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到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时”他又指着一个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
　　“你玩我让你。”大脸盘男人说。
　　“不不，不玩。”我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你怎么啦？”刘会元问我，“你那样儿就像刚从茅坑爬出来。”
　　“我可能，”我往沙发上一倒。“我他妈一些能成了杀人嫌疑犯。”
　　吴胖子把烟从嘴上拿开，看看牌又看看我：“那你太幸福了，你用什么招儿把自己弄成了这个重要人物？”
　　“别装着受了重视的样。”另一个人笑着说，“留着你那二两肉吧，你再舍得自己也没人要你。”
　　我笑：“跟你们这帮傻×真没什么好说。”
　　“我们跟傻×也没什么好说的。”大伙儿笑。“不定怎么回事呢，准是自己挂着空档顶风走了八里路使足劲抡了个空。”
　　“噢，有两个人找你在隔壁屋。”刘会元说，“不是警察，估摸是‘明松’差来了那对宝贝儿，你不接人家，人自个杀来了。”
　　“你快去吧。”吴胖子说，“新娘棒极了，嫩得就象刚抠出来的蛤蜊肉。”
　　“别来这套。”我笑着站起来时我知道准没戏，要不你早苍蝇似跟踪上去还在这儿坐着玩牌？“
　　我来到隔壁屋，那对新人忙站起来，倒还不是邋遢人，都有点南方式的细致，只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显得人有点傻，假装绅士。我和他们打哈哈，说我昨天去接他们的路上忽然晕倒了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急救。我有癫痫病，什么时候发作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很抱歉晒了他们干儿。男的说，没关系的。他们已经听打牌的那帮人说我犯病木他们不介意。他和明松是很好朋友，所以明松介绍他们来找我说我也是他的好朋友，没说的还带了二斤月饼给我尝尝。我正饿拿起月饼就吃，一边问他们明松好，可否发了财，他和他媳妇离了没有，孩子判给了谁。男的说明松很好，没有发财，他媳妇没跟他离，因为他们一直说结婚一直却没结，至于孩子你看见的可能是他弟弟。明松有个很小的弟弟，他从没养过成了人模样的孩子，他女友倒是做过几次流产。我咳嗽了一阵儿，说管他有孩子跟我也没关系，爱谁谁不是一个人也没关系。你们既然大老远来了无亲无故和就是你们的亲人。你说吧，你在要干什么！男的结巴起来说，他什么也不想干就想玩玩。昨天在车站没见着我，他们就到女的一个亲戚家里借了一晚上宿。那人家里地方很小一间屋半间炕。炕让给他们俩睡那人就在地上站了一夜，很不好意思很过意不去“。知道了。我说你要参观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我弄不着票。你们要想自个找个住的地方那太容易了，就在我家住吧！不管饭，打滚可以敞开儿打。男人女人眉开眼笑剥开一埂糖用手喂给我。咱别这样，这算怎么回事！什么礼节我不习惯受之有愧！打小就没被人宠过，你冷不丁这么热情我容易当成你要害我。糖没毒，我发誓这是喜糖从今往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我很乐意交你这个朋友，都是年轻人相处得来。以后我们那边有事一句话。

　　“得嘞。”我挣脱出身子对那二位说，“你们那位朋友住哪儿？
　　你们今晚就搬过来吧。“那二位又拉了阵呱儿笑眯眯地走了。
　　我回到牌的屋里坐下傻笑着发愣，脑子短路忘了自己刚才盘算着要干什么。我问那几位爷，“我刚才要干嘛来着？”他们围着“中段”喷出种种龌龊想头“单手扶墙”之类。我笑着脑筋一想起要给个人打电话。电话玲响了半天，一个女人拿起电话问我是哪儿？我说是公安局。她说许逊在班上，电话怎么打家里来了。我挂了电话又往公安局打，值班的问我是哪儿？我说是许逊家里。许逊来接电话，听出是我立即叫我把电话挂了：“我现在忙，一会儿给你打回去。”过了片刻，许逊的电话打了回来，他显然换了部电话，声音又小又模糊。
　　他告诉我在电话里他什么也不能对我讲，让我明天一早去他家一趟，什么人也别带。“
　　“有这么严重？”我还想开玩笑，他却立即把电话挂了。
　　可能我脸上显出那么点郁郁寡欢，玩牌的那几位都拿眼睛睃我。刘会元边出牌边问我：“怎么啦，什么事不痛快？”
　　“没事。”我挤出些笑说，“我自个跟自个过不去。”
　　“有什么事跟哥几个说说，”吴胖子叨着烟看着自己的牌说，“别闷着，越闷越糟。”
　　“真的没事。风事我也不当是事，咱谁呀？”
　　“不爱说，咱也别打听了。”刘会元挡住又要开口的吴胖子。“咱们玩咱们的。”
　　这时门上一阵响，我的脸登时白了。玩牌的几个看见我的脸色不禁面面相觑，问我是谁？
　　“不知道。”我说。
　　“不会是别人。肯定那俩宝贝儿又杀了回来。”
　　刘会元摔掉牌去开门，随着一阵喧哗，那对男女拎着大小箱包皮满面红扑扑地出现在屋门口：“我们搬来了。”
　　“来就来呗，弄那么大动静干吗。”然后我笑，站起来指点给他们住的屋。“那间屋暖和，怎么景也作不下病。”
　　“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的堂表姐李江云，昨天我们就是在她那里住的。”
　　“真漂亮。”我看着跟进来的那位端庄娴雅的女子说，“我要是你，我就宁肯跟她挤不般这儿来。”
　　“他们很爱开玩笑的。”男的笑着说，“特风趣。”
　　“啊，这号人我见的比你多。”李江云微笑着说，“我们这儿所谓遍地都是。你安顿好了我就回去了，再有事再来找我。”
　　“我有事去找你行么？”
　　“不行。”李江云笑着看着我摇头。
　　“你住哪儿呀？远吗？”刘会元问。
　　“不远，她就住你们隔条马路的院里。”男的说。
　　“那着什么急？坐会儿，认识你也不容易。”我往屋里让李江云，刘会元在门口堵着往里拥。

　　“云姐你还是回去吧。”女的看到这阵势，话里透出几分慌。
　　“她比你安全。”刘会元对女的说，“云姐见过，你人笑得——从容。您留冲自个，甭一个礼拜，就没你们那位原装爷什么事了——您快自个儿坚坚定定的吧。”
　　大家笑。男的女的笑：“没事，大家聊聊，都是哥们儿。”
　　“噢，这种事我们可不论哥们儿，是不是方言？”
　　“没错。”我点点头。“爱谁谁。”
　　李江云落落大方地在大家的簇拥下进了屋，冲那几位扬着脸看她的男人含笑点头。刘会元给吴胖子他们介绍，腾座儿沏茶。
　　“李江云？”吴胖子撂下牌，吸着烟笑呵呵地望着李江云时“不太有名呵，没听说过。”
　　“你是谁呀？”李江云慢条斯理地说，“也属于没法儿让人听说的一类吧。”
　　“你听说过他么？”吴胖子夹烟的手指我。
　　李江云扭脸看我：“他哪年上过公审布告？”“什么公审布告呀。”大家笑。吴胖子说：“我们这哥们儿是作家，你肯定看过他写的书，除了《毛选》中国数他的书印得多。”
　　“真的？”李江云再次扭脸看我，我矜持地垂下眼皮儿点头。
　　“你写过什么书？”新娘问我。
　　“甭说书名了。”吴胖子说，“我告你们他笔名你们就知道了——琼瑶。”
　　这个玩笑的效果总是特好，听过的也会再笑。大家笑我不笑，因为这个玩笑还没完，还有“包皮袱”要跟着抖。
　　“他不但写书还演戏拍电影，好几起。中国不太认，可以洲特有名。”
　　“演的谁呀？”那个傻呼呼的新娘又上了钩。
　　“青年高尔基和青年周树人——留子前的。”
　　“真的？”新娘新郎一起站详我，我抽烟，仰脸作第一像状。
　　“真挺象的。”
　　“他最近推出的新片是和捷克合拍的《鼹鼠的故事》。他演男主角。也是留胡子，以前的。
　　大家一起放声笑。李江云笑着对懵了头的新娘说：“还没明白，他们胡扯呢。”
　　“你结婚了么？”吴胖子一本正经地问李江云。
　　“没有。”李江云笑着看看他，又看看我们，撇了下嘴。
　　“该结了。”吴胖子语重心长。“挺大年细了，就说有几分姿色吧，也没几天了。”
　　“谢谢，我已经了，不用你操心。”李江云笑。
　　“那就更好了。”吴胖子说，“那就该考虑找个性了。婚已经结了，该尽的义务已经尽了，该排除其它顾虑找个光自己喜欢的人了。”
　　“你倒什么话都有的接。”
　　“本党的宗旨一贯是这样，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
　　我尖声笑，笑得从椅子上滑下来单腿跪在地上。别人都看我。李江云对吴胖子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特想入你们的党？”
　　“噢，”这点本党党章早有规定：“不管你是否愿意加入本党，只要本党看你顺眼你就是本党党员——爱谁谁吧。”
　　“瞧他笑的。”李江云看我。“你们是不是可找到开心的人？”

　　“不是不是。”我笑着站起来。“我是想起一个山东快书的段子：当哩个当，当哩个当，你先叫我入你那个党，我就叫你入了我这个党。一个支书对积极要求入党的女群众说的。”
　　说完我又笑成一团。
　　李江云问吴胖子：“好笑吗？”
　　吴胖子摇摇头：“不好笑。”
　　“我怎么觉得挺下流。”李江云说。
　　“那就对了。”吴胖子说，“我们已经提请地方司法部门对他予以刑事拘留处分。”
　　“对这种人这样倒是必要的。”
　　“不不，本党此举完全是下意识的，凡本党党员均要轮流蹲班房——为了活跃党内政治空气。”
　　李江云在我们的笑声中最终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可逆转，聪明地采取了含笑不语的姿态，任由吴胖子等自由表演，对一切不置可否，因而变得无懈可击。后来我们焦躁了，与其进行这种没有反应的谈话，不如自己玩牌，便把她轰走。
　　“你该回了，在这儿呆的太晚不好，我们名声都挺清白的。”
　　“你们一向是打不赢就撵别人走是吗？”她令人钦佩地保持着从容。“你们倒是能审时度势、不费踌躇。”
　　“你太聪明了，而我们不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的女人主题不突出。”
　　“你们无非不就是希望男人全是体操健将，非的全是海绵垫子，任你们驰骋。”
　　“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
　　“走吧走吧。”我拿起李江云的围巾手套塞到她手里。“别再废话了。我们都是急性子，无利不起早，讲究的是空手套白狼。”
　　“走啦。”李江云穿戴好了，看我们一眼，似笑非笑地一路出去。
　　“别生气，只当咱们这辈子没见过面。”我关上门回来对那对还惶惶傻坐着的男女说，“你们也睡去吧，反正咱们也不睡在一起，别等了。”
　　“其实那老姑娘不错。”那对男女出去后，刘会元说。
　　“是不错，谁让咱爷们儿不喜欢呢？”吴胖子笑眯眯地问我：“哥哥帮你打了半天岔，舒坦点没有？”
　　“舒坦多了。”我笑。
　　我们开始玩牌，一边玩我一边看着书架旁挂钩上持久着的一个银灰色的合成革女式挎包皮，挎包皮上落满灰尘，原本有莹光效果的革面也变得黯淡，这个柔软挎包皮的式样很多年前曾经流行一时。我们都得很浪，一“吊”没有直接吼“百子”，只有我有命，每次都是“艳”底，求什么调什么，一路剃下去，胡打胡有理。这决非好兆头，牌上不落其实地方总要落，这是百试不爽、颠扑不破的规律。那天夜里我接了个电话，电话里是个女人，她对我说一个叫凌瑜的女人不行了，住在医院，她的红斑狼疮已经到了晚期，想见我一面。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凌瑜是谁。电话里的女人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不行。我明天一早就要去伟大国，机票已经买好了，非常抱歉。对方沉默了片刻便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在牌上异乎寻常的好运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