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就是。”
　　“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妻说，“你觉得我是在给你添麻烦？”
　　“哪里是添麻烦！你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责任。如果说有问题，是在我这方面。所以你不必想那么多。我只是想清理一下思绪。”
　　我挂断电话，开车回店。想必有纪子那以后一直在考虑午饭桌上我们谈的话，考虑我说的话，考虑她自己说的话。这从她的声调中听得出，声调疲惫而困惑。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难受。雨仍在执拗地下着。我让岛本上车。
　　“你不跟什么地方联系一下行么？”我问岛本。
　　她默默地摇头，随后像从羽田回来时那样脸贴窗玻璃盯视窗外。
　　去箱根的路上车很少。我在厚木驶下东名高速，沿小田原厚木公路径直往小田原开去。
　　时速表的指针总在一百三至一百四之间晃来晃去。雨不时加大势头，但毕竟是跑过多少次的路，我记得住途中所有的拐弯和上下坡。驶上高速公路之后，我和岛本差不多没再开口。我用低音量听莫扎特的四重奏，集中精神开车。她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似乎在沉思什么，时而转向我，盯视我的侧脸。给她那么盯视起来，我口中不由干得沙沙直响，不得不连吞唾液使自己保持镇定。

　　“嗳，初君，”她说，这时我们正在国府津一带疾驰，“在店外你不怎么听爵士乐？”
　　“是的，不怎么听，一般听的是古典。”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我把爵士乐算到工作里去了吧，出了店门就想听点别的。除了古典，有时也听摇滚，但爵士乐很少听。”
　　“太太听什么音乐？”
　　“她自己基本不听音乐，我听时才一起听，主动放唱片的时候几乎没有过。估计唱片怎么放都不知道。”
　　她把手伸进磁带盒，拿起几盘细看。其中也有我和女儿一起听的儿歌，如《警犬》和《郁金香》之类，我们在去幼儿园或回来的路上时常随着哼唱。岛本把贴有史努比漫画标签的一盘磁带拿在手上好奇地看了半天。
　　看罢，她又盯视我的侧脸。“初君，”稍顷她开口道，“这么从旁边看你开车，有时很想伸手抓住方向盘猛地打转。那一来怕是要没命的吧？”
　　“笃定呜呼哀哉。时速一百三十公里嘛。”
　　“不愿意和我一块儿死？”
　　“那可算不上光明正大的死法。”我笑道，“再说唱片还没听呢。我们是来听唱片的吧？”
　　“别怕，不会那么做的。”她说，“不过是一闪之念，时不时地。”
　　虽是十月初，但箱根的夜晚还是相当凉的。到得别墅，我打开灯，打开客厅的煤气取暖炉，从餐具橱里拿出白兰地杯和白兰地。一会儿房间暖和了，两人便像过去那样并坐在沙发上，把纳特·“金”·科尔的唱片放在唱机盘上。炉火烧得正红，火光映在白兰地酒杯上。

　　岛本把双腿提上沙发，折迭在臀下坐着，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放在膝头，一如往日。那时的她恐怕是不大想给人看见腿的，而作为习惯，即使在动手术治好了腿的现在也还保留着。纳特·“金”·科尔唱起《国境以南》，实在是久违了。
　　“说实话，从小听这首歌就觉得奇怪：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呢？”我说。
　　“我也是。”岛本应道，“长大以后看了英文歌词，不禁大失所望，不过是墨西哥一首歌曲罢了。原以为国境以南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呢。”
　　“比如说有什么？”
　　岛本抬手把头发撩到脑后轻轻挽起。“不知道啊。该是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吧。”
　　“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我说，“能吃不成？”
　　岛本笑了，隐隐现出嘴里洁白的牙齿。“大概不能吃吧，我想。”
　　“能摸？”
　　“我想大概能摸。”
　　“大概好像太多了。”我说。

　　“那里是大概多的国家嘛。”
　　我伸出手，触摸她放在沙发背的手指。实在好久没碰她的身体了，在从小松机场飞往羽田机场的飞机上碰过，打那以后这是第一次。一摸她的手指，她略微扬脸看我一眼，又马上低下头去。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她说。
　　“什么呀，太阳以西？”
　　“有那样的地方。”她说，“听说过西伯利亚臆病么？”
　　“不晓得。”
　　“以前从哪本书上看过，初中时候吧。什么书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住在西伯利亚的农夫患的病。喏，想象一下：你是农夫，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荒原，每天每天都在地里耕作，举目四望一无所见。北边是北边的地平线，东边是东边的地平线，南边是南边的地平线，西边是西边的地平线，别无他物。每天早上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你就到田里干活；太阳正对头顶时，你收工吃午饭；太阳落入西边的地平线时，你回家睡觉。”
　　“听起来同在青山左近经营酒吧的人生模式大不相同嘛。”
　　“是的吧，”她微微一笑，稍稍歪了歪头，“是大不相同吧。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是这样。”
　　“可西伯利亚冬天能耕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