与申请人直接谈话的人，也是面对活生生的申请人直接下结论的人，他们是招生委员会延伸的耳朵和眼睛，对能否被录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申请留学时得到了面谈的机会，一定要认真对待！
　　与申请人面谈的一般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申请人直接访问大学校园，面谈人当然就是该校招生办公室的官员。但是很多情况下，面谈地点并不在大学校园，甚至不在美国本土。如果申请人分布的地点比较集中，美国的大学还有可能派几名老师出来跑一圈，可是如果申请人遍布全球，学校直接派老师来面谈就很难做到了。于是，很多美国大学形成了一个传统—一利用本校的毕业生来当面谈人。这些毕业生既熟悉本校的招生要求，又对母校怀着深厚感情，一般都会忠实执行母校的使命，确实是非常恰当的人选。不言而喻，客观公正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哈佛在1998年的招生中，就公布了在美国之外的30多个国家的80多位面谈人的姓名、住址、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并指明只能在当年9月15日以后，才能开始与面谈人联系。他们分布的地点包括巴哈马群岛、塞浦路斯、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小国和地区，但公布最多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光一个德国，就有11个哈佛面谈人，比公布出来的整个非洲或亚洲的哈佛面谈人加到一起都多。这也大体上反映了哈佛在这些不同国家招生的数量或比率。
　　招生面谈到底谈些什么？很多有可能得到面谈机会的中国学生，对此都会很感兴趣。
　　说来很有意思——一般情况下，完全像是随意的闲聊，不拘形式，不限话题，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不过这种时候你却得留神，面谈人士一面和颜悦色地让你松弛紧张的心情，鼓励你叙述自己的见闻和经历，表达你的思考和见解，不时还引导一下偏离的话题；另一面会十分认真地听你说的每句话，力图深入了解你的内心世界、你的潜力、你的素养... 当你离去之后，他还会写出一份详细的报告，向母校叙述他在你身上观察到的一切，包括他得出的至关重要的结论——你对该校是否合适。
　　不妨说，面谈很像是一次气氛轻松友好的全面“检验”。
　　一般而言，那些名牌大学的面谈人都会是些感觉敏锐、眼光犀利、富有经验的人，他们对申请者的观察不是入木三分，也是八九不离十。因此他们的意见，也会很受母校的重视。
　　要求面谈的表格是按时寄往哈佛了，可是回过头来看哈佛公布的面谈人清单上，中国的一栏只打了一个星号。这意味着，哈佛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定的面谈人。婷儿在此之前跟别的大学也要求过面谈，可是不幸被告知：“抱歉，无法找到在中国的面谈人。”
　　不知道哈佛在中国有没有现成的面谈人。初选过关的信号
　　其他的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着，电子邮件来来往往，一份又一份的表格照要求填好又寄出，不时会收到哈佛寄来的一封航空邮件，通知说哪些材料已经收到。可是，却久久没有提到面谈的安排。这位人隐隐感到担心。
　　2月初的一天，哈佛招生办突然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很抱歉地通知婷儿说，他们无法在成都找到一个能做面谈的哈佛毕业生，并问婷儿是否可以到上海或北京去面谈，并要求婷儿补充一份能让招生委员会了解她学业水平的论文。
　　这个邮件让我们又惊又喜，看来，婷儿已经在初步筛选中引起了哈佛招生办的兴趣！
　　我们马上把这个邮件转发给拉瑞，拉瑞的反映比我们还兴奋。他立即行动起来，拜托他在北京和成都两地认识的美国人，帮助婷儿查找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的哈佛毕业生——拉瑞深知婷儿正处于时间紧缺状态，他也希望婷儿少跑一点路，多一点准备高考的时间。
　　我们也到处托亲拜友，希望在较近的城市找到一个哈佛毕业生当面谈人。
　　就在我们的长途电话快打出点眉目的时候，拉瑞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我找到了一个哈佛毕业生...”
　　拉瑞找到的这位哈佛毕业生，竟然就在成都！他就是做新闻文化工作的乔一一Joe（JosephBookbinder）
　　乔80年代毕业于哈佛，他的为人，正像我们所想象的哈佛毕业生那样——充满活力和激情，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也抱有啥佛人的包容和理解。他对自己的事业非常热爱，知识渊博，富于智慧，又温厚诚恳。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将来要到中国工作，体验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像许多哈佛学生一样，他的人生蓝图得以实现。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表现在乔对人生伴侣的选择上，乔的妻子小梁，是一位长于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更是一位娴淑聪慧，风度优雅的年轻女性。他们的幼子小安德鲁，还在呀呀学语的婴儿阶段，就已经开始对汉语和英语“兼收并蓄”了。
　　乔不仅热爱中国文化，还特别喜欢四川和成都。他觉得成都比北京、上海更有中国味儿，更富于中国传统——他很能欣赏那种富有沧桑感，能体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事物。他对四川的喜爱，甚至延伸到味道浓烈的麻辣川菜。
　　此外，非常重要的另一点，是乔接触过的中国人很多。我们相信，这有助于他在比较中发现婷儿的长处。我们对婷儿身上长期培养出来的种种素质，抱有信心。
　　能与这样的一位哈佛代表面谈，当然是再理想不过了，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做面谈的事。
　　拉瑞征询了乔的意见。乔听说此事后，立即欣然应允当婷儿的面谈人。一件大事，就这样水到渠成了。接着，拉瑞迅速地把乔的情况和通讯地址告诉了哈佛招生办，哈佛招生办也以最快的速度给乔寄去了面谈所需要的一切材料。接哈佛规定，面谈人只有在看完了要求的材料后，才能进行面谈。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全家只有伸长了脖子，焦急地等待——一根据哈佛招生办的安排，正常情况下，申请哈佛的外国学生们，早在头一年的9月15日，就可以跟世界各地的面谈人约定时间做面谈了、现在，已经迫近2月下旬，哈佛招生委员会投票拍板的日子——3月份，一转眼就会来临，时间还来得及吗？
　　面谈：功到自然成
　　终于，材料寄到了，面谈的日子也跟乔商定了，2月22日，春节过后的大年初八，是一个星期一。
　　当时，我们正赶上单位集资建房搞拆迁。春节一过，就要断水断电，而且，由于春节期间电信局不办理电话移机，婷儿与美国大学的E－mail联系也要中断。于是，婷儿又熬更守夜地完成了此次申报的最后一篇论文，并赶在电话停机前发了出去。然后，婷儿回到我们在学校附近给她税的房子里准备高考的功课。
　　至于这次面谈，可准备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准备工作在十几年来早就完成了。面谈像一道有无穷个解的数学题，无法预测对方会问些什么。可是只要你有深厚的积累，对方决不会看不出来。
　　面谈那天，妈妈把婷儿送到乔工作的地方，便放心地回去忙搬家的事了。
　　三九寒冬，屋外寒风袭人，屋内却是暖意融融。乔和婷儿的面谈，进行了两个小时。乔说的不多，但听得非常专注。有时，他提一两个问题，把谈话引向他感兴趣的方向，然后就让婷儿自由自在地在各种话题中漫游——说学校里的趣事，说以前和近来的各种感受，说想法，说打算，也不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苦恼和困惑... 与乔谈话，有一种友善而又亲切的氛围，使婷儿畅所欲言。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
　　两个小时，一晃眼就过去了。面谈结束时，乔说了几句代表他自己看法的话，像他的为人一样率直、诚恳：“我相信，你会对哈佛做出贡献的... 我希望你能被哈佛录取。”
　　这几句话，表明这次面谈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说，面谈使婷儿离哈佛又近了一步。到此为主，申请留学的过程就只剩下等了。
　　婷儿顾不上喘息，又马不停蹄地回校准备高考去了。她一算时间，离上考场还有足足4个月呢！经过了冲刺哈佛的磨练，她对时间和人的潜能都有了新的认识，她觉得完全来得及向北大发起“猛攻”。
　　等待申请结果似乎成了爸爸妈妈的“专利”。
　　尽管对90％以上的申请看来说，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在最后1秒钟之前，谁也不知道招生委员会的幸运之星会闪烁在哪些人的头顶，但至少我们知道，婷儿已经极其出色地做完了她该做的一切，即使失败了，她也可以无愧于心了。
　　况且，许多迹象表明，她大有希望！
　　一个多月后，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婷儿人生历程中的新阶段就此开始。正如拉瑞在祝贺邮件里所说的：你们的女儿将要张开翅膀，飞向新的天空，迎接新的挑战！
　　——带着我们的祝福，也带着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