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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过把瘾就死》 - 王朔《过把瘾就死》txt——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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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70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十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溜过,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
  “看这种书干吗?”“没事,看着玩。”“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不喝。”我说。“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蹩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人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皮吃包皮住包皮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0亿,刨去!”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你都不记得了?”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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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俺公爹头戴着红缨子瓜皮小帽、穿着长袍马褂、手捻着佛珠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八成似一个告老还乡的员外郎,九成似一个子孙满堂的老太爷。 [点击阅读]
莫言《生死疲劳》
作者: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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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 [点击阅读]
莫言《红蝗》
作者: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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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天凌晨太阳出土前约有十至十五分钟光景,我行走在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地上。初夏老春,残冬和初春的记忆淡漠。荒地上杂草丛生,草黑绿、结实、枯瘦。轻盈的薄雾迅速消逝着。尽管有雾,但空气还是异常干燥。当一只穿着牛皮凉鞋和另一只穿着羊皮凉鞋的脚无情地践踏着生命力极端顽强的野草时,我在心里思念着一个刚刚打过我两个耳光的女人。 [点击阅读]