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
　　第一章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皮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皮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呢？成立时是十六个人，活动的全盛时期是四十五人。对于任何一个最偏远的省份的契卡机关说来，这都是一个可笑的数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监狱”里，二月革命发现了多少政治犯？（应当记住，“剥夺者”、抢劫者、政治杀人犯当时也列为政治犯。）什么地方是存着所有这些数字的。大约，单在一座克列斯特监狱就关着五十多名这类犯人，还有施吕瑟尔堡的六十三名，还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和苦役场所回来的几百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心监狱释放了约两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监狱里都还蹲着一些他们这样的人呢！不过想知道有多少呢？请看摘自当地态度激烈的报纸的唐波夫省的数字。二月革命打开了唐波夫监狱的牢门以后，在里面发现了政治犯……七人。在伊尔库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无需我们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从二月到七月没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后坐牢的也寥寥无几，条件也极为宽松。）
　　然而这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首届苏维埃政府是个联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员部不得不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司法人民委员部便不幸落到了他们手中。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办事，差点没把我国的刑罚制度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它做出畸轻的判决，对于先进的强劳原则几乎是拒不实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要求增加监禁场所的数量和强化刑事镇压，五月，他转入具体的指导，指示：对受贿者必须判处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强迫劳动，总共二十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最初可能使人觉得悲观：莫非二十年以后仍旧需要强迫劳动吗？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强劳原来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会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仍是沙皇时代的原班人马，派去的新人只有监狱政委。厚脸皮的狱吏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监狱职工会”）并在监狱行政管理方面实行了选举制！犯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实行了内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应吸引犯人参加自管自监。）囚徒的这种自由群居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进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不利于从俄罗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监狱教堂没有封闭，我们苏维埃的囚犯们每逢礼拜天都高高兴兴地往那里跑，哪怕是为了散散心，那将成何体统！）
　　自然，尽管是沙皇时代的狱吏，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并不全是废物。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门对于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十分重要的专业。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从监狱管理人员中挑选那些沙俄监狱的积习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顽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别？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来完成新任务（比方，凡能干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话“是，长官！”，“不，长官！”或能迅速地开锁的人都合格，是吗？）的分子”。至于监狱建筑物、囚室、铁窗和门锁，虽然表面上还是原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都获得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崇高的革命意义。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个法院还是按照惯性习惯，在判决书上一味地写什么“入狱”、“入狱”之类的词句。这就延缓了在监狱领域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进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发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义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其实是重要性不亚于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场政变。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由此得来“苏维埃政权”的名号。但是这个政权的成分还十分浑浊，因为其中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尽管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派，但在几届（第二、三、四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却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等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因而全俄中执委还带有极不健康的“社会主义议会”的性质。一九一八年的头几个月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果断措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或被开除出全俄中执委（是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决议，此可谓别具一格的议会程序），或者干脆被取消了入选的资格。在议会中还占据着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个异党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了。但是摆脱他们的时刻也已经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们一个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这样一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政权（按传统仍称为“苏维埃政权”）便再也不会违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志，并且从此便具备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只是从这个历史性的日子起，旧型监狱机器的改造、群岛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着手进行。
　　至于这项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确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已经指出，生产劳动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当然，许久以后维辛斯基做了解释，“这不是那种使人心智枯竭的劳动”，而是“魔术师（！）般的劳动，它能把空虚和渺小的人们变成英雄。”为什么我们的犯人不应该在囚室里闲聊天或者翻书本而应当去劳动呢？那是因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是不能容许被迫的游手好闲的，是不能容许“强迫寄生”的。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寄生性的制度之下，例如在施吕瑟尔堡里。如果让囚犯们过这样的闲散生活，那就直接违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宪法规定的苏维埃共和国劳动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让犯人参加劳动，这些人的口粮就会按照宪法的规定被剥夺。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惩治局《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由布尔什维克主持。一成立，马上就把当时的犯人摸去劳动（“开始组织生产劳动”）。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这个作法还是在七月政变之后，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剥夺自由暂行条令》。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为止，这个条令一直有效。“凡被剥夺自由并具有劳动能力者，必须从事强制性体力劳动。”
　　劳改营的出现，群岛的诞生可以说正是从这个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后九个月）的条令开始的。（有谁会责怪它是早产儿吗？）
　　在第七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再次说明了对犯人实行强迫劳动的必要性（其实这时用不着说明已经很清楚了）：“劳动是抵制犯人彼此间无休止交谈的……腐蚀作用的最好方法。有经验的犯人正是利用这种交谈对新手进行教唆。”
　　紧接着发动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于是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又发出号召：“必须使（犯人）养成共产主义的、集体的劳动习惯。”这么说，连强制性质的劳动营里也要贯彻“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精神了。
　　那个匆忙的时代就是这样地一下子提出成堆的任务，叫人几十年也理不出个头绪。
　　劳改政策的原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写进了新党纲（一九一九年三月）。而劳改营网在苏俄境内的设置在时间上是与最早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完全一致的。全俄中执委关于强迫劳动的几个决议的通过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七日产决议规定：（省肃委）必须在每一省会（视当地条件，可设在城内或修道院内，也可设在近郊庄园内）和某些县份（暂不规定在一切县份）建立强劳营地。每一营地的容纳量不得少于三百人（为了可以靠犯人的劳动收回警卫和行政管理的费用）并应归属省惩治处管辖。
　　然而强迫劳动营仍然不是俄罗斯联邦境内最早的营地。读者在革命法庭判决书（第一部第八章）里已经几次见到“集中营”这个字眼。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是我们的笔误？认为我们轻率地使用着后来才出现的术语？不对。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卡普兰行刺的前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打给叶甫盖尼亚-博什（整个平扎省的命运当时都托付给了——由中央和肃委——这个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女人。）和平扎省执委会的电报里写到；“将可疑分子（不是“犯罪分子”，而是“可疑分子！”——作者注）关人城外的集中营。”（此外还有“……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这还是在颁布《红色恐怖法令》之前。）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在上述电报发出十天之后，颁布了由彼得罗夫斯基、库尔斯基和邦奇-布鲁耶维奇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红色恐怖法令》。除了大批处决以外，法令还特别提到：“采用集中营隔离方法使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的危害。”
　　原来集中营这个术语就是在这里发明的，并且立即得到了沿用和固定。这是一个后来在国际上大为流行的二十世纪的主要术语。它出现的时间原来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八、九月。这个字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使用过。但是只和战俘以及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有关。在这里它第一次用到了本国公民身上。词意的转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战俘集中营不是监狱，而是对这些人必要的预防性集中。现在所要做的不正是对本国人实行法律之外的预防性集中吗？列宁的灵活的头脑只需想象到围在一群未经判罪的人们四周的铁丝网，顺便就能找出一个需要的字眼——集中。
　　不过革命军事法庭的头头也正是这样写的：“集中营的监禁具有隔离战俘的性质。”这就是坦白地说：拿他们当做抓来的俘虏，具有战争行为的全部特征——只不过是对本国人民的罢了。
　　如果说，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强迫劳动营属于一般监禁场所，那么，集中营就决非“一般场所”了。它是直属契卡管辖的关押特殊敌对分子和人质的地方一固然，后来关进集中营的，也有一些是经过了革命法庭审判的；但是源源不绝地送进来的不是被判了刑的人，而只是根根敌对性特征抓耒的。从集中营逃亡，刑期增加（同样是不经过法庭的）十倍！（要知道当时叫得很响的口号是：“十人为一人！”“百人为一人！”。）因而，如果什么人原来的刑期是五年，逃跑后被捉住，刑期便自动延长到一九六八年。从集中营再次逃亡，按规定应枪毙（这一条当然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的）。
　　在乌克兰建立集中营的时间比较晚，是从一九二O年才开始的。
　　但是营地的根子埋藏得比这还要深，还要深，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们的地点和痕迹。大部分最早的集中营内的情况，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根据那些营中最后的幸存者的一些证词抢救出一点材料。
　　那时，当局惯于把集中营设在修道院里面：那里有牢固严密的围墙，坚实的房舍，而且都是闲置不用的（修道上不算人，随时可以撵出去）。所以莫斯科的集中营设在安德隆尼克；诺沃斯帕斯克、伊万诺夫等修道院。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彼得格勒《红色日报》的一则消息报道说，第一座集中营“将设在下诺夫戈罗德市的一座闲置的修道院里……预计初期将遣送五千人去下诺夫戈罗德集中营”（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在梁赞市，集中营也是设置在以前的女修道院（喀山修道院）里。关于这个集中营我听到以下情况。关在那里面的有商人、神甫、“战俘”（旧军官而未在红军中服役的，抓起来以后称为“战俘”）。但还有一些不知该属哪一类的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叶-夫也进去了）。营里有织布、缝纫、制靴等车间以及“一般劳动”（一九二一年已经这样称呼了）。犯人还进城去完成修缮和建筑等工作。他们上下工都有人押送，但是个别的工匠是不用押送的，按不同的工种单独放他们出去干活计。老百姓在家里用好吃的东西款待这些人。梁赞市民对待这些“剥夺分子”（他们的正式名称是“被剥夺自由分子”，而不是犯人）深抱同情，这些人的行列经过的时候，纷纷给他们施舍（面包皮干、煮熟的甜菜根、土豆）。押解队也不阻拦他们接受施舍。“剥夺分子”们把得来的东西在他们内部均分。（这些举动哪一样都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有的“剥夺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专业的单位里（叶-夫被安排在铁路系统），这是最走运的，他们能领到在城里来往的通行证（晚上回营睡觉）。
　　营里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面包皮（完成了生产定额，再加半磅），早晚是白开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那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
　　点缀营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细的告密（以及根据告密而实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剧团和合唱团。“剥夺分子”们在原来澳贵族俱乐部大厅里为梁赞居民举行音乐会，他们的管乐队在市里的花园里演奏。“剥夺分子”们和当地居民越来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候，当局开始把“战俘”遣送到“北方特种营”去。
　　集中营所以缺乏牢靠性和严峻性，其教训就在于它是处在平民生活的包皮围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种营的必要（集中营于一九二二年废除）。
　　这是营地黎明时的曙光，它值得我们对它每一种色调的变幻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两支劳动兵团，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被勉强留在其中的士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劳动营在俄罗斯联邦结构中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此举而逐渐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罗斯联邦共有八十四个劳动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如果相信官方的统计（尽管这些数字也是保密的），在这些劳动营里一共拘禁着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还有二万四千四百名“国内战争的俘虏”。以上两个数字，特别是后者，看来都是缩小了的。然而如果考虑到，由于采用了所谓“减轻监狱负担”、凿沉驳船以及别的大规模消灭被拘禁人员的办法，使统计数字多次地从零开始，这些数字也可能是准确的。所有的缺额后来都得到补充。
　　早期的劳动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说来，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里面关过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那里的情形：任何证据都没有。文艺作品、回忆录讲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提处决和监狱，却根本没有描写劳动营的。你从字里行间、从言外之意里都看不出关于劳动营的一点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错的。这些营地在哪里？叫什么名称？是什么样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条令有一个决定性的（所有法学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丝毫没有谈到犯人的阶级区分。也就是说，没有提出对某一类犯人应当给予较好的待遇，而对另一类应当给予较差的待遇。但是它规定了劳动制度，这是我们想象营中情况的唯一依据。工作目规定为八小时。可是，由于事情新鲜，以致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于犯人的任何劳动，除营内勤务外，都按照相应工会的计件工资表付给……（骇人听闻！难以下笔！）百分之百的报酬！（按照宪法强迫你干活，也按宪法付给你报酬，还有什么话说？）诚然，从工资里扣除了劳动营维持费和警卫队的工资。“表现好的”受优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里，只到营地来上工。对“劳动特别积极的”，答应可以提前释放。但是总的说来，对管理制度没有做出详细的指示，实际是由各劳动营各行其是。“在建设新政权的时期并鉴于各监禁场所异常拥挤的状况，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因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减轻监狱的负担方面。”读这些话，就像是读一段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马上就会冒出好些问题：那些倒霉的监狱到底怎么啦？“我们的监狱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监禁都变成一种折磨。”这种拥挤不堪的现象的社会原因何在？“减轻负担”——是该理解为枪毙呢还是分散到各劳动营？“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问题”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司法人民委员部没有时间保护犯人不受地方劳动营长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只能这样理解呢？没有管理制度的细则，那么，在凭“革命的法律意识”办事的年代，每一个劳动营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学？
　　根据一些简略的统计数字（全是从同一本《文集》里摘出来的），我们得知：劳动营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九年在手工业作坊里劳动的犯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俄联邦全部监禁场所的负责人叶-希尔文特同志向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监狱——劳改系统一九二二年情况的进一步的资料。人民司法委员部和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所有监禁场所在这一年第一次合并为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交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个翅膀下面已经有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禁场所，他仍不嫌过饱似地想把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来。）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下辖三百三十处监禁场所，剥夺自由者总人数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监禁场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这同一本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起，关押人数从来没有少于十五万，有时候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监禁场所人口数变得越来越稳定”（第十页），“列为革命法庭审判对象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第十三页）。而在不久前发生人民骚动的地区——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亚，顿河两岸，北高加索，侦查中人数占被监禁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这证明着劳改营发展的良好远景。

　　一九二二年归监禁场所总局系统管辖的有：劳动感化院（即服刑监狱），关押所（即侦查监狱），递解、检疫、隔离监狱（奥廖尔监狱“无力容纳所有难以改造的犯人”，恢复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荣地敞开了牢门的“克列斯特”监狱），劳改农场（刨灌木丛和树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劳动院以及集中营。可谓发达的惩治事业！在监狱里，“每五个定员空位需要安排六个多人，并且有许多这样的院所，那里一个定员空位要容纳三个以上的人员”（第八页）。
　　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监狱和劳动营）的状况：它们破烂不堪，以至连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不能满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楼甚至整个感化院所都不得不关闭”（第十七页）。关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监禁场所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被监禁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粮。”“从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转入了地方预算，监禁场所的物质状况应当认为几乎是灾难性的”（第二页），各地省执委甚至不肯发给被监禁人员足额的口粮。年初国家计委拨给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监禁人员十万人的口粮，伙食标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发（四分之三的被监禁者获得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个全国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对全部监禁场所的口粮供应。“被监禁人员在饿肚子”（第四十一页）。
　　国家很想，很想有群岛，只是没东西给它吃！
　　劳动报酬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物资供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第四十二页）。“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不能不反映在警卫工作上。“大多数看守人员直截了当地逃离工作岗位，有些做投机买卖，跟被监禁人员进行交易”（第三页）——此外还会盘剥他们多少！“工作人员被饥饿驱使的职务犯罪事件激增”。许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个院长和一个看管人员”（可以想象是多么没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监禁人员担任看管”。
　　不把这个正在死绝的群岛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来，这必须具有怎样的捷尔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对共产主义惩罚事业的信心啊！
　　结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经是晴朗的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开始（而距个人迷信时期还相当遥远），拘禁的人数为：三百三十五座劳动营内共有被剥夺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内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关押所和监狱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处劳改农场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号。
　　而这一切还没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算在内！多叫人高兴的增长！灰心丧气分子们丢脸了。党又对了：被监禁者不仅没有死掉，人数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监禁场所还超过了一倍，并没有垮掉。
　　还有一项关于劳动营内过度拥挤现象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犯人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营组建的速度）。第一百个定员空位的实际容纳量，一九二四年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卢亲自在里面蹲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个空位需要容纳一点七七个犯人，营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包皮括板铺上的空位、食堂里的饭钵以及营里发的棉背心之类的东西）。
　　通过劳改营系统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世界各国的“监狱拜物教”发动的一场勇敢的“斗争”，其中也包皮括对除了监狱之外什么新鲜玩艺儿也没有想出来的早先的俄国。（“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沙皇政府带着某种特别刻毒的虐待狂发展着它的监狱系统。”）
　　尽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岛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劳动营。那几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闭型的监禁场所。以后也没有减少。克雷连科在一九二四年的报告里要求增加特种隔离所的数量，以便关押非劳动者和劳动者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克雷连科本人后来也显然变成了这种分子。）他的这种提法一字不改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
　　在跨入“建设时期”的时候（意思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劳动营的作用……（您以为呢？现在，当取得了所有的胜利之后，该如何呢？）……在日益增强——用以对付最危险的敌对分子，暗害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宣传活动。”
　　总之，群岛不会沉到海底去的，群岛将会存在！
　　任何群岛的造岛过程都是这样，先是某些支撑地层发生某些看不见的移动，后来在我们眼前才出现地面的景观。在我们的群岛的形成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我们的智力几乎不能理解的极为重要的变动和改换名称。最初是创世时期的混乱状态：监禁场所由三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捷尔任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罗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员部（库尔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有时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马上成立的），有时是强迫劳动管理总局，有时又是监狱管理总局。司法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是监狱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后来是中央惩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面是各省的惩治处，甚至还有各省处召开的代表大会（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后改成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央劳动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说，这种多头领导对于惩改事业是没有好处的。捷尔任斯基致力于实现统一管理。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全俄契卡的结合。捷尔任斯基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内务人民委员。到了一九二二年，他达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把全部监禁场所统统移交给他的内务人员委员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劳动营的警卫系统也与此平行地进行着改组。最早是共和国对内警卫部队，后来是内勤部队。一九一九年它与全俄肃委兵团合并，捷尔任斯基兼任这支部队的军委主席。（尽管这样，直到一九二四年，有关逃亡事件的频繁，有关工作人员纪律废弛的状况，如酗酒、玩忽职守、只拿钱不办事之类，仍听到不少批评）到一九二四年六月才依照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法令，在押解警卫部队里实行了军事纪律，由海军人民委员部给这支部队补充了兵员。
　　与此同时，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中央指纹登记局和中央役犬及警犬繁育场。
　　在此期间，苏联监狱管理总局改称为苏联劳改机关管理总局，不久以后又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属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该局的局长同时担任苏联押解警卫部队的司令员。
　　这里面包皮含着多少大动荡啊！牵涉到多少处的楼梯、办公室、哨兵、通行证、印章、招牌啊！
　　监狱管理总局之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就是我们今天的古拉格（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