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那年我结了婚。暑假一个人外出旅行时遇上了她。她比我小五岁。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时突然下起急雨，跑去避雨的地方正好有她和她的女友。三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心情也因此得以放松，于是在天南海北的闲聊中要好起来。如果天不下雨或当时我带伞（那是可能的，因为离开旅馆时我犹豫了半天，不知该不该带伞），那么就不会碰上她了。而若碰不上她，恐怕我现在都将在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晚上一个人背靠宿舍墙壁自言自语地喝酒。
　　每次想到这里，我都认识到这样一点：其实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可能性中生存。
　　我和有纪子（她的名字）可谓一见倾心。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要漂亮得多，但吸引我的是有纪子，而且是不容分说的势不可挡的吸引。一种久违的吸引力。她也住在东京，旅行归来后也见了几次，越见越喜欢她。相对说来，她长相一般，至少不属于走到哪都有男人上前搭话那一类型。但我从她的长相中明确感受到了“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我中意她的相貌，每次见面都注视好大一会儿，强烈地爱着其中流露出的什么。
　　“那么定定地看什么呢？”她问我。
　　“你长得漂亮嘛！”我说。
　　“说这样的话的，你是头一个。”
　　“只有我才明白啊，”我说，“我是明白的。”
　　起初她怎么也不相信，但不久便相信了。
　　每次见面，两人都找安静去处说很多话。对她我什么都能畅所欲言。和她在一起，我得以深深感受到十多年来自己连续失却的东西的份量。我几乎白白耗掉了那许多岁月。不过为时不晚，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抓紧时间多少挽回一点。每次抱她，我都能感到令人怀念的心颤，而分别以后，便觉得十分无助和寂寥。孤独开始伤害我，沉默让我焦躁不安。连续交往三个月后，我向她求婚了，那天距我三十岁生日只差一个星期。
　　她父亲是一家中坚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一个十分意味深长的人物。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但工作方面十分能干，又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有的问题其看法过于偏执，令我实难苟同，不过又不能不佩服其某种特有的洞察力——遇上此类人物我生来还是头一遭。虽说他乘坐配有驾驶员的梅赛德斯，但不怎么有盛气凌人的地方。我找上门，说要同其千金结婚。
　　“双方都已不是小孩了，既然互相喜欢，结就结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在世人眼里，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公司的一个不起眼的职员，但对于他这似乎无关紧要。
　　有纪子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准备继承父业，在公司里当副总经理。人诚然不坏，但同其父相比，总好像缺少份量。三姐弟中正在读大学的妹妹最为外向和新潮，习惯对人发号施令，以致我心想由她继承父业岂不更合适。
　　婚后过了大约半年，岳父把我叫去，问我打不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原来他已从妻口中得知我不大中意教科书出版社的工作。

　　“辞掉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问题是往下干什么。”
　　“不想在我的公司干？工作是辛苦点儿，工资可是不错的哟！”
　　“我的确不适合编教科书，不过建筑业恐怕更不适合。”我说，“受您邀请自然非常高兴，可是做自己不适合的工作，其结果是给您添麻烦的，我想。”
　　“那倒也是。不适合的事不能硬干。”岳父说。看样子他早已料到我会这样回答。当时两人正喝着酒。由于长子差不多滴酒不沾，所以他经常与我同饮。“对了，公司在青山有一栋楼。眼下正在建，下个月基本能竣工。位置不错，建筑物也不错。现在看起来是靠里一些，将来会有发展。愿意的话，不妨做点买卖。因为是公司所有，房租和定金自然按行情收取。不过如果你真想干，钱多少都可以借给。”
　　我就此想了一会儿。提议不坏。
　　这样，我在那座楼的地下开了一家放爵士乐的够档次的酒吧。学生时代我一直在那种酒吧里打工，大致上的经营诀窍还是心中有数的。例如拿出怎样的酒食、将客人定位在哪一层次啦，播放怎样的音乐啦，什么样的装修合适啦，基本图像都已装在脑子里。装修工程全部由妻的父亲承担。他领来一流设计师和一流专业装修人员，以就行情来说相当便宜的工钱叫他们做得相当考究。效果确实不俗。
　　酒吧很兴旺，兴旺得远远超出预想。两年后在青山另开了一家。这个规模大，带钢琴三重奏乐队。时间花了不少，资金投入很多，但店办得相当有生机，客人也来得频繁。这么着，我总算喘过一口气，总算抓住别人给的机会办成了一件事。这时候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开始阶段我也进吧台调制鸡尾酒，后来开到两家，便再没有那样的工夫了，转而专门负责经营管理：洽谈进货，确保人手，记账，注意凡事不出差错。我想出了种种方案，并及时付诸实施，食谱也由自己多方改进。以前我没有意识到——看来自己很适合干这个活计。我喜欢做什么东西从零开始，喜欢将做出来的东西花时间认真改良。那里是我的店，是我的天地。而在教科书公司审稿期间，我绝对不曾品尝到这种快乐。
　　白天处理好各样杂务，晚间就在两家店里转。在吧台品尝鸡尾酒，观察顾客反应，检查员工的工作情况，听音乐。虽然每月要偿还岳父借款，但收入仍相当可观。我们在青山买了三室一厅，买了宝马320。有了第二个小孩，也是女孩儿。我成了两个女儿的父亲。
　　三十六岁的时候，我在箱根拥有了一座小别墅。妻子为自己购物和小孩儿出行方便，买了一辆红色的切诺基吉普。两家店效益都相当不错，满可以用那些钱来开第三家，但我无意增加店数。店增加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照看得那么细，光是管理恐怕都要把我搞得筋疲力尽。而且，我不愿意为工作牺牲自己更多的时间。就此同妻的父亲商量时，他劝我把剩余资金投入股市和不动产，那样不费事也不费时间。我说无论股市还是不动产自己都可谓一窍不通。“具体的交给我好了，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不会有错，这方面我有一整套操作方法的。”于是我按他说的投资，结果短时间内便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回报。

　　“如何，明白了吧？”岳父说，“事物自有其操作方法。若是当什么公司职员，一百年也别想这么顺当。成功需要幸运，脑袋必须好使，理所当然。不过光这个不够，首先要有资金。没有充足的资金，什么都无从提起。但比这更要紧的是掌握操作方法。不懂操作方法，其他的就算一应俱全，也什么地方都到达不了。”
　　“是啊。”我说。我很清楚岳父的意思。他所说的操作方法，指的是迄今为止构筑的体系——把握有效的信息，编织人事关系网，投资，提高经济效益，便是这样一种复杂而牢靠的体系。由此获得的钱再巧妙地钻过五花八门的法律网和纳税网，或改换名目变更形式使其增值。他要告诉我的就是如此体系的存在。
　　的确，如果不碰上岳父，恐怕我现在仍在编教科书，仍住在西荻洼那个不怎么样的公寓里，仍开着那辆引擎失灵的半旧皇冠。我想我确实在现有的条件下干得有声有色，短时间内便使两家店走上正轨，雇用了三十多名员工，取得了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的效益，连税务顾问都为之赞叹。店的声誉也不错。话虽这么说，这个程度头脑的人世上任凭多少都有。这点名堂，即使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也都能鼓捣出来。离开岳父的资金及其操作方法，凭我自己恐怕一事无成。这么一想，心里不能不生出一丝不快，就好像自己一个人通过邪门外道、使用不公平手段而占了便宜。毕竟我们是经历过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风起云涌的校园斗争的一代，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们都是从那一时代活过来的。极为笼统地说来，我们是生吞活剥了战后一度风行的理想主义而对更为发达、更为复杂、更为练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唱反调的一代人。然而我现在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了由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所统领的世界。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这一世界连头带尾吞了进去。在手握宝马方向盘、耳听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我这个人究竟到何处为止是真正的自己，从哪里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盘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可以说我还是过着大体幸福的生活的，我想。能够称为不满的东西在我是没有的。我爱妻子。有纪子是个稳重的做事考虑周全的女性。生孩子后多少开始发胖，减肥和健身成了她心目中的重要事项。但我依然觉得她漂亮，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同她睡。她身上有某种抚慰我安顿我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重返二三十岁期间寂寞孤独的生活。这里是我的场所，在这里我能得到爱、得到保护，同时我也爱妻女保护妻女。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是始料末及的发现——原来自已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干下去的。
　　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
　　妻子怀孕期间，我有过几次轻度的婚外性关系，但都适可而止，时间也都不长。每个人我只和她睡一两次，最多三次。坦率地说，甚至明确的偷情意识我都不具有。我所寻求是“同什么人睡觉”这一行为本身，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们想必也是同样。为避免过分深入，我慎重地选择对象。那时我大概是想通过和她们睡觉而尝试什么，看自己能从她们身上发现什么，她们能从我身上发现什么。
　　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不久，我接到老家转来的一张明信片，内容是通知参加葬礼。上面写着一个女子的姓名，她死于三十六岁。邮戳是名古屋。名古屋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想了半天，想起这女子原来是住在京都的泉的表姐。她的名字早已忘了，其父母家是名古屋。
　　不言而喻，寄来明信片的是泉。除了她没有人会向我寄这东西。泉何苦寄这样的通知呢？一开始我感到费解。但拿着明信片看了几次，我从中读出了她僵冷的感情。泉没有忘记我做的事，也没有原谅。她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于是寄来了这张明信片。想必泉现在不很幸福，直感这样告诉我。若很幸福，她不至于往我这里寄这种明信片，即使寄也会写一句附言什么的。
　　之后我想起泉的表姐，想她的房间和她的肉体，想两人大动干戈的场面。那一切曾经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却了无踪影，如随风吹散的烟。猜不出她是怎么死的，三十六不是一个人自然死亡的年龄。她的姓氏没有变——或未婚，或结过离了。
　　把泉的情况告诉我的是一个高中同学。他从《布鲁斯》杂志的“东京酒吧指南”特集上看到我的照片，得知我在青山经营酒吧。他走到吧台我坐的地方，说道“好久不见了，还好吧”。不过他并非专门来看我的，是和同事前来喝酒。正巧我在，于是过来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